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又采用追、堵并重的办法，收效也不大。捻军之败，还是败在潘鼎新属下的洋枪队上，正像帝国主义参与其间，遂使太平天国失利一样。
捻军的马队，实在厉害。王定安描述道：
然旋灭旋起，且益狡悍。每侦官军至，避走若不及，或穷追数昼夜，乃反旗猛战，以劲骑分两翼，抄我军马。
呶人，慓，疾如风雨，官军往往陷围不得出。贼尤善用长锚，巨者逾二丈。我军以枪炮轰击，贼马闻枪声，腾扑愈猛，瞬息已逼阵，枪不得再施。又喜以一步挟一骑，为团阵滚进，官军以此益畏之。
曾国藩屡次承认，官军的马队，远不及捻军。不过他提出的清圩政策，确实给捻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王定安写道：
自捻逆扰乱以来，据蒙亳村堡为老巢，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若商贾之远行，时出时归。其回窜也，皆有莠民勾引。
清圩以后的情形，则是：
厥后任赖由泗宿入怀远，牛烙洪由永城入亳州，皆欲回巢，纠党装旗。各圩寨闭门与贼绝，贼徘徊怀远，几及一月，卒不得逞。从此贼遂四出不归，以迄于灭。
但是，曾国藩的“剿办流寇，原不可以无定之贼踪，改一定之成局”的老成持重的主张，因师老无功，朝廷不再耐烦，就叫李鸿章把他换掉了。
同治七年正月，西捻首领张总愚，从陕西转战到京畿以南，雄县一带。京师戒严，清廷大恐，几乎把全国得力的将领都调来会剿。左宗棠到了定州，他向皇帝疏陈的方略中，也有一段对捻军的描述：
臣维捻匪惯技，在飘忽驰骋，避实乘虚。始犹马步夹杂，近则掠马最多，即步贼亦均乘马。临阵则步贼下马，挺矛攒刺，而骑贼分剿官军之后。其乘官军也，每在出队收队，行路未及成列之时。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误我……
从以上所引，可略见当时捻军之声势，军容，战术，以及进止聚散的情形。此次，捻军曾打到我的家乡安平、深泽、深县、饶阳一带，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幼年还听到母亲讲“小阎王造反”的故事，当时不知小阎王是谁，现在才知道是张总愚的绰号。
那么多马队，驰骋在大平原，可谓壮观。闭目凝思，宛如再现。故乡近代，凡经战争逃难生活三次：一即小阎王造反；二义和团抗击洋人；三抗日。前二次，母亲一辈经历之。
1987年8月26日记
二
王定安撰写的《求阙斋弟子记》中的《家训》部分，实际就是我们常见的《曾文正公家书》，不过免去了上下款及年月日。分为《寄诸弟》、《寄弟国潢》、《寄弟国华》、《寄弟国荃》、《寄弟贞干》、《谕二子》、《谕子纪泽》、《谕子纪鸿》。所收亦略少，只有薄薄一册。
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家书、家训行世。然多流传不广，有些只存在自家的祠堂中。曾国藩的家书，却不得了，流传了几十年，差不多读书人家，都会有一部。因为他是近代“闻人”，官职又高，他的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儒学子弟所信仰。五四以后，才逐渐冷落下来。但在一部分家长心中，还认为是教育子弟的必读之书。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寄给我一部《曾文正公家书》，是大达图书公司的排印本（即当时所谓一折八扣书）。父亲还附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幼年家贫，读书不多，今以此书授我，愿我认真阅读。信写得很带感情。我年幼不懂事，那时正在阅读革命书籍，对曾国藩等人很反感，且甚瞧不起大达印的书。随即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要再买这种书，这种书在保定街头，到处都有，没有人买……我想父亲接到信，一定会很不高兴，但也没有来信责备我，以后也没有再给我寄过书。我带回家中的书，父亲从来也不看，也不问，只说我是个书呆子。中年以后，我才认真读了这部书。
因此我想到：所谓家书家训之所以流传，不一定是因为它的内容，多半是由于写信人的权势和声望。他的说教，即使当时，受信人也不一定听信。例如曾国藩的家书，前后言论，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一个人，例如对曾国荃，在曾国荃未显达与已显达之后，所谈所论，就有很多不一样。有很多顺时应势，矛盾依违，甚至吹嘘拍马之辞。这还说得上是兄弟间的真诚感情吗？
再说，家庭已经是朱门侯府，子弟已经是绔绔少爷，还教他“书、黍、鱼、猪”，会有效果吗？
对于广大读者，则有环境和时代不同，心意能否相通的问题。我幼年时，在中学课本上，读曾国藩的家书，就觉得不如读郑板桥的家书亲切。因为郑虽是县令，他弟弟究竟是农民，和我的生活距离小，所谈事物，容易理解。曾国藩是太子太保，是爵相，即使他谈的也是普通道理，总觉得和我们平民的心思，不能相通。因此也就不能完全相信，总觉得其中有什么虚伪的地方，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这当然不是一笔抹杀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家书，自有它多方面的价值，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研究。另外，他的家书和他同时代的要人们的家书相比，在指导读书，谈论诗文，讨论书法，研究刻书等方面，见解虽不见得高明，读后还是使人有些收获的。比起左宗棠的家书，就显得有学问多了。左氏的家书，我有仿宋排印本两册。其中多谈家务杂事，少谈文史。
至于时代不同，思想变化，那就更难说了。我认为，现在不会有家长，再叫孩子们去读曾氏家训。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将不知他的“进德、修业”为何物。
我的结论是：凡是家书、家训，只能对当家长的人，有影响，有用处。对于青年人，总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什么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听说，曾氏的后人，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也可能是他们先世的遗泽，包括家书、家训，起了一定的作用。
耕堂曰：咸同之世，湘乡曾氏，号称伟人。对内尽忠于异族，对外屈膝于列强。接连讨伐起义之民众，极尽残酷。杀人日多，声势益隆。曾氏自言其初衷：为解君父之忧，不畏后世之讥。后虽亦自省：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盖饰词耳。早已盖棺论定，实已无案可翻。然政治风云，究非个人私事，时代如彼，对曾氏亦应论世知人。
当其显赫之时，正如长江上往来船只，无一艘不插曾氏旗号，他的一言一行，亦无不为人师法。其所著述，人手一编，众口一词，不敢异议。然仅至民国初年，新的学说兴起，革命者已视彼为粪土矣。因知伟人之言论，其价值，随时代之变化，或因其权势之消长，必有所升降。其升也迅，其降也速；其势也隆，其消也无声。万世不移，放之四海而皆准，乃夸张之说法。传人之论如此，名人之论亦如此。在历史长河中，一种言论，一种学说的沉浮现象，是常见的。它是与时代要求，社会现象相关联的。但一种学说沉落之后，有机会再为浮起，无论如何，不会再有当年的声势和影响。对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也要这样去看。
1987年9月2日写讫
三
“天津教案”列在本书的《绥柔》中一章。著者王定安记其梗概云：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事件。初天津有奸民张拴、郭拐以妖术迷拐人口，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捕诛之。而桃花口民团，复获妖人武兰珍。兰珍迷拐幼孩李所，鞫讯得实。讪言受迷药于教民王三。闾阎大哗，疑西洋天主教堂所嗾，或言洋人抉幼孩目，剖其心为药料，城外义冢内尸骸暴露，皆教堂所弃。津民益怒，时相聚语谋报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家勋等，会法国领事官丰大业，至天主堂公讯。兰珍语言殊支离，案弗能决。适士民观者麇集，偶与教堂人有违言，抛砖石相击。丰大业负气，径至崇厚公署，诉其状。崇厚出见，以枪狙击不中。崇厚抚慰之，且戒勿轻出激民愤，弗从。恚愤出署，路遇杰，复以枪击之，误伤其仆。居民见者皆哗噪，殴丰大业毙焉。遂焚毁教堂洋房数处，教民及洋商死者数十人……
著者对这次事件的叙述，还是比较真实客观的，也很简练，头绪也清楚。在叙述中，又以夹注的形式，引用了当时天津知府张光藻写给曾国藩幕宾吴汝纶的信，详细地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并在文字中透露了知府本人的看法。这是官场的一种手法，所谓先通关节，以便使即将来查办此案的曾国藩先入为主，听信他的报告。
但现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已经是久经仕宦的老奸巨猾，他所注意的不只是下情，更注意的是上情——即朝廷的意图。
而朝廷的意图，又是常常变化的，对涉外的事件，尤其如此。
掌握不好，不只于事无补，甚至会弄得身败名裂。所以，这次皇帝（实际是慈禧太后）叫他查办此案，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一个大难关，关系他一生荣辱利害的大考验，大关键。
我有一部石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不妨再利用一下。
在日记第三十六册，五月十五日，他上了续病假的折子。但朝廷催得紧，他在二十六日记道：“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
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二十七日记道：“思往天津查办殴毙洋官之案，熟筹不得良策，至幕与吴执甫一商。”三十日记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六月初二日记道：
“余日内因法国之事，焦虑无已。”初三日记道：“将赴天津，恐有不测，拟写数条，以示二子。”六月初六日记道：“是日启行赴天津。”二十二日记道：“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二十四日记道：“崇帅来谈，夜接廷寄二件，罗使照会一件，阅之郁闷之至，绕室行走而已。”二十五日记道：“是日竟日昏睡，盖心绪烦闷，而病又作也。”七月十六日记道：“非刑拷讯习教人，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
八月十九日记道；“是日天津陈镇及委员二人，在余寓审案，敲搒之声，竟日不绝。”
在知府写给吴汝纶的信中，是痛爱自己的“子民”，反对崇厚的袒护教民和向洋人屈服的。但崇厚是旗人，又是当时执政的恭亲王手下的，洋务得力人士，曾国藩不得不分清轻重，分清去向。与崇厚这个有强硬后台的人，站在一边，当然是上策。他迁就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要求，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罗淑亚的要求，是将天津府县抵命）。这样做不能不引起朝野的议论。朝廷固然害怕外国人，但一时也不好大伤人民爱国御侮之气，一直在观望，没有决心。曾国藩对朝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外人这一点尤其明白。他洞悉清政府的实力空虚，外强中干，反复无常的习性。他下定决心：不惹恼外国人。他警告朝廷：自道光以来，对外常常是“先战后和”的，也就是先硬后软的。又说：现在外国还是强盛的。外国人是只重实力，不讲道理的。他先辩挖眼剖心之说，纯属谣言，然后捉拿凶犯，迅速结案。
王定安记述，当曾国藩初到天津，曾张榜通衢，“仰读书知理君子，悉心筹议。于是至公署条陈者，或欲借津民义愤，驱逐洋人；或欲联俄、英之交，以攻法国；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既谕津民不许擅起兵端，其致崇厚书，有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之语。报友人则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
这就是说，他不听或没心思听，群众那些很正确很有见地的建议，而是一心一意保定清王朝，也就是保定他自己的官帽。
此案，“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其中有冯瘸子、罗生瓜旦子、小锥王五等名号。多系拷打成招，即所谓“但取情节较真，不能拘守成例”，变通办理，而定案的。
其结果，曾国藩自己承认：“民气既已大伤，和局仍多不协，不能不鳃鳃过虑也。”
人民反抗的骚乱，表面被压制下去了。但人民的愤怒之火，不会因压制而熄灭。压制越重，复燃之势也越凶。它种下了义和团兴起之火。
耕堂曰：平心而论，外交固以国势强弱为准。然清王朝何以衰败至此，还不是因为连年剿杀过多，使国家菁英，陷于无类。曾、左、胡、李，实参与执行，尚望此等人，珍视民气、民心？此次所开外交模式，不只为以后李鸿章、袁世凯所重蹈，民国以后之外交亦因循之。呜呼，实国家民族深重灾难之源也。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书：“然古来和戎，持圆之说者，例为当世所讥，尤为史官所贬，智者有戒心焉。”其内心矛盾，自亦可见。然利令智昏，遂使有些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恬不知耻矣�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