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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佐治药言》，当时就很有名，为人重视，因为都是根据他的见闻经验写作而成，他的文字也很通达简练。
师爷一职，名声本来很坏。汪辉祖也自称，从事这种职业，是“寄人篱下，鸡鹜夺食”。但这种职业，又关系人民的安危生死，至为重要。所以他根据这一行应有的职责道德，著书立说，以教后人。
他的书，一直到清朝末年，还不断为州县官翻印，是有价值的政书。《梦痕录摘抄》，是从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摘取有关幕职的片断而成，所以也列在这类书籍之中。
耕堂曰：汪辉祖在当时，既非文化界名流，亦非思想界领袖，不过是州县的一个幕僚。但他的著作，却不只受重视于当时，鲍庭博刻入权威性的《知不足斋丛书》，阮元为之作序。而且被推崇于后世，及至民国，仍为胡适、周作人辈所搜求。汪氏著书之时，不过是为了把自己从事这种职业的经验和见解，介绍给同业者或初习者，并非有意邀取评论界的哄抬，或羡慕外国的奖金。当今之世，有文士焉，本无经历，亦乏学识，著书立说，不为社会效益着想，不为读者身心立意，空设玄虚之境，念念巫祝之辞，企图惑群招众，成立流派，自封教主，亦近狂矣。中华民族，并非如此等人所说的，那么愚昧，那么封建。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文化对书籍，都是有选择的，有见解的。主要是看你的书，是否实际，是否有用，是否引人向上。如果你写的书，内容无实际，所谈非经验，读后使人昏暗沉沦，即使你虚作声势，亮出旗号，人民也是不买你的帐的。
中国人认为有用的书，必须：一、有义理。二、有辞章。
三、有事实。如果，你所写的书，与以上三方面，都不沾边，那就是无用的书，古人所谓灾害枣梨的书。江辉祖得著书之说之道，故其书人称为有用之书。
任何工作从事久了，富有经验，都可以写成一部书。这部书如果写得好，就不只对这一种职业有用，也会对其他职业有用。汪辉祖从事的职业目前已经没有了，但他的著作，还是有用处的。
1987年2月20日
读《棠阴比事》
四部丛刊二集，有此书名，我没有买到零本。后来在天祥市场，遇到这一部清朝道光年间朱绪曾仿宋刻本，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了回来。书堆放在货架底层，封套破旧，落满灰尘，想来是很久卖不出去的下脚货了。
原藏书人，不可考，好像是一个银行职员。他用来抄补缺断的纸，是营口中国银行的簿记纸。他除抄录了残页的文字，还抄了知不足斋抄本的一个序文，夹在书内。书已经修补重装过，到我手中，我又把开裂的页缝用薄纸粘连好，把封套刷净。
它还是很可爱的。因为书的底本，是黄荛圃的旧藏，真正的宋本。黄在为人家析产时，在租簿中发见了它，当时即定为上等。后来到了他的手中，写有很长的跋尾，也刻在这个本子的后面。
朱绪曾的刻本，无论版式、字体、纸张，一体仿宋，就连宋讳，也照样缺笔，对于我这个没有见过宋版书的人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了。
本书作者桂万荣，南宋时鄞县人，庆元二年进士，做过余干尉。他在序文中说：“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辞，联成七十二韵。”就是先以四字两句的韵语为一条目，然后分注一段有关折狱的故实。这些故实，都取材于宋人的笔记、碑传，或宋以前的著作。现在看来，他拟定的这些韵语小标题，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单独看，则不知所云；如果联系注文来看，又似乎多此一举。并且所引事例，多系传闻小说性质，说对办案人有所启发则可，说是办案的准绳、龟鉴，则悬殊太大，且太危险。如言八十老翁所生子，最怕冷，在日下无影子等等，几近于迷信无知之谈。明人吴讷，为其删补，盖有因矣。
然此书历来被列入子部法家类著作之中，且被从政的人以及藏书家称为有用之书。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崇尚道理空谈之书，一提法家，就是商韩，真正的有关法律著作，流传下来的太少。明清以前的刑律，只有一部唐律，较为完整。私家著述，有关这方面就更少，只散见于一些笔记小说之内。而一成小说，则故事性、趣味性强；一成笔记，则上下其手，出入其词。或自作聪明，主观想象，掺杂其间，以之为法制准则，其不可也甚明。清代一些学者如孙星衍辈，注意及此，辑录校印一些旧文献，也很零碎，不足为“法”。
这部书，我买来时没有仔细看，近日读了一遍，就像读其他笔记小说一样，没有什么“法家”的感觉。
书分两册，正文只五十二页，而字如核桃大小，很快就读完了。
耕堂曰：司马迁有言：“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又说：“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鲁迅有言曰：
“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乡谚有云：“屈死不告状。”此为过去人民对政法之印象。法本为民而立，而民与之隔阂，畏而远之。疑狱多而难明，由来久矣！
1987年2月26日写讫
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进城以后，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种书，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家的文集。书籍发还以后，我还住在小屋里，大书靠墙垒好，这些小型书本，就堆在方桌底下。那时与张君同居。
一天我下班回来，张告诉我，她把那些小书都处理了。处理是很方便的，出门就是一个废品收购站。我没有说什么，除去一些杂书，有几部成套的文集，也被处理掉了，包括范文正公全集。都是很新的书，道林纸本。
惋惜之情，与日俱增。商务当年印的这些书，版本小巧轻便，印刷清楚，校对可靠，断句可信。现在有些新印的古籍，前言说明根据的什么珍本，参校了多少善本。别的不讲，只看标点，就错误百出，有的实在是笑话。书装订得很厚，是为省工；用纸粗糙，是为了料贱，与商务印本相比，有今不如昔之叹。张君处理书，以书本大小为取舍，不懂书的内容，因为她只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也可能只是为了走路方便，吃饭时脚下清爽。
还好，床铺下面的没有动。这部《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当时就屈尊在那里。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丛书集成初编，据畿辅丛书本排印。不到三百页的书，却分装四册，老年人读起来，轻巧方便，有不可言之妙。
李卫公就是李德裕，唐武宗时名相，新旧唐书均有传，传都写得很长，记其功业事迹。
旧书卷一百七十四，史臣称赞他的“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时说：“语文章，则严马扶轮；论政事，则萧、曹避席。”
评价很高。谈到他的缺点，则说：“不能泯是非于度外，齐彼我于环中。”这指的是他同牛僧孺等人的朋党斗争。“与夫市井之徒，力战锥刀之末，才则才矣，语道则难。”
新书卷一百八十，对他的缺失，说得比较委婉：“宁明有未哲欤？”
道与哲，都是很玄妙的，很难捉摸，也就很难判断有无。
对历史人物，我们只能信任史书的论断评价。近人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称李德裕为人贼险阴狠。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也说这人最后流窜岭南，是因为伤人太多，自食其果。鲁迅是从那篇传奇小说《周秦行纪》谈起的。
李的门徒写了这篇小说，署上牛僧孺的名字。小说是自述体，内容不止对当今皇帝大不敬，主人公并于冥冥之中，与前代皇后杨贵妃结合。然后，李德裕作《周秦行纪论》，咬牙切齿，罗织罪名，落实到牛的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文字真可以说是带有血腥味道。
奇怪的是，这篇小说，一直署着牛僧孺的名字，流传下来。当时皇帝，并未追究此事，牛本人也不曾辩诬自解，遂成为文学史上一桩奇异公案。这是因为，李党的这种栽赃做法，手段和目的太明显了。皇帝不会相信，读者也不会相信的。
小说写得确实好，为历代文学史家们称许。在当时可以说是富有开拓精神，并闯入了一个禁区。使人又奇怪的是，作者既有这般才能，为什么不自行创作，却去干这种事？为什么除此以外，又别无作品流传，却把版权白白送给了敌手？
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说，唐代的传奇小说，多是考不中进士，或考中进士而穷极无聊的人所为。故多荒唐之言，并好造作、揭露他人阴私。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我现在读的一品集目录中，原有这篇小说和李德裕的《周秦行纪论》，都为编者删去。注云：朋党之见，不足示后。
盖为乡贤讳也。李德裕是赵郡人。
古代的所谓朋党，大概就是政见相同的集团；其间的斗争，就是政见不和吧？
李德裕在《论侍讲奏孔子门徒事状》一文中说：“西汉刘向云：昔孔子与颜回、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转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
在《朋党论》中，他又说：“治平之世，教化兴行，群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人自砥砺，无所是非，天下焉有朋党哉！仲长统所谓：异同生是非，爱憎生朋党，朋党致怨隙是也。”
这些见解、说法，都是无可挑剔的。实际斗争起来，剑拔弩张之际，恐怕就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了。唐宋以来，朋党间的斗争，得势者都是把对手流窜得越远越好。
耕堂曰：今读李卫公失意后所作诗文，亦多悟道之言。岂人之一生，穷极潦倒之时，则与道近；而气势焰盛之时，则与道远乎！
1987年5月1日写讫
读《求阙斋弟子记》
一
求阙斋，系曾国藩斋名，撰者王定安曾供职他的幕中，小有文名，过去提到的《湘军记》，也是他的著作。文师桐城，对自己的史才，也颇自负，实际上并不高明，但史法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来的。这部书，实际上是曾国藩的传记资料。
据扉页，此书光绪二年，刊于都门，板存硫璃厂东门桶子胡同龙文斋。李鸿章题署。
书价十六元，购自何地，已不能记忆。白粉连纸印，刻工不精，笔画时有错乱，京板之通病。有七千卷书楼孙氏记印章，朱、黄二色断句，通读到底，可谓用功之士矣。
全书共十六册，三十二卷。分《恩遇》，《忠谠》，《平寇》，《剿捻》，《抚降》（李世忠），《驭练》（苗沛霖），《绥柔》（包括天津教案），《志操》，《文学》，《军谟》，《家训》，《吏治》，《哀荣》等节。
此书购于读太平天国史料，兴趣正浓之时，然书到较迟，不久即逢浩劫，未及细读。今又检出，心情已非往日。太平天国史料，多已束之高阁，兴趣已成过去。写来写去，读来读去，所谓天国之梦，不过惊醒于“自相残杀”四字而已。非曾氏兄弟之功业也。
当金田骚动之时，天主耶稣，本非中国之物，塾师炭夫，亦非群众景仰之人，何以登高一呼，万夫云从？此因人民深陷水火，求生之念甚切，亟思有人拯救，并不顾及前途吉凶，到底如何。遂于短期之内急转直下，掩有半部江山。曾、左之徒，初以封建道统，号召地主子弟反抗异端，而旷日持久，未见成效。终以天国内讧，乃告功成。此非曾、左封建道统之胜利，乃洪杨本身封建道统之胜利也。历史如此嘲弄人民可不知畏乎？
今读此书，《平寇》一节，略而不读，从《剿捻》开始。
由弟子记其先师言行，成为著述，古代多有。《论语》就是一部弟子记。但像《求阙斋弟子记》这样卷帙浩瀚的书，还是少见的。这是因为曾国藩去世不久，威名未消，他手下文武，仍在掌权。把老师的文功武略，弄得冠冕一些，大家的脸面，都会增添光彩。
曾国藩对付太平军，是用深沟高垒，长期围困的办法。对付捻军的办法，则经过几次改变。最初，鉴于僧格林沁的惨败，他向皇帝疏奏：他本人不能骑马，不能像僧亲王那样，身不离鞍，昼夜穷追。他主张用重镇堵截的办法，并说这是他的所长。然而他的措施并不见效，引起朝廷的不满，有的御史还上折子，请求对他“略加贬抑”，朝廷虽然没有采纳，但对他的态度，已经远不像“发逆”未平时那样倚重了。
后来，他又采用追、堵并重的办法，收效也不大。捻军之败，还是败在潘鼎新属下的洋枪队上，正像帝国主义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