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并没有什么奇妙之处。《旧唐书》有孙思邈的传，也引述了这段文字。
王勃的传记较长。他的祖父王通，即文中子，是著名学者，著有《中说》。“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
可以说是早熟了，但亦早逝。传载：
久之，补虢州参军。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畤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
骆宾王的传记更短，只有四行。内载：
少善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然落魄无行，好与搏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
四杰在当时，就被识者认为：“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中间，杨炯算是比较“沉静”的，还当了临川令，传记里也说：
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耕堂曰：四人皆早年成名，养成傲慢之性，举止乖张，结局不佳。人皆望子弟早慧，不及学龄，即授以诗书技艺。此如种植，违反自然季节，过多人工，虽亦开花结果，望其丰满充实，则甚难矣。神童之说，弊多利少，古有明证，人多不察也。
文字之事，尤其如此。知识开发，端赖教育。授书早，则开发早，授书晚，则开发晚。然就其总的成就来说，开发晚者，成果或大。此因少年感情盛，文思敏捷，出词清丽，易招赞美。个人色彩重，人生经验不足，亦易因骄傲，招致祸败。晚成者，其文字得力处，即不止情感属词，亦包蕴时代社会。然冲淡谦和，易失朝气。固知此道，甚难两全，实则不可偏废也。
（七）陈子昂、宋之问
《旧唐书》文苑传中，包括著名作家陈子昂、宋之问等。
我有《陈子昂集》，近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宋之问集》，为四部丛刊本。
传载陈子昂：
家世富豪，苦节读书。褊躁无威仪。文词宏丽，为当时所重。卒时年四十余。
传载宋之问：
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
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州参军。未几，逃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
睿宗即位，以之问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
先天中，赐死于徙所。
耕堂曰：陈子昂、宋之问同事武则天，为后人所讥，然情况甚不一样。其主要区别为：陈在做官过程中，言行正大；
宋言行谄媚。且告发自赎，出卖朋友，市井所不忍为，出之于知名文士，其人格，不问可知矣。
唐太宗干掉了两个亲兄弟，才当上了太子。在他晚年，为了选定太子，真费了心思，曾急得“自投于床”。废了一个，选定一个，即后来的唐高宗。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昏庸无能，又弄出一个武则天来，杀了那么多无辜，用了那么多酷吏，闹了那么多丑闻。但因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历来被一些文人学士，另眼相看。其实，她对文人学士，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例如前面记的赠锦袍一事吧，就是拿两个文士开心。她是在举行诗歌大赛，发的是实物奖。她是皇帝，多预备几件锦袍，把得奖面扩大一些，或一年举行一次，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费什么，更用不着请别人赞助。她却夺一个给一个。被夺的当场无趣。得奖的，自己或以为荣，有识者或以为耻。
陈子昂忠心耿耿，给她上了那么多建议，临死之前，并没有得到她的保护。在武则天当权的时候，一些名臣良将，并没有辞职不干，不能单单责备陈子昂。
我在读小学时，就知道有个武则天。国文课本上有她的画像，头戴皇冠，很是美丽。究竟如何评价她，我还是相信骆宾王的讨伐文章。因为时间那么接近，能看出当时人民对她的想法。
后来也有皇后、皇太后，想向她学习，诛杀勋旧，提拔心腹。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也有人用诗文赞颂，都像一场幻梦过去了。得到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着了。
汉高祖听任吕后杀人，唐高宗听任武后杀人，包括他原来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再以后的事，他们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这样的时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灭亡，趋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场。
宋之问还是唐诗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八）韩愈
韩愈传在《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传载：
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
韩愈成进士之前，“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做官以后，“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因此接连贬官，屡上屡下。
传中收录了他三篇文章：“进学解”、“谏迎佛骨表”和“祭鳄鱼文”，可见这三篇，在当时已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传又载：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耕堂曰：由以上所记，可略知韩愈的性格及为人。韩愈没有祖上官荫，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较开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么多的挫折，他顽强地活下来了。对朋友亲属，也多义举，对后学，非常热心。作为一个文人，这都是好品质。文章能创新，自成一家，和他这些素质，也不无关系。
《柳宗元传》，亦在此卷中。柳，先世显赫，少年好胜，偶遇挫折，几乎一蹶不振，陷于绝望之境。他的性格脆弱，文章多反省之言，虽亦成家，其风格与韩文，乃大不相同。
文章，与遭遇有关，然与性格更有关。同时代，同遭遇，而文章判然有别，性格实左右之。
至于文风的改变，绝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致。韩愈传的开头，已提到：
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文苑中富嘉谟传，亦载：
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
所以说，文体的一次大变革，必须经多人的努力，时代的推移，才能成功。正如五四白话文体之兴，是经过前前后后，多少人的努力，又由思想革命的促使，才能一呼百应，普及天下的。但个人尝试提倡之功不可没，故胡适之为人推重。
韩文起八代之衰的褒词，也是在成就大、有代表性的意义上提出的。
我的《韩昌黎集》，是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大字排印本，毛边纸印，天地极宽，布函两套，今日已甚难得。而购置时，只花了六角钱。
有文才，不一定有史才。传记说：
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
在我早年印象中，韩愈是个老夫子，非常古板。传记说他“拙于世务”，他自己也宣称：“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韩愈因谏迎佛骨，招来大祸，几乎杀头，流放到潮州以后，上表皇帝，文词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怜。能得到皇帝哀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篇表写得有路数，有策略，证明韩愈不只是个非常天真的人，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皇帝好长生，谏佛是错了。皇帝还好大喜功，喜欢人颂扬。他就在这方面做文章：
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
他的这些话，确实打动了皇帝的心，引出了怜悯之词！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乃授袁州刺史。
当然有的皇帝，就是说这些话，也不起作用。如清之乾隆，对待杭世骏（大宗），就是一例，必致之死而后快也。
（九）刘禹锡
同卷有刘禹锡传。
刘禹锡也曾卷进王叔文事件。传载：“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是个重要分子。当时的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可见后台之硬，信任之专。传记并说：“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又见招怨之深，报复之重。
但是，这一遭际，也大大助长了他的文学成就，并给了刘禹锡一个接近群众，体验生活，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的机会。
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当贬官时，“有逢恩不原之令”。但政治空气，总在变化，后来“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就是说，忘记他过去的错误，慢慢提拔上来，又终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
这是因为自己失意，借题发挥，迁怒于人。不只进行人身攻击，还连上了籍贯遭际，也可以说是“失恕”了。我有《张曲汇集》，广东丛书本，印得非常讲究，也附录了刘禹锡这段话。因为这段话，并不能损害张曲江的整个形象，只能说是形象中的一笔一画。即是做大官，就得提建议，定政策，立制度。不能因为后来他本人也出了事，作法自刑，就报以快意之辞。刘禹锡性格中的这一特征，贯穿在他一生之中。也没有改悔之意。作诗作序，多涉讥刺。“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
耕堂曰：唐朝文士，必先挟文章以邀名誉，然后挟名誉以求仕禄。在此中间，必有依附，必有知与不知，必有恩怨存焉。
文人想做官，不可厚非。文人因性格偏激，感情用事，常常得罪一些人，并不奇怪。但他们不是得罪所有的人，他们还要依附一些人。依附必系权贵，权贵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里，矛盾着，斗争着。这样，文士们就像坐在颠簸的船只上，前途未卜了。史称：刘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
而裴度稍知之。”等到裴度失势，他就跟着下来了。
不过，刘禹锡的结果还不错，活了七十一岁。赠户部尚书。他还遗留下相当可观的诗文，因他曾充太子宾客，人称《刘宾客文集》，我有丛书集成本。
他虽然名位不高，当时的公卿大僚，都与之交。白乐天和他关系很好，对于他的诗才，很是推崇。认为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诗句，神妙极矣。这两句诗，在“文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