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背后对太后说这个人“不靖”，就是说他不安分。但他为什么竟能享那么高的盛誉，而屡次为名公巨卿们所推荐呢？道理是：对宰臣们来说，他们能给天子找到这样一个刚正纯粹的大儒，以为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为太平盛世添加了光彩。对程颐本人来说，既然自己是因为刚正纯粹，被朝野看重，就无妨再加大这方面的资本，弄得更突出些。
这也是一种进身之道。不过也埋伏下了危机。当时朝廷的政局，像棋局一样，斗争激烈。等到荐引他的一派人失势，他也就跟着倒楣。或者他的一些奇特的令人非议的行径，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把帐算在举荐他的一派人头上。所以后来，谏议大夫孔文仲奏程颐：
污下儉巧，素无乡行。经筵讲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型。
以后又弄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就是说，不只著作被禁，株连弟子，而且又被挂上黑牌了。
如果他老老实实，在乡下聚徒授书，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吧！
1984年9月14日改讫
读《朱熹传》记
我现在读的《朱子文集》，是丛书集成中的正谊堂全书本，共十册。清康熙年间张伯行编订。我另有四部丛刊本《朱文公集》，也是十册，是根据明刊本影印的。两相对照，张本删去的东西很多，主要是诗和奏议。他所编入的书信回答，都是关于性理之学的论辩，所录少量杂文，也都是与理学有关的。张伯行是清朝的理学家，用各取所需的方法，编辑了这部文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曾加以严厉评讥。
这样编辑的文集，当然是有很多缺点的。不过，商务印的这部丛书集成，书版小巧，印刷清楚，校对也算精审，读起来很方便。而我那部四部丛刊本，因为是缩印，字体有些模糊，老年人读起来费力，只好作为参考之用，束之高阁。
张本前面附有朱熹本传。
熹生于建炎四年。成名很早，年十八贡于乡，中进士第。
但官一直做得不顺利，有人为他统计，“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日。”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张，与当时的朝论不合，皇帝不肯重用他。淳熙六年，朱熹上疏言事，皇帝读了大怒说：“是以我为亡君也。”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益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
这是宰相替他说了好话，救了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例子，有人自以为忠，向皇帝直言进谏，结果惹得皇帝大怒，闯下杀身大祸，这时就常常有人，从旁讲这一类好话，使言者转危为安。不然，这也要看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皇帝。南宋之时，国家偏安，人材为重，注意影响，皇帝的脾气也好些。
如果遇到的是清朝雍正乾隆那样的“英明之主”，就不听这种劝告。他们要想对付哪一个人，是先收集能使此人名声扫地的“材料”，或是动用酷刑，叫他招承一连串耸人听闻的罪状。
这样一来，就是杀了这个人，他的名誉也不会再在群众中存在了。
因为朱熹赈济灾民有方，皇帝称赞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见他还是有一些实际工作能力的。四部丛刊本的文集中，就保留了不少他从吏时的文书。
但他是继承周、程之学的，不甘心做地方官，而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道统，推行于天下。他屡次上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话，既惹得皇帝厌烦，也得罪了不少权贵。于是他的下场，就和他的前辈程颐一样了。
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后来监察御史陈贾又对皇帝说：“臣伏见近世道学，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邪？”
这样，政府开始禁止他的学说。
后来因为他得罪了韩胄，韩竟诬他“图谋不轨”。把他和他学生，定为“伪党”、“逆党”，有人还上疏“乞斩朱熹”。
此时，他的“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认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别其非党。”这种情景，和十年动乱中有些人的遭遇，何其相似！也可以说是够悲惨够凄凉的了。他活了七十一岁，死后才得平反。
我对朱子的学说，因为缺少研究，不敢妄加评议。但我尊重这位学者，我买了不少他的著作。除了两种文集外，寒斋尚藏有《朱子年谱》一部，他辑录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和《五朝名臣言录》各一部，《近思录》一部。此外还有《诗集传》和《论语集注》等。
他的一生，除去极力宣传他的正心诚意的学说，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古书的整理集注工作。不过我也有些管窥之见，以为：孔子的学说，本来是很实际的、活泼的、生动的。孔子的言论，很少教条，都是从经验得来，从实际出发，以启发的方式，传给弟子。因此能长期不衰，而为历代帝王所重。而性理之学，把圣人的学说抽象了，僵化了，变为教条，成为脱离实际的意识活动，一般人既难以理解，难以领会，做起来也很困难，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也就常常与追求实效、习惯变通的政治，发生抵牾和矛盾，作为点缀还可，要想施之行政，就不为政治家所喜欢了。
1984年9月15日读《宋文鉴》记《宋文鉴》，国学基本丛书本，共十六册。卷首有周必大的序。他说：“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又说，“天启艺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列圣相承，治出于一。”
第一段话，是表明他对文章的看法；第二段话，说明宋自开国以来，在五代长期兵荒马乱之后，在文化典籍的废墟上，做了很多重建、修整和创造的工作。北宋时，他们编辑了几部大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广徵传引》，使得一些古书内容得以流传。司马光等人，又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历观各个朝代，在整理历史文化方面，宋朝的成就可说是最突出的。以上这几部大书，寒斋有幸，都已购存插架。因为有这个传统，南渡以后，他们还编辑了这一部《宋文鉴》，规模虽然不及以上各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很不容易了。
此集所选，断自北宋，周必大提出衡选标准：
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册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
《宋文鉴》一共一百五十卷。是吕祖谦编辑的。他选文的主张是：
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交，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
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卷首《太史成公编宋文鉴始末》）
他这些话，对编辑断代文学总集，是值得参考的，是合理可行的。
这部书的编辑，是由宋孝宗提起，由宰臣荐举人材。吕祖谦受命以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编成了。因劳致疾，皇帝存问赏赐，并加封官爵。
历代编辑大部头书籍，都是由皇帝出面，委派大臣领其事，并组织书局，对编辑人员，待遇优厚，事成之后，都论功行赏。这也是历代皇帝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团结使用的方法。
朝野上下，都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隆重，参与者以地处清要，感到光荣。宋之编辑上面提到过的几部大书，明之编辑《永乐大典》，清之编辑《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无不如此。但有赏也有罚，不称职或弄出差错，都受处分。
《宋文鉴》的规模小，又在偏安之时，并无其他编辑人员列名，可能就是吕祖谦一个人在那里干。后来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总是用一些皇子、大臣领衔，不作实事，空得名誉。
但既是奉敕编书，在圣旨下办事，还是郑重其事，要负一点责任的。
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一下子联想到，三十年代良友编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由书店聘请几位权威作家，分担各个文体的编选工作。其工作方式，是由书店先把有关材料送给编选者，由他亲自选好，然后作一序文，置于卷首，说明他编选的尺度和对已选各篇的评价。序文都写得非常认真精彩。例如鲁迅编选的小说二集，就是如此。编选者都亲自下手，用了很大工夫，注入了很多心血，有强烈的热情和责任感。书店投入的人力并不多，几乎是赵家璧一个人在那里跑上跑下。但书印得很成功，成为一代文献。
近几年来，各地编辑文学总集之风，又盛了起来，或以时代分，或以文体分，这自然是好现象。但常常不是由出版社出面，而是由一个什么编委会出面，这个编委会，自然都是名流，人员众多，机构庞大。但做实事的人好像不多。所需材料，常常不是自己去找，而是通知作品有可能被选的作家提供，有时还要求提供单面的印件，附带填写履历表，作品发表年月等等。主编者不直接从原始材料选稿，而是经过下面的人层层上交，最后定稿。这还能看出主编的取舍吗？有的甚至委托地方选稿，然后汇集上报。有的干脆请作家自选。
这样一来，委员们岂不与过去那些空列头衔的太子太保，没有多大区别了吗？
这是编选方面的大概情形。至于出版周期之长（一般出版社，出一本书，正常周期是一年零六个月，有的要三年四年不等），校对之不负责，装订之不善，铅字的模糊，排版的不整齐等等技术问题，就先不用去谈，等待改革吧！
考察一下历史，一代文化成果的大小有无，常常与那一朝代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态度有直接关系。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我们应该负责地出版一些从内容到形式，从质到量都是第一流的书籍了。
1984年9月17日下午
读《沈下贤集》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一个人南下游历，至南京，逛古籍书店，见架上有观古堂所著书及汇刻书一部，标价七十金元，以天晚，未及细看目录。那些年，我读了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等书，觉得他对古籍确有研究，文字亦通畅有条理，并听说他刻的书很有名，回到天津就汇款去买了来。一看细目，都是一些偏僻、零碎的书，对我有用的东西很少。唯其中有《沈下贤集》二册，这倒是我久想得到的书，因此，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堆闲物，也就不觉得后悔了。
《沈下贤集》，过去确是难得。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中写道：“《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罕觏。余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钞本改校数字。”这说明此书过去只有钞本传流，而观古堂刻本，不只是近年首刻之本，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本子了。
沈下贤，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名亚之，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为判官。耆罢，亚之亦坐贬南康尉。他和当时诗人李贺、杜牧、李商隐都有交往，并被推重，可是他的诗在本集中，只保留十八篇。总目说，他为文“则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而称赞他的志趣为：“盖亦戛然自异者也。”
在唐人中，他并不是什么大作家，宋姚铉纂修的《唐文粹》只选了他的三封书信（《上李谏议书》，《上冢官书》，《与孺颜上人书》），一篇纪事（《李绅传》）。
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收录了他的三篇传奇：《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这三篇，也都载于《太平广记》。
他的传奇，故事都很简单，附有诗词，写法也有些相同之处，并非唐人传奇中之杰作。然叙事简洁有力，则为沈下贤之特有风格。如《湘中怨辞》开首之对话，生曰：“能遂我归之乎？”女应曰：“婢御无悔。”遂与居。
在他的史实性纪事，读起来，文字有些晦涩，叙事无轻重，并非史才。但人物传记，则很有特色，简练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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