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二十三岁时，肄业诂经精舍，受德清俞荫甫（樾）教。曾国藩说过：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是当时知名学者。严格说，这是章太炎做学问之始，并从此得以成为朴学大师，享名于后。朴学是清朝一种主导的学术，如果不是时局的影响，他可能一生从事这种书斋中的工作。因为排满运动的兴起，他成为革命人物，辛亥革命以后，他又成为民国的元勋，政治和学术的名望，同时有之。实际上，他只以学术文章见长，虽然好参与政治，好谈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于实际。所以在政治上，名望虽高，却并没有什么实绩，也没有做成什么大官。民国以后，政局屡变，章氏言论态度亦屡变，甚至依附过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后来不能活动，就常常发通电表示政治见解，看来他是一生不甘寂寞的。
章氏幼年即患有眩厥症。应童子试时，即因此病而未终场。他自己后来也常常提到：“予少时多病”。眩厥是一种脑神经疾病，但并不影响读书、作文，且有时表现为灵敏、激越，故章氏文章，锋利如削，有一种奇异色彩，此病理使然。
然此病有时兴奋易怒，有时沉郁寡言，显然不宜于理政，所以他虽热心政治，当权者从未委他以重任。袁世凯不得已委他个东三省筹边使，他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很快就辞职不干了。
章氏为文，好骂人，有些地方，看起来近似人身攻击。如骂吴敬恒：“善钳尔口，勿令舔痈；善补尔袴，勿令后穿。”等语，当时称为名句。有一次，竟骂蔡元培为法国人，非中国人。但对人对事，又像并无成见，时有改变，也不记私怨。为友为敌，常有反复，这也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的。
章氏好铺张，章士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章太炎好穿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另有记载，有一次，他到四川公干，买了一大条红布，制成一幅横标，雇两个人抬着，作为他的前导，以壮行威。
此人很重道义，他为参与缔造民国，光荣牺牲的同志，都写了传记，并为他们请封表扬。传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些人的个性行迹，使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民初那些志士仁人的形象。如记邹容幼年好雕刻，狱中得弱症，章氏为其诊脉处方等情节，都有班马史传之遗意。
他的学术，因为我不懂，姑且不论。章氏的文章，我以为辩才不及梁启超，然切实过之；深湛不及王国维，然条畅过之。章梁文体，实为后来报章文字之先声，影响新闻界至巨。他的著名文字，如讨满洲檄，我以为写得并不精彩，罗列罪状，有勉强凑数之弊，文字也冗长造作，生动之笔太少。
与康有为论难的信，感情就充沛得多了。又好用古字，人多不识，这实际上是限制了自己文字的流传。
文人逸事，热闹有趣者多，真实可信者少。章太炎大闹总统府一事，最为当时所乐道。记载颇多，且加演义，以为章太炎如何英雄，袁世凯如何没有办法。其实，在那种场合下，有办法的还是大总统，没办法的还是穷书生，他究竟是被拘留起来了。章氏自记，就平实得多，晚年并称赞了袁世凯的肚量，证明章太炎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正的书呆子。
章氏晚年，受人馈赠，卖文章，为海上闻人如杜月笙的先人写碑传，为人所诟病。其实这些都是小节，是情有可原的。他的爱民族爱国家的大节，至死是为人们所称道的。
他晚年，不承认甲骨文的真实和价值，这是鲁迅说的“专家之悖”造成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人一旦成为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即不知不觉，把自己看成偶像。偶像是要本能地排除自己所不知的新生事物的。
古人以能立功、立德、立言者，为名人。章氏有功于民国，虽无大德于民，然亦无亏缺之处。至于言，煌煌大著，更无论矣。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名人，固非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者流可比。然名人都有时代的特点，为历史所铸造，与英雄同。当其一旦成为名人，则追逐者日众，吹捧者日多，军阀官僚商贾皆争先利用之。或赠以高楼，或赠以骏马。黄金不求自得，美女纷至沓来。于舆论优势之外，往往亦得实利。
本人亦以不同凡俗自居，人之阿谀，不以为怪，人之厚赠，以为应当。日久天长，主观客观上，名存实亡，变成偶像。言行不顾，见利忘义，有些名人，遂成为不名誉之人。名人既败，毁之者亦众，过去誉之者，必转而造谣，投井下石而后快。此名人兴衰之通则也。
近世之名人，为数甚众，流品脚色亦甚杂，根基牢固者少，忽起忽落者多，求如章氏之人品学术贯彻始终者，并不多见。我读他的著作，是怀着虔诚尊教之心的。
发愿写这样一篇文章，时间已有三年。参考书打开又放起，放起又打开，一直未得成篇。此因过去读过的书，都已忘记，年老少精神，又不愿去翻检，知难而退。近日，其他文章不好写，遂决心写出，然亦只是读书的印象断片，不得称为研究文字也。
1986年8月23日校讫并记
读《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附考。明方孝孺曰：“然予独有感焉，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著书。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后世之所甚讳，而秦不为罪。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
耕堂按：方孝孺盖有感于明政之严苛也。附考引宋高似孙言论，意见与方氏稍合。可谓皆独特之见矣。然汉以秦为严酷，魏晋以汉为严酷。屠沽负贩，起而革命，而严酷如故，革不掉也。后世论前世事，矛盾往往易见。而在当时，恐不如此认识。书本为书本，行政为行政耳。后人以某事断秦政宽，以某事断秦政严，皆出意想。必须根据史实，全部考察，方能稍得其实际。然近代史实，尚不易弄清，历史公案，更难定矣！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桓谭新论》：“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书成，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文约艳，体具而言微也。”
唐马总曰：“暴于咸阳市，有能增损一字与千金，无敢易者。”
宋高似孙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人卒无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郡斋读书志》：“时人无增损者，高诱以为非不能也，畏其势耳。”
耕堂按：从以上引文看，千金不能易一字之原因有二，即不能与不敢。不敢是畏不韦当时的权势。不能，则一是文章为高妙之作，二是当时的秦士，都是愚黔之徒。然仔细想来，这一个典故，恐怕只是一种传说，一种演绎。因为司马迁所作《吕不韦传》，只说予以千金，并无下面的话。司马迁说予以千金，只是强调这一著作的不苟与当时对待的隆重耳。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后世学者以为吕览（即《吕氏春秋》），成于不韦为相之时，不韦迁蜀以后，不久死去。何以能聚宾客著书，又何以能“悬之咸阳”。乃是司马迁的笔误驳杂之辞。其实，这里说的只是“世传”，其意即吕不韦遭到不幸之后，其书反而得到世人的重视，与自序上下文文意相通，不足为过也。
《吕氏春秋》一书，列入杂家，历史上不大被人重视。有人说是因为吕不韦名声不好。我看，恐怕是因为这部书的编写体制不太通俗，每篇前冠以月令，初读时，叫人摸不着头脑。其实里面好的东西很多，即以古代寓言故事而论，孟子、韩非子等书，以此见长，而《吕氏春秋》，“察今”一篇中，即包含三则，无疑是一个大宝藏。且它所引古书，多是秦火以前的旧文，其价值就更可贵了。
我过去有广益书局的高诱注普通本。后又购得许维遹集释本，线装共六册。民国二十四年，清华大学出版。白纸大字，注释详明，断句准确，读起来，明白畅晓，真能使人目快神飞。晚年眼力差，他书不愿读，每日拿出此书，展读一二篇，不只涵养性灵，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1986年11月22日记
读《燕丹子》
——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
滕云同志送我一本他所选译的《汉魏六朝小说》。冬夜无事，在炉边读了一篇《燕丹子》。《燕丹子》一书，我有光绪初年湖北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本，为嘉庆年间著名学者孙星衍集校，初未细读也。
《燕丹子》作者不详，旧题燕太子丹撰。据孙星衍序：
“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想来这部书，也是太子的宾客所写。
孙星衍又说：“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上说两家之间。”读过以后，觉得他的评价是很恰当的。
此书以记事为目标，原拟成为历史，然叙述夹杂一些传说及荒诞之事，遂为后人定为小说。即使作为小说，因为它有坚实而动人的历史事实，再加上叙述之委婉有致，乃成为古代小说之翘楚。
冬夜读之，为之血涌神驰，寒意尽消。周围沉寂，而心目中的秦廷大乱。此真正小说佳品也，非泛泛者可比。乃取《史记·荆轲传》对读之，并记两书写法之异点如下：
一、《燕丹子》共分三卷，第一卷记麹武，第二卷记田光，第三卷才记荆轲。系一人引出一人。而《史记》一开始就写荆轲，并同时写了与他有关涉的高渐离、盖聂、鲁句践等。在《燕丹子》中，高渐离只是在易水送别时，露了一次面。《史记》则把他处理成仅次于荆轲的一位侠义之士。
二、在细节中，除去孙星衍提到的：“《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燕丹子》还有荆轲赴秦时，“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和“行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舞阳欲击，轲止之。”两个细节，为《史记》所无。
买肉这一细节，对小说很重要，因为表明荆轲在进行大事中间，不为小事所误的克制精神。而司马迁或者认为，他前面已经写过两次荆轲的这种精神了，不再重复。这在史裁上讲，也是应该的。
小说，一再重复，可加强人物性格和故事效果，但也要得当。《燕丹子》的处理，还是得当的。
司马迁的《荆轲传》，现在通称为“传记文学”，然其本质仍为历史。所谓传记文学，只是标明：司马迁的历史著作，同时具有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作为历史，选材就应该更严格一些。荆轲刺秦，是一大悲剧。这一事件的失败，在当时是震动了千万人的心灵的。并且关系到了对荆轲这一人物的评价。司马迁不能不找出其失败的原因：太子催促太紧，荆轲没得与他等待的那位客同行，而与秦舞阳同行，荆轲在出发之前，就看出这个人不行了。小说对于失败，则不必有结论，任人想象去好了。
三、《史记》没有采用燕丹子中的，用金子投青蛙，吃千里马肝，砍美人手等细节，这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小说可以这样写，民间可以这样传说，作为人物传记，这些材料，只会伤害荆轲的形象。
四、至于《史记》不采用燕丹子中的乌白头，马生角，是因为荒诞。不采用它的乞听琴声，是因为虚构。乞听琴声的原文为：“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觳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掷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
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下，间不容发，哪有这种闲情逸致，这等从容？当然是不可能的。入铜柱，火出燃，却比《史记》所写，更为有声有色。
《史记》虽不采这两件事，但放在小说中，还是可以的，能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群众会这样想：啊，所以没有成功，是上了秦王的当呀！
五、《燕丹子》一书，就在这个地方终止了。《史记》却在荆轲刺秦失败之后，又写了高渐离的不寻常的举动，又写了鲁句践感叹的话。使文末摇曳生风，更拨动了读者怀古的思绪，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效果。
耕堂曰：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于虚构之有无。无虚构即无小说，正如无冲突即无戏剧。然在中国，历史与小说，实亦难分。有时历史的生动，如同小说，有时小说的翔实，超过历史。而历史家有时也从小说取材，小说从历史取材，则更为多见。但文体不能混淆，历史事实，有时虽出人意想，不得称为小说；小说虚构多么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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