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 第155部分

这种叫别人看来，是胡里胡涂死亡的例子，在封建时代，是举不胜举的。

朱买臣后来也没得好下场。他告别人的密，皇帝把那个人杀了。后来也把朱买臣杀了。

1990年11月25日

《司马相如传》

《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

卷六十四，《严助传》：

司马相如的时代背景。

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宏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同伴数人，表现各有不同，朝廷待遇也不一样。东方朔和枚皋，因“议论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柢”（颜师古注），而被轻视。严助、吾丘寿王，勇于任事，虽被重用，而后来都被杀、被族。司马相如的表现，却是“常称疾避事”。这是他的特点。

但如果一点事也不给朝廷做，汉武帝也不能容他。他曾以很高贵的身份，出使巴蜀，任务完成得不错。

又据本传：

后有人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事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既有生理上的缺陷，又有疾病的折磨。家境不错，不像那些穷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场，便得意忘形，急进起来。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并非做官的材料。像严助等人，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既有深文之心计，又有口舌之辩才。这两样，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难而退，专心著书了。

他也不像一些文人，无能为，不通事务，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游，能任朝廷使节，会弹琴，能恋爱，能干个体户，经营饮食业，甘当灶下工。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证明他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典型的、合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的，非常出色的，百代不衰的大作家！

《前汉书》用了特大的篇幅，保存了他那些著名的文章。

班固对他评价很高，反驳了扬雄对他的不公正批评。

他也并不重视自己的那些著作。本传称：

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

耕堂曰：司马相如之为人，虽然不能说，堪作后世楷模。

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等重大问题方面，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值得参考的。

1990年11月26日

《义门读书记》

在我大量购书那些年，我买了多种名人的读书记，就是没有买《义门读书记》。也不是没有遇见过。有一次在天津古籍书店，见到一部木版的，但看来书品不佳，且又部头大，就放过了。

近年，已经很少买书，因为已经看不了多少。但有时听说有合意的书，还是想买一点。傅正谷告诉我，他买了一部中华新印的《义门读书记》。我托人去买，天津却买不到。又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到中华书局的门市部去问，才买到了。

书分上、中、下，共三册，是前几年出版的，定价八元，还算便宜。

翻阅一过，知为何焯读书时，随时记在书册之上的文字，又经后人从他读过的书册上，摘抄下来，整理成书的。

都是零碎的考定、评语，毫无统系，谈不上著述。

这类书，我一向没有兴趣。所买的清人王念孙、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的著作，都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细读。其实，较之何氏，他们的书，还算是有些统系的。

但何氏是很有名的人物，他的这部书，也为考据家所重视。所校《两汉书》、《三国志》尤有名。

我先细读了书后有关他的身世的附录材料。这是我一向的读书习惯。从中得知他一生经历坎坷，并能看出清初读书人的特殊遭际。即使不读正文，钱也不算白花了。

何氏少年时即好学不倦，读书特别细心用功。他曾选印《四书文》、《历代程墨》，并评定坊社时文行世。全祖望说他，“是以薄海之内，五尺童子皆道之。”这种工作，就像目前编印儿童少年读物一样，既出名，又有利可图，且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他由拔贡，选送太学，渐渐有了点名声。

人一有了名声，便充满了危险。先是一些要人，开始对他注意，拉拢他，想叫他出于自己的“门下”。如果能坚持淡泊，不去上钩也好。无奈读书人，又羡慕富贵，不耐清苦。他先后依附过徐乾学、翁叔元、李光地，一直被荐到康熙皇帝身边。不久，又奉旨侍读皇八子贝勒府。这表面光荣，实际已被推到火山口上去了。

果然：“康熙在热河，有人构谗语上封事。康熙返京，何焯于道旁拜迎，即被收系，驰送狱中，并籍没其邸中书。”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官人与官人之间，矛盾又很多。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贵官或被仇家告讦，名士则易成为“东家”的替罪羊。伴皇子读书，则很容易被看作参与了皇统之间的明争暗斗。雍正皇帝上台，何焯幸已早死，不然，确实要够他受的了。

1990年11月30日

《胡适的日记》

因为长期不入市，所以见不到新书。过去的书店，总印有新书目录送人，现在的出版社，是忙着给别人登广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书的封三、封底上。过去商务、中华都是利用这些地方，分门别类地介绍自己的出版物。对人对己，都很有利。这一传统，不知道为什么，不被当代出版家留意。

《胡适的日记》也是宗武送来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书话》，我在书皮上写道：书价昂，当酬谢之。后来也没有实现。这次送书来，我当即拉抽屉找钱。宗武又说：书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价，确实不贵，就又把抽屉关上了，实在马虎得很！后来在书皮上写道：书价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

这书是中华书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现在不能看长书，所以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当晚，就把别的功课停了，开始读它。

《胡适文存》和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半部）》、《白话文学史（半部）》，在初中时，就认真读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记忆。因为，很快思想界就发生了变化，胡适的著作，不大为当时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总是随政治不断变化。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来；无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了。就像他当时动摇梁启超一样。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的。

这只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如果单从文化本身着眼，则虽冷落，梁启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谁也抹不掉的。

我以为胡的最大功绩，还是提倡了白话文，和考证了《红楼梦》。近来听说他晚年专治《水经注》，因为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书，未敢随便说。但专就一部旧书，即使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么精到，其功绩之量，恐怕还是不能和以上两项相比。

提倡白话，考证红楼，都是一种开创之功。后来人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提倡白话，又是一种革命行动。考证红楼，则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不过，什么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适的日记》，这个“的”字，加上好，还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讨论的。文学是工具，怎样用着方便，就怎样用。不一定强求统一，违反习惯也不好，会显得造作。

我还以为，近年的红学，热闹是热闹了，究竟从胡适那里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对红楼研究，实际有用的东西，也是可以讨论的。

1990年11月30日下午，大风竟日未停。

昨夜不适，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内踱步。

《高长虹传略》

文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年第四期。作者言行。

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传记。关于高长虹，过去人们所知甚少，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他的同乡人士，近年出版了他的文集，我尚未见到，读了这篇传记，却有些感触。过去，人们乡里观念重，常有一些有心人，把地方文献征集出版，不埋没人才，原是一件好事。现在山西一些同志，也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引起我的兴趣。

我开始留心文坛事迹之时，狂飚运动，已经过去了。我倾心的是当时正在炽热的左翼文学运动。狂飚运动，这一名词虽然响亮得很，鲜明得很，但在社会上，甚至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使人记忆的事迹和影响。我知道高长虹这个人名，不是从他的著作、文章，而是从鲁迅和别人的文章。

有一次，我在北平的冷摊上，遇到一本狂飚周刊的合订本，也没引起购买的想法。这说明，热闹一时的狂飚，已被当时的文学青年所冷落。

任何运动的兴起，都必有时代思潮做基础，狂飚运动，不过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余波。它体现的还是爱国精神和民主科学两个口号，但时代思潮，继续向前发展，狂飚的主将，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的热情，很快就被“时代的狂飚”，吹到了旁边，做了落伍者。因此，他们的运动，也就成了尾声。

高长虹书读得是多的，文笔是锋利的，也有股子干劲，也具备一种野心。但据我看，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也有些英雄色彩。但不与时代同步，不与群众结合，终于还是落到无用武之地的寂寞小天地里去了。

他的一生，追求探索，无书不读。只身一人，一囊一杖，游历数国，也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好像没有固定的信仰，也不做任何实践，甚至也不愿系统地研究一种学问。一生牺栖皇皇，不禁使人发问：夫子何为？

最后，终于感到，这样大的天地，这样多的人民，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落脚之地。这不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的悲剧。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桥儿沟东山。每值下山打饭，常望见西山远处，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为高长虹。时距离远，我亦无交游习惯，未能相识。

另，我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山西之盂县，曾多次路过。以当时不知为高氏故乡，故亦未加采访。今读此传，甚为高夫人行为所感动。以她的坚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张青年时照片，得以留存，使后人得睹风采。高紧闭双唇，可观其自信矣！

1990年12月27日

传略引高氏文章：军阀是些被动的东西，他们被历史、制度、潮流夹攻着而辨不出方向，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时代，他们互相碰冲而无所谓爱憎，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他们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短期的纷扰与长期的灭亡。

读着这段文章，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

次日又记

《文人笔下的文人》

岳麓书社出版，凤凰丛书的一种。

最近，孙玉蓉女士，送我这样一本她参与编辑的书。在鲁迅条目下，有郑振铎、夏丐尊、林语堂、郁达夫，写的四篇悼念鲁迅的文章。

青年时，我对有关鲁迅的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见到必读。

我在抗日时期，还编写过一本小书，题名《鲁迅、鲁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写的鲁迅的小说，使它更通俗一些，简短一些。下部，就是凭借我记忆的，别人写的有关鲁迅的材料，编写成鲁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这本小书，一共有五、六万字，在晋察冀边区铅印出版，沙可夫同志还给我写了一篇序。

书中所记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时，有机会读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后，我就到农村教书去了，阅读杂志报刊的机会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上海出版的书籍刊物，在敌后就很难见到了。

所以这四篇文章，我过去都没有读过。现在年老无事，每晚在灯下，总是看点书解闷，在得到这本书以后，就先读了起来。

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辈不断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惯了，常常写些悼念文章。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最近把积存多年的《金石粹编》、《金石文钞》，以及字帖中的碑传墓志，都找了出来。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写作这类文字的，知道其中问题不少，经验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实亦传记文学之一种，或为传记文学之素材。然其写作，优劣差异甚大。传记重事实，重言行。

熟悉者，当推死者的家属、亲戚、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