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 第156部分

熟悉者，当推死者的家属、亲戚、仆从。但自古以来，又以家属之言多亲情，仆从之言多忌讳，亲戚之言多掩饰，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又求之于与死者既有交往，所知较多，能够直言，且善于用文字表达者。此亦难矣！

综观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郑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实；郁文重全面、系统；林文则重个人意气，以私情代事实，多臆想、夸张、推测之词。最不足取，且不足为训也。近日颇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见。但不管什么意见，也必根据事实，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说话，以符天下公论。

古今传记文字之难，在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名人之传记文字尤难，在于谬托知己，借以自炫。或生前多倾轧，身后多颂词，虚伪之情，溢于言表。

夏氏之文，只记亲身所见、所闻，知道多少就记多少，不求惊人，不涉无稽，简单明了，实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长者仁者之言语，是我们学习的范文。

1990年12月28日

《船山全书》

这是岳麓书社近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工程，实际负责编校者为杨坚同志。每出一册，必蒙惠赠。书既贵重，又系我喜读之书，深情厚意，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复信，均望他坚持下去，期于底成，因为这是千秋大业，对读书人有很大功德。

过去，寒斋藏书中，有金陵书局，曾氏木刻本《读通鉴论》，上等毛边纸印，字大行稀，天地宽广，虽字体有些笨拙（就是后来常见的金陵刻经处所刻佛经那种字体），然仍不失为佳本。

书有棕色大漆木板夹，全书有一尺多厚，搬动起来，很不方便，然分册甚薄，把持方便，甚便于老年人阅读，故为珍藏之一种。

此外，我还买过世界书局出版的《读通鉴论》，洋装厚本。

因素不喜世界书局所印书籍的字型和版式，后送给邹明。今邹明逝世，彼家恐无人问津此类读物矣。

又在天津古籍书店，见过太平洋书店所印之《船山遗书》，平装，大字，分册多，阅读亦方便，当时尚不知重视王氏著作，疏忽未收，价钱不会太贵的，至今很是后悔。

我还藏有四部备要本《宋论》。

近年，我还陆续购买了中华书局印行的王氏零星小书，如《楚辞通释》、《黄书》、《噩梦》等。

现在，岳麓所印全书我已经收到六册，王氏的主要著作，已包括在内。他们是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再进行精细的工作，并用新发现的珍贵抄本作依据，重新进行编校。其优越之处，是不言自明的。

我对王氏发生敬仰之情，是在读《读通鉴论》开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热地购求古籍。我认为像这样的文章，就事论事，是很难写好的。而他竟写得这样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贯彻古今，直到《宋论》，就是这种耐心，这种魄力，也非常人所能有的。他的文章能写成这样，至少是因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经验；（二）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民情；（三）他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个极其淡泊的平静心态，甘于寂寞，一意著述。（五）这很可能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

等到我阅读了他另外一些著作后，我对他的评价是：

（一）他是明代遗民，但有明一代，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学者；（二）他的著述，在清初开始传布，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清一代，虽考据之学大兴，名家如林，也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称顾炎武，但我读他的《日知录》，实在读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广泛流传。人们都称赞他的气节，他的治学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与他虽不仕清廷，却有一些当朝的亲友、学生，作为背景有关。自他以下的学者，虽各有专长，也难望王氏项背。因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言，他们缺乏王夫之的那种思想，那种态度，那种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风凄雨，昏暗灯光之下，写出真正达天人之理、通古今之变的书的人。

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以楚辞而论，我有多种注释本，最终还是选中他的《楚辞通释》一书为读本。

1991年5月10日

《刘半农研究》

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材料共三篇：刘氏日记通读；徐瑞岳作刘氏研究十题摘读；其他一篇未读。

刘氏著作，我只买过一本良友印的他的《杂文二集》，精装小型，印刷非常精美，劫后为一朋友借去未还。

记得刘氏逝世后，鲁迅先生曾写一文纪念，我至今记得的有两点：一、刘氏为人，表现有些“浅”，但是可爱的；二、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常受朋友们的批评。我一向信任鲁迅先生的察人观世，他所说虽属片面，可能是准确的。

红袖添香云云，不过是旧日文人幻想出来的一句羡美之词，是不现实的。悬梁、刺股，凿壁、囊萤，都可以读书。唯有红袖添香，不能读书。如果谁有这种条件，不妨试验一下。

但文人性格中，往往会存在这么一种浪漫倾向。以刘氏请赛金花讲故事为例：当时赛流落在北京天桥一带，早已经无人提起她。是管翼贤（《实报》老板）这些人发现了她，当做新闻传播出去。最初听赛信口开河的有傅斯年、胡适等人，听得欣然有趣。但傅和胡只是听听而已，不会认真当做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会认真地为她树碑立传。因为这两位先生，城府都是深远的，不像刘半农那么浅近。

赛虽被写进《孽海花》一书，但并非正面人物，更无可称道之事。当时北京，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痛的老一辈人还很多，也没人去恭维她。刘送三十元给她，请她讲故事六次，每次胡乱说一通，可得五元，在当时处于潦倒状态的老妓女来说，何乐而不为？

刘就根据这个谈话记录，准备为她立传，因早逝，由他的学生商鸿逵完成，即所谓《赛金花本事》一书，一九三四年出版。当时东安市场小书摊，都有陈列，但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购买。因为华北已处于危亡之际，稍有良知的，都不会想在这种人物身上，找到任何救国图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赛金花的被提起，和国难当头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的。

刘氏这一工作，是彻底失败了。当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叙齐如山对刘的劝告。齐说：“赛金花自述的一些情况，有些颇不真实，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关系，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饰遮掩之嫌，撰稿时要多加谨慎。”并说：“以小说家、诗家立场随便说说，亦或可原，像你这大文学家，又是留学生，若连国际这样极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说不过去。而且你所著之书，名曰本事，非小说诗词可比，倘也跟着他们随便说，则不但于你名誉有关，恐怕于身份也有相当损处。”朋友之间，能如此直言，实属不易。

同样，我也佩服钱玄同对商鸿逵的训教。徐氏原文称：

“时在北大研究院的钱玄同听说此事后，甚为生气，把商鸿逵叫去狠狠训了一顿，认为一个尚在读书的研究生，不应该去访问什么赛金花，更不应该为风尘女子立传。商鸿逵从钱玄同那儿恭恭敬敬地退出来，又跑到时任北大文科主任的胡适之处，向胡氏详尽地汇报了撰书的起因和经过，并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从这一段文字，可同时看出：钱、商、胡三个人的处世为人的不同。

耕堂曰：安史乱后，而大写杨贵妃；明亡，而大写李香君；吴三桂降清，而大写陈圆圆；八国联军入京，而大写赛金花。此中国文人之一种发明乎？抑文学史之一种传统乎？不得而知也。有人以为：通过一女子，反映历代兴亡，即以小见大之义，余不得而明也。当然，文学之作，成功流传者亦不少见。《长恨歌》，《桃花扇》，《圆圆曲》，固无论矣。即《孽海花》一书，亦不失为佳作，然失败无聊之作，实百倍于此，不过随生随灭，化作纸浆，不存于世而已。而当革命数十年之后，人民处太平盛世之时，此等人物，又忽然泛滥于文艺作品之中，此又何故使然欤？

1991年5月23日上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幻华室藏书记序

除旧布新，进化之道；喜新厌旧，人性之常。揆之天理人道，有不可厚非者。唯于书籍文物，人则不厌其旧，愈旧则价值愈高，爱惜之情倍切。古今一体，四海同嗜。或废寝忘食，倾家荡产，以事收藏；或终生孜孜，抱残守阙，以事研讨。其中亦自有道理存焉。

余于旧籍，知识浅薄，所见甚少。然于六十年代之初，养疴无所事事，亦曾追慕风雅，于京、津、宁、沪、苏等地，函索书目，邮购旧籍，日积月累，遂至可观。不久，三四跳梁，觊觎神器，国家板荡，群效狂愚。文化之劫，百倍秦火。余所藏者，新书、小说及易出手卖钱者，荡然无存。其中旧籍，因形似破纸，又蒙恶谥，虽有贪者，不敢问津，幸得无大损。

悼彼灰烬，可庆凤毛。发还之后，曾细心修整，并加题识，已有《书衣文录》四卷。另列幸存书籍草目，以备查寻。然文录所记，多系时事及感想，非尽关书籍内容；草目系逐橱登记，杂乱并无统系。今值清闲，乃就所列书目，及日常浏览所得，分类记其体要、版本，各为短文系之。非敢冒充渊博，不过略述管窥，就教于通达而已。

1981年1月7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我的二十四史

一九四九年初进城时，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接连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处都是，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二十四史，也没人买，带樟木大漆盒子的，带专用书橱的，就风吹日晒的，堆在墙子河边街道上。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我是穷学生出身，又在解放区多年，进城后携家带口，除谋划一家衣食，不暇他顾。但幼年养成的爱书积习，又滋长起来。最初，只是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旧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后来有了一些稿费，才敢于购置一些成套的书，这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了。

最初，我从天祥书肆，买了一部涵芬楼影印本的《史记》，是据武英殿本。本子较小，字体也不太清晰。涵芬楼影印的这部二十四史，后来我见过全套，是用小木箱分代函装，然后砌成一面小影壁，上面还有瓦檐的装饰。但纸张较劣，本子较小是它的缺点，因此，并不为藏书家所珍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喜爱同文书局石印的二十四史，它也是根据武英殿本，但纸张洁白而厚，字大行稀，看起来醒目，也是用各式小木箱分装，然后堆叠起来，自成一面墙，很是大方。我只买了一部《梁书》而已。

有一次，天祥一位人瘦小而本亦薄的商人，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印的前四史，很洁整，当时我还是胸无大志，以为买了前四史读读，也就可以了，用十元钱买了下来。因为开了这个头，以后就陆续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零种。其实中毕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二十四史，并不佳。即以前四史而言，名为仿宋，字也够大，但以字体扁而行紧密，看起来，还是不很清楚。以下各史，行格虽稀，但所用纸张，无论黑白，都是洋纸，吸墨不良，多有油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也是据武英殿本重排，校刊只能说还可以，总之，并不引人喜爱。清末，有几处官书局，分印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出的包括《史记》在内的几种，很有名，我也曾在天祥见过，以本子太大，携带不便，失之交臂之间。

我的《南史》和《周书》，是光绪年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本，字体并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来字体连成一线，很费目力。清末民初，用这种字体印的书很不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