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都把自己的官职爵位，堂皇地列于文前或文后，读者也不以引为不清高。
民国以后，最初，还是这样。虽然封建形式的文章，减少了一些，但文人不轻视官职，仍如从前。即如鲁迅先生，也直截了当地说：“佥事这个官儿，并不区区。”对彭袁大总统颁发的文虎章，也写入日记。
对官职的轻视，和对政治的反感，是在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之后，因国事日非，官场黑暗，使人民失去了信心，才出现的。
左翼文学兴起，最初，很强调政治作用，革命者以为当然，社会上却有些阻力。三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所谓自由人文学，当时的理论家是胡秋原。他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刊物，提出的口号为“勿侵略文艺”。
即政治不要干涉文艺。在论争时，他还使用了国骂：“管你什么屁党鸟派”。
其实，当时的神州国光社，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胡秋原在文化界出名之后，不久就当上了十九路军发动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委员。后来又当上了三青团的中央委员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这样就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文人的言论、主张，和他的实际行动，常常是两回事。从文场进入官场，这是历代文人，无可争议的，一贯的醉心之路。这种道路，已经不是政治侵略文艺，而是文艺侵略政治了。
三
我们的文坛，在过分强调政治若干年之后，出现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为政治体现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淡化生活。
也有人进一步提出：文学的起源，不是劳动；文学的基础，也不是生活。比当时自由人的主张，更倒退了好几步。当时的胡秋原，还是崇拜普列汉诺夫的，写过一部很厚的唯物史观艺术论。
过去大谈政治的文艺评论家，现在绝口不谈政治了。甚至也羞于谈深入生活，不得已，则请作家们去贴近现实。贴近当然比远离好，就像恋爱一样。但如果只是到赞助笔会资金的工厂去参观一下，接受一点纪念品，和经理一同照个像，这种贴近，必然还是两张皮。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他的衣食住行都要改善，要现代化。住房，坐汽车，安电话，自己解决不了，还得给省长、市长写信求助。作品，希望得个头奖；团体，希望当个理事；室内，悬挂奖章、证书；机关，争取评上高级职称……这些都与政治有关，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来越浓化之势。
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里有没有政治，浓淡如何，而在于作者的用心。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通篇都是政治，却是千古流传的名文。
其实，你愿意谈也好，不愿意谈也好，浓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远不会忘怀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的。
四
欲提高作品格调，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但这是很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晋书·陆机传》：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
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
陆机是东吴大将陆逊、陆抗的后代。但他不是一个将材，是一个真正的文材。他的诗文，不只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入仕晋朝以后，不能绝意于功名，以文材而领受大将之职，忘其所以，全军覆没，自己被杀不算，还牵连上两个弟弟。
所以传记又接着说：
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
这都是自相矛盾的话，也就是事后静观的话，与当事人的处境心情，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些教训，不只在古代文书里，就是在陆氏昆仲的文集里，也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为什么事到临头，不能起作用呢？
这就是传记所叹息的：“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了。
当时，一般的文人，最初，也不过做极小的官，如参军、记室、舍人等等。这都是依附权贵的官，安分守己，还好一些，不然一遇政治变化，就会受到牵连。如日常在待人上，在文字上，得罪的人多，危险就更大。
五
官做得最显赫的，莫如沈约。这人，好像很有做官的才能，会弄点权术。《梁书本传》，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他日又进曰……高祖曰：吾方思之。对曰：公初杖兵樊、淝，此时应思，今王业已就，何所复思？……
高祖然之。约出，高祖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具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项，高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
用简短文字，在谋划禅代的紧要关头，生动而活泼地写出三个做特大政治交易的人的嘴脸，不愧为史传杰作。最后所引范云的两句话，尤千古发人深思！《梁书》为唐姚思廉撰。
沈约虽以劝进之功，进爵三公，但结果亦不佳。
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
可见依附皇帝，也不保险。
在宦途上，最失败的，要算谢灵运。他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本来很好，可以尽情游山玩水，安心写作了。他却不认命，以为不见知，常怀愤愤，言行不检，到处招摇，得罪官吏，最后，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弃市了。
1987年12月3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九）
读《旧唐书》
（一）《旧唐书》
《旧唐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共三十二册，价七元八角八分，削价出售之书也。记得此书，六十年代初，购于天祥二楼，抱书出商场后门，路有煤屑，滑倒，幸未跌伤，兴致仍不减。
此书，前有明人杨循吉、文征明、闻人铨三序，皆述重刊之由，旧书之佳。末有清人沈德潜一跋，对于此书校刊经过及其源流特点，叙述简明扼要，抄录如下：
旧唐书成于后晋时宰相刘昫。因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崱⒋薰甏又钊怂窃囟鏊鹬Ｋ稳首诔钰尚绿剖椋墒樗旆弦印：笏韭砉庾鳌蹲手瓮罚嘣菥墒椋孕率橹兴刳钭嘁橹啵运纹羁鳎∈П菊妫墒槎来嬖囊病６橹桑ビ卸坛ぁＰ率橛锒嗥宕姹氏鳎哂胁枚稀＞墒榇墙蔽撸孜哺蒙模鸫蜗昝鳎视Σ⑿杏谑馈�
耕堂曰：沈德潜的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论甚是。中国传统，异代编史，也是有道理的。时近，固然容易翔实，然遇有忌讳之处，则反不如过一个时期，容易下笔。但也不能时间过长，要适时为之。有些历史现象，时间太长，后代人就难以想象，只能靠传说，仿佛其梗概。例如“文化大革命”，虽只历时十几年，青年人就难以印证。有时，甚至说也说不清楚。所以，每一种史书之成就，多是既有当时官方记录，又有同时代私人的多种记载，再经大手笔，总汇成书，垂诸后世。
在文字上，也没有成法。“义存笔削，具有裁断”，固然不错。如果弄得过头，就会失去多数的读者。我觉得，如能多存史实，文字即使繁芜一些，对于后人来说，还是有好处。
人们读的是历史，要求多知道一些事情，记事详尽，文字又美，当然好。只求简练，减去内容，就不能叫做好史书了。
所以，笔削之说，常常是靠不住的。很多生动材料，存在于原始记录之中，后人笔削之时，常将一些灵魂性的材料，以各种理由删去，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
史书一事，甚难言矣。司马迁一家之言，起自荒古，迄于汉武。其所据，有传说，有载记，有创意。要之，汉以前为笔削前人记载，定其真伪；汉以后，则为他家世职业所在。
然人际关系，语言神态，全部实录乎？抑有所推演乎？后人不得而知。历史无对证，正如死人无对证一样。唯其无考，人皆信之，无二言也。此太史公著述质量所致，非其他人所能勉强。太史公著述，以客观取实为主，而贯以主观感情之激越。遂使古今之情一致，天人之理合一。史实之中，寓有哲理，琐碎之事，直通大局。后之史书，求其真实，已属不易，文史之美，无能与比者矣。
（二）魏征
魏征传，在《旧唐书》卷七十一。传颇长，独占一卷，是名臣良将才能有的。
传称：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魏征文章做得很好。先为元宝藏典书记，李密很欣赏他的作品。传中引了他为李唐安辑山东时，写给徐世勣的信，内有：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指李密）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因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
等语。可略见其措词说理之工。但魏征所学为纵横之术，也就是帝王之学，其目的是辅佐王朝，展其抱负。这就是秦李斯，汉张良，三国诸葛亮所追求和实践的那种学问。他读书，并不是为了当作家或学者。《四部丛刊》中，有一部《群书治要》，就是他广泛读书的摘要。流传至今，学术价值很大。
治国安邦，魏征用的是儒术。
传载：征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我们不能把他列入法家。
当个法家，其实也并不容易。文词，口才，胆识，学问，缺一不可。“四人帮”以法家自居，看看他们的文章、学问，实在没有一人够格。他们以为法家就是打棍子，造冤案，是把中国的法家贬低成酷吏了。
魏征善于争谏，为历代所称赞。魏征在事唐太宗之前，曾事李密、窦建德、建成，这些人都是唐太宗的敌人。唐太宗曾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就是指此。君臣相得，善始善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可以想象，魏征当时处境也有艰难之处。传中有一段他和太宗的对话，可以看出魏征在争谏时的审慎态度。
太宗曰：然征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征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
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征拜谢曰：
陛下导之使臣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以上，可以看出，魏征之进谏，唐太宗之纳谏，是有一定的时机的。太宗初年，励精图治，正需要有一个魏征这样的人。这就是宋代人所说的：赶上了好时候。但魏征说话，也是要看势头的。
至于传说：太宗玩鹞子，魏征至，遂藏于怀中。魏征奏事，故意延长时间，鹞子终于闷死。恐怕不一定是事实。
魏征晚年，屡次称疾请逊位，这也是留侯故智，自求保全。其最后所上四疏中，有言：
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
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
帝王的心态，如此变化，大臣进谏，也就难以从容了。历史如此，圣贤无术。
魏征一生还不错。死后，不久：
……太宗始疑征阿党。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传的最后，“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是对负有言责者的鼓舞之词。然自古迄今，机缘难得。上下之间，情投之日少，猜忌之时多耳。
魏征引用文子的话：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我曾抄写在台历上。
（三）郭子仪
过去读《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有三件事，牢牢记在心中。其一为郭子仪平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