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就得罪了，疏远了，我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过去，当政治风雨突然袭击时，有些人对同志，对朋友，无中生有，造谣污蔑，不只使当事者蒙不白之冤，也使他的家属，有血泪之痛。这称之为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毫不为过。但这种做法，人们习以为常，他本人也会轻易地忘记。
而在太平盛世，天晴气朗之时，别人偶然描绘了一下类似他的嘴脸，伤不了他的半根毫毛，好官自为之，名人自当之，却忍受不了，以为别人不够朋友，刻薄无情，从此要绝交，要打句号。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奇异现象。
其实，目前的环境，周围的关系，绝不会因为他的某一特点，被某一作者采撷了去，会对他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例如，我曾写入杂文《谈迂》中的那个人物，在后来整党的时候，就竟然当上了领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场的人，都还活着，不以为怪。
我有洁癖，真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写进我的作品。鲁迅说，从来没有人愿意去写毛毛虫、痰和字纸篓。
一些人进入我的作品，虽然我批评或是讽刺了他的一些方面，我对他们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时还是很依恋的，其中也包括我的亲友、家属和我自己。
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有很多弱点。一生之中，长期漂流在外，对家庭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做过的错事、鲁莽事、傻事，都曾使亲人焦虑、感伤。到了晚年，时常自责并无掩饰地写出来，作为临终前的忏悔。
对于别人，交往也好，得罪也好，我已没有什么希求。我从来不愿得罪人，甚至不愿得罪院里的猫和狗，但我不能不写东西。
我过去所写的小说中，也有坏人吧？现在看起来，都很概念。晚年对世事体会深了，偶一触及，便有入木凿石之感，但确实也不愿再写多少了。
一生之中，我得到过的东西很多，有些过分。当然失去的也不少。现在，我已经进入了无欲望状态，不想再得到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了。有人说，老的一代，必都有一种失落感，那恐怕是一些人的推测之词。
1988年春
我的位置和价值
现在有些青年人，常常谈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我听了感觉很新鲜，也很羡慕。我活了这么多年，过去竟没有发现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如何，位置在哪里。
现在用回忆的方法，重新发现一次。
我在小学读书，在中学读书，共十二年寒窗，都是为了创造自身以后的价值和位置。当我高中毕业以后，第一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市政机关当雇员，价值是每月二十元。位置是坐在一条破板凳上。第二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小学校当庶务，价值是每月十八元。位置是在一个并不明亮的小窗户下面。第三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镇上当小学教师。位置提高到楼上，价值是二十五元。
虽然如此，在以上三个阶段，我仍然穿着长衫，戴着礼帽，那些衙役、校役，对我都点头称先生。走在街上，那些农民，如果有子弟在学校，对我都毕恭毕敬。
参加抗战以后，价值是每天三钱油三钱盐。位置从固定，变为游动，常常走在路上，爬在山上，很难说是一份什么位置了。
土地改革时期，曾被当做石头，从一条众多人围坐的炕上，搬到一个人独坐的炕上，算是变换了一下位置。其实也没有受什么惩罚，受什么罪。
进城以后，我的价值是每月六百五十斤棒子面。可以养家糊口，我的家属，第一次发现了我的价值。而且还有了稿费，用一个朋友的当时的话说，是“日进斗金”。这是社会发现了我的位置——作家。但不久就病了，有些人很为我的价值的即将消失伤心。终于又好了，伤心的不再伤心，又来了“文化大革命”。
一切价值都谈不上了，一切位置都没有了。我到食堂去劳动。有一天帮着师傅们磨豆腐，推磨棍的一端，应该有一块重东西——一块石头或几块砖头坠着。有一位师傅提议，叫我去填补这个位置。
这位师傅和我很熟，并且知道我有病。过去我偶尔到食堂用饭，他总是微笑着把我请到上座，也就是最好的位置，品尝品尝他做的饭菜。我吃完以后，赞美他的厨艺时，他照例地说：
“首长吃好了，身体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现在，他叫我坐到磨棍上去，是想和我开个玩笑，或者希望我从上面跌下来，形成一个大笑话。
有一天，我被派到招待所去砸煤。砸煤本来应该是在地上，监视我的人，却叫我到煤堆顶上去砸，这就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了，但总和位置有关。过去，在他们心里，我的位置太高了。
我原是这家报社的一名编委。“文化大革命”，有案可查的，就是我多年不上班。有人说，十年没有露面。推而演之，定为：白吃饭的人，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
糊里糊涂，“四人帮”垮了，三中全会开了，前不久还说我不劳而食的人们，又都说我贡献最大，是报社的光荣，建议我当名誉社长。虽然没有成为事实，还是给了个顾问的头衔。
我还没有死，以后变化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论曰：
价值与位置，是辩证的统一，其基础为经济与政治。通俗言之，即金钱与时运。一般人，不能自我发现，皆由社会或旁人发现。
西汉之末，有刘盆子，旁人发现他是皇帝。盆子执意放牛，不做皇帝。能这样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的，千古一人而已。
至于写几首诗，发表几篇小说，便吹牛说，发现了什么什么，其不自量，无自知之明，是非碰壁不可的。
1988年8月3日改讫
谈理解
这些年，理解一词很流行。好像过去人们都不知道这个词儿，是一种新发明似的。从此以后，是不是人们之间，理解的程度就会加强加深了呢？不得而知。
我认为，人与人的相互理解，自古以来，就被看做是应该的，但做到，却是很困难的。这像很多事情一样，这不仅仅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实际。凡是实际，都包含着历史、时代、环境诸种因素。如果只理解一种因素，不理解别种因素，必然会造成误解。即使同一因素之中，还有因时、因地、因人的差别。至于偶然的影响，那就更是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了。
所以说，理解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没有写过畅销的书，有些稿费，“文化大革命”，为应付当时局面，已上缴国库。近年虽时有短文发表，每篇或二十元，或四十元，于生活不无小补，然一二年才能凑成一本小书，稿酬亦不过千元上下。银行虽尚有些积蓄，然须防老，不敢轻动。
这是我的经济实际，但有些人就不能理解，“文革”时的一些情景，且不去说了。直到现在还有人张口借三千五千。有一位贵州小姑娘，来信向我要两千，还要我亲自给她送去，她在村边等我。
她不知道，我即使能旅游，也游不到贵州了。这就是因为她不理解我的另一种实际：我不是慈善家，甚至不是一个慷慨的人。
还有的青年人，来信叫我买书、买物品，替打官司。他们说，如果你出不去，可以派秘书去办。
他们不知道，我这里没有秘书，一辈子也没有用过秘书，现在甚至没有三尺应门的童子。我住在三楼，上下不便，每逢有收报费，投挂号信的，在楼下一喊叫，我就紧张万分，天黑怕跌交，下雪怕路滑，刮风怕感冒，只好不订报，不叫朋友寄挂号件。就是平信，也因不能及时收取，每每遗失。在此，吁请朋友来信，不要再贴特种邮票。
这又是一种实际，鲜为人知。
近年作家一行，早已不为人羡慕，因为他们的收入，已远不及演员、歌星、画家，甚至做小生意的人。但社会上的一些书呆子，仍把它看作生财之道，还以为我们这些人生活得多么阔气，多么幸福，多么有办法。这注定他们的前途，也不会光明的，因为他们对人的实际，理解太不够了。
但这也只是一方面的实际，另一方面则是：多一分资财，就多一分理解；少一分资财，就少一分理解。这是古今一致的。
古人云：隔行如隔山。俗话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都是经验之谈，不可不信。虽是同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相互理解的；即使是亲人，理解也不会是那么全面的。旧剧《刺王僚》有唱词曰：虽然是兄弟们情意有，各人心机各自谋。每听到时，心里总是感慨万分的，惊心动魄的。
1990年2月2日上午
谈闲情
人生，总得有一点闲情。闲情逐渐消失，实际就是生命的逐渐消失。
我是农家的孩子，农村的玩意儿，我都喜欢，一生不忘。
例如养蝈蝈，直至老年，还是一种爱好，但这些年总是活不长。今年，外孙女代我买的一只很绿嫩的蝈蝈，昨天又死去了。我忽然想：这是我养的最后一只。我眼花耳背，既看不清它的形体，又听不清它的鸣叫，这种闲情，要结束了。
幼年在农村，一只蝈蝈，可以养到过春节。白天揣在怀里，夜晚放在被里，都可以听到它欢畅的叫声。蝈蝈好吃白菜心。老了，大腿、须、牙都掉了，就喂它豆腐，还是不停地叫。
童年之时，烈日当空，伫立田垄，蹑手蹑脚，审视谛听。
兴奋紧张，满头大汗。捉住一只蝈蝈，那种愉快，是无与伦比的。比发了大财还高兴。
用秫秸眉子，编个荸荠形的小葫芦，把它养起来，朝斯暮斯，那种情景，也是无与伦比的。
为什么在城市，就养不活？它的寿命这样短，刚刚立过秋就溘然长逝了。
战争年代，我无心于此。平原的青纱帐里，山地的衰草丛中，不乏蝈蝈的鸣叫，我好像都听不到，因为没有闲情。
平原上，蝈蝈已经不复存在，农民用农药消灭了蝗虫，同时就消灭了蝈蝈。十几年前，我回故乡看见，只有从西南边几个县过来的行人，带有这种稀罕物。也是十几年前，在蓟县山坳里，还听到它的叫声。
这些年，我总是喂它传统的食物，难免有污染，所以活不长。
当然，人的闲情，也不能太多。太多，就会引来苦恼，引来牢骚。太多，就会成为八旗子弟。初进城时，旧货摊上，常常看到旗人玩的牙镶细雕的蝈蝈葫芦，但我不喜这些东西，宁可买一只农民出售的，用紫色染过的小葫芦。
得到一个封号，领一份俸禄。无战争之苦，无家计之劳。
国家无考成，人民无需索。住好房，坐好车，出入餐厅，旅游山水。悠哉度日，至于老死。不知自愧，尚为不平之鸣，抱怨环境不宽松，别人不宽容。这种娇生惯养的绔绔子弟，注定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1990年8月16日中午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一）
《庄子》
在初中读《庄子》，是谢老师教课。谢老师讲书，是用清朝注释家的办法。讲一篇课文，他总是抱来一大堆参考书，详详细细把注解写在黑板上，叫我抄录在讲义的顶端。在学校，我读了《逍遥游》、《养生主》、《马蹄》、《胠箧》等篇。
老实说，对于这部书，我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读懂。有一时期，很喜欢它的文字。《庄子》一书，被列入中国哲学的经典著作，当然是很深奥的。我不能探其深处，只能探其浅处。
我以为，庄生在写作时，他也是希望人能容易看懂容易接受的。它讲的道理，可能玄妙一些，但还不是韩非子所称的那种“微妙之言”。微妙之言常常是一种似是而非、可东可西的“大言”，大言常常是企图欺骗“愚昧”之人的。
像《庄子》这样的书，我以为也是现实主义的。司马迁说它通篇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当然，它善于夸张，比如写大鸟一飞九万里。但紧接着就写一种小鸟，这种小鸟，“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描写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活泼。因为它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出，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在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们习见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这种传统，从庄子到柳完元，我以为是中国散文的非常重要的传统。
前些日子和一位客人谈话，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简记如下：
客：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
主：是的，我近来不大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客：什么原因呢？
主：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