孙犁散文集- 第157部分

我的《南史》和《周书》，是光绪年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本，字体并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来字体连成一线，很费目力。清末民初，用这种字体印的书很不少，如《东华录》、《纪事本末》等。这种书，用木板夹起，“文化大革命”中，抄书发还，院中小儿，视为奇观，亦可纪也。

我的《陈书》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百衲本。这种本子在版本学术上很有价值，但读起来并不方便。我的《新五代史》，是刘氏玉海堂的覆宋本，共十二册，印制颇精。

国家标点的二十四史，可谓善本，读起来也方便。因为有了以上那些近似古董的书，后来只买了《魏书》、《辽史》。

发见这种新书，厚重得很，反不及线装书，便利老年人阅读。

这样东拼西凑，我的二十四史，也可以说是百衲本了。

198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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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我的书目书

要购买一些古籍旧书，书目是不可缺少的，虽不能说是指路明灯，总可以增加一点学识，助长一些兴趣。但真正实用的书目，也并不很多。解放初期，我是按照鲁迅先生开给许世瑛的书目，先买了一部木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在天津鬼市上以廉价买的，两函，共十二册。后来又买了四库全书总目，是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共四十册，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在动乱中，我丢失了不少书目书，其中包括印得非常豪华的西谛书目，以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这种很切实用的书。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喜欢这种近于无用之物呢？过了好久，才领悟出来：原来这些书目，是和辞源、各种大词典一类工具书放在一起，抄家时捆在一起运出去了。到了什么地方，一定是有人想要那些辞源、词典，就把捆拆散了。因此那些书目，就堆落在地下，无人收拾，手扔脚踢，就不见了。书籍发还时，我开列了一张遗失书籍单，共近百册，还能是古旧书，颇引起一些人的惊异，问道：你平日记忆力那样坏，为什么对于这些破书，记得如此清楚？执事者倒也客气，回答说：你丢的那些书，我们的书堆里都有，就是上面没有你的图章。我平日买书很多，很少在上面打图章，也很少写上名字，当时好像就有一个想法，书籍这种东西，过眼云烟，以后不知落于谁人之手，何必费这些事呢？后来给我找来一本偶尔印有图章的《贩书偶记》，我一看已经弄得很脏，当场送给了别人，也就不想再去查寻这些书目了。

闲话少说，且说我那一部四库总目，是万有文库本，我还配购了查禁、抽毁、销毁书目。这种万有文库，无论从版式、印刷、纸张、装订上讲，都是既实用，又方便，很好的古籍读本。书籍印刷，正如一切文化现象，并不都是后来居上的，它也是迂回曲折的。至少在目前，就没有这样一种本子：道林纸印，线密装，封皮柔韧，字号行间，都很醒目，我现在用来补救的，是又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影印的大本。姑无论这么一块长城砖头似的书，翻阅极为不便；又因为它是一页之上，分三栏影印，字体细密，亦非老年人轻易所能阅读。

但我还是买了一本，炉存似火，聊胜于无。

总目学术价值很大，但并不是购置旧书的门径书。因为它所采用的版本，已经近于史书的艺文志，现在无从寻觅。其他一些古代公私书目，也是如此。比较实用的，则是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现在归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刷，很易得。我原有一本丢失了，又买了一本。它的好处是在各书的后面，都注明近代的版本。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有这个好处，且更简明。近年更有人辑录小说书目、杂剧书目，对于研究此道者，更为方便。

我有一部清末琉璃厂书肆编印的《书目汇刻》，正续两编，有当时出版的各种丛书的细目，很便查考。另有一部直隶津局运售各省书籍总目，是李鸿章当政时刻印的。据此，可以略知当时各省书局所印的书。还附有上海制造局所印的一些地理、数学、机械、化学方面的书籍目录，反映了当时崇尚新学的特点。并从价目上，可知当时印书用纸的名目，如官堆、料半宣、杭连、赛连、头太、毛太之类。

198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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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

一《齐民要术》

后魏贾思勰著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本一九三八年六月印于长沙。

前有序，历数神农，后稷，及先圣贤哲，教民耕作，重农桑之言。反复抄引，不厌其详。中多名句，至今引人深思。

淮南子曰：圣人不耻身之贱也，愧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长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为治水，以身解于阳睢之河；汤由苦旱，以身祷于桑林之祭。神农憔悴，尧瘦癯，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亦甚矣。

农事多神话，所述非帝王之形象，乃农民之形象。

贾思勰做过高平太守，此书当亦教民之言。“起自耕作，终于醯醢”，书之内容也。

二《农书》

元王祯著商务万有文库本共三册。

此书，鲁迅先生曾向青年推荐。余另有民国十三年，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图书馆，大字线装本，共四册。首为郭葆琳序；郭，农校校长也。次为张恺题辞，为五言长诗，末有句云：“从此世界中，勿笑黄种黄，黄种有农师，山东东平王。”

《四库全书提要》云：“祯字伯善，东平人，官丰城县尹。……元人农书存于今者三本，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二书，一辨物产，一明时令，皆取其通俗易行。惟祯此书，引据赅洽，文章尔雅，绘画亦皆工致，可谓华实兼资。”

余粗读其文，而观其图，除蚕桑之事，颇为生疏；农耕器用，均与儿时所见所用者无异。中国农业之发展，长期近于停滞，原因甚多，农民生活之不得改善，乃其主要者。

三《农桑辑要》

元司农司撰，末有道光二十年知合肥县事丹徒陆献跋。系据乾隆时武英殿聚珍本重刊，四册，有布套，价三元。

《四库提要》云：“盖有元一代，以是书为经国要务也。”

又说：“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当时著为功令，亦非漫然矣。”

书分七卷。卷一，典训，耕垦。卷二，播种。卷三，栽桑。卷四，养蚕。卷五，瓜菜。卷六，竹木。卷七，孳畜。

前有至元癸酉翰林学士王磐序：

读孟子书，见其论说王道，丁宁反覆，皆不出乎夫耕妇蚕，五鸡二彘，无失其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饿不寒，数十字而已。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于此者矣。

而陆献跋则谓：

《孟子》言蚕桑详矣，何以《论语》无一言及此？不知富之者，富之以农桑也；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者，足之以农桑也。制田里，教树畜，盖包括其中矣。

耕堂曰：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农桑致富，则甚不易。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可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治土地，扩大生产。故乡谚云：“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云：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稍有识见之地主富农，多经营商业、作坊，或令子弟读书，另谋发财致富之路。后者虽符合耕读传家之道，然能致富者少。弄不好反倒赔本，是对农业资产的一种削减。因宦途难登，作官多非读书之人也。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见分散，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齐民要术·序》称：

“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然今之传本，卷七有货殖一篇，首引范蠡之言：

“计然云：旱则资车，水则资舟，物之理也。白圭曰：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述货殖通变之道及执业之术。又引《汉书》：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皆与序相矛盾，而又皆为社会现实，不得不承认者矣。

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之书者，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句空话，名存实亡矣。

总之，像司马迁所描写的：“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与千户侯等”的地主，在汉朝可以有，我在农村，是很少见到了。

四《蚕桑萃编》

卫杰著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据清浙江书局刊本排印，一册。

卫杰是光绪年间，李鸿章当直隶总督时，管理蚕桑局的人。他在保定西关，买了一些适宜植桑的土地，又在他老家四川请了一些工人来，传授值桑、养蚕、织绸等事，先做试验，然后向各州县推广。当时好像很有一些成绩。他编写了这本书，李鸿章、王文韶、徐树铭，先后给他写了序文。

我在保定读书时，河北大学的农场，有很多桑树，长得很好，恐怕就是当时的桑地旧址。另外，幼年时，家乡子文一带，有大片桑园，恐怕也是当时推广蚕桑的遗迹。

关于北方能否种桑养蚕，历来好像有一些争论。李鸿章等人坚信古书记载，及顾亭林“西北高寒，最宜桑枣”之说，认为可以。前面说到的那位陆献，也是这样主张。实践证明，北方种棉则可，蚕桑希望不大。后来连桑树，也很少见到了。

不过，他这本书，编写得很详尽，图谱绘制的也很工致。

所表现的工艺，比康熙年间的耕织图进步多了。

我从南京古籍书店，购得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一册，价三元五角。据《四库全书提要》介绍，此图系石印本，但我分辨不出是原版，还是后来的翻版。每页正面为图，背面为康熙御制诗。白绵纸印，并有衬页。图内还附有别的诗。宋楼璹撰有《耕织图诗》，不知是否在内。图也不知道是否根据宋时古本。

我还有一本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印的《裨农撮要》，薄薄一册，亦系种桑养蚕之书。陈开沚著。此人系清末寒士，后以桑蚕获利，自述其经验者。清末，有识者注重实业开发，有关著述，颇亦不少。

五《农政全书》

明徐光启著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精装本上下二册。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是徐光启汇录历代有关农事之言，及明人著作，参以己见，又经陈子龙等人整理编定的。就其内容来说，称为全书，实不为过。

前有张国维等四人的序。张序最佳，他以天人之学，论说农民、农事：

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故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语亦有之：农之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非举八政四术之要，以安集而招徕之，则民腹尝馁，民情尝迫，而尚可谕以仁义，慑以刑威乎？且人所以恶雀鼠者，谓其有攘窃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谓其怀盗贼之心。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恶下，下不得不欺上，各有所切也。

张国维的官职是：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处地方。

当时的明王朝已处在总崩溃前夕，暗无天日，百孔千疮。

民不聊生，农村骚动，揭竿而起的形势，已经形成。张国维看得很清楚，也知道农民的苦难，农民的心理，农民的要求，农民的力量。大厦将倾，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他还想刊刻这部书，“预为训之戒之，图之策之”，以为亡羊补牢之计。不知此时再讲“农政”，为时已晚。

徐光启著书时，原意亦在此。他尝说：“所辑农书，若已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非只文学，任何著作，都有时代的烙印。此书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大讲荒政，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不幸的是，当他的书刊刻出来不久，明王朝就结束了。

张国维在序中还说：

今如病尪之人，日行百里，巾箱囊箧，喘汗临深。而犹鞭叱，不令稍止。噫！亦危矣。

和张国维一同刻这部书的松江知府方岳贡，在序中说：

嗟乎！治乱无象，农之获安于农与否，是即其象。彼罹虏罹寇者，以死亡转徙失先畴而不获安。幸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