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生的经历，自然也有并不平凡之处。他们都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艰难时代，他们都为人民刻苦地习练了一技之长。他们最后的遭际，有的是非常不幸的，史无前例的，普通人难以忍受，甚至善良人难以想象的。他们虽然死了，意识形态消失了，但并不是弱者。他们蔑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没有卖身投靠，卖友求荣。他们都是有党性原则的，有时把这一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在青年时代，在艰苦岁月，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就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
在三十年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感动得流下热泪。那时我还很幼稚，很单纯，并不知征途的坎坷，人生的艰险。鲁迅先生对死者的深沉的情感，高尚的道义，教育着我。惭愧的是，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文字，看来我这一生一世，只能是望尘莫及，望洋兴叹，学习不来了。
但是，古代哲人在川上的感叹，向来被解释为：源远流长，昼夜不停，继往开来，自强不息。因此，我的学习和努力，也不应该一刻停止的。
1978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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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幸存的信件序
下面是我在一九五九年以后几年间，因为工作关系，写给冉淮舟同志的信件。那时，我正在养病，又要出版几种书，淮舟帮助我做了许多抄录、编排、校对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
在这些工作进行中写了这些信件。淮舟写给我的信，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
我写给他的这些信，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按照一般情况，它们早已丢失或被销毁了。
现在，淮舟把它们抄录成册，作为一种礼物，给我送来，使我大吃一惊。
这些信件和我送给他的书籍，都存放在保定他的爱人那里。在武斗期间，他的爱人不顾家中其他财物，背负着这些书籍信件逃反，过度劳累，以致流产。
我想：如果淮舟在一九六六年以前，也把这些信件退还给我，那一定是只字不存了。那时他曾把他搜集到的我的旧作一束，交我保存，其结果就是如此。
我的家被抄若干次，其中一次是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尤其严重，文字稿件都失去了。当然也剩下一些，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文字就真正在我的住所绝迹了。
那时，正值严冬，住室的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我的重病老伴，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朋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并不认识字，但她好像明白：在目前，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字纸片，比如之乎者也，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大灾祸。
于是按照旧社会“敬惜字纸”的办法，把它们化为灰烬。
在这种非常年月，文人的生命，不如一只蝼蚁，更谈不上鱼雁的友情。烧毁朋友的函件，是理所当然，情有可原，谁也不会以为非礼的。
经过了这场动乱之后，我给朋友写信，一律改用明信片。
我也不再保留朋友的来信。信，凡是看过，先放进纸篓，过一个时期，捆绑起来，和劈柴放到一块去，准备冬天生火之用。远近知好，敬希谅察。
所以，当我见到淮舟和他的爱人，能在那些年月，保留下我的信件，就非常感动，对这些信件，也就异乎寻常的珍重。
这些信，涉及到我过去的写作生活，我原始的文艺观点。
也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参与的文艺工作。现将有关我的创作者，略加订正，发表出来，供读者参考。
197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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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耕堂杂录》后记
右小书，稿分二部。书衣文录，自有序跋，可不赘。应申明者，此次印刷，是经李屏锦同志按写作年月，重新编排者。此等琐碎，竟耗他不少时间精力，应该感谢。其中《鲁迅全集》、《五代史平话》二则，皆记在一九七六年，初未注明写作年月，误植在前。因无关宏旨，今不再移动。
烽烟余稿，前一部分文字，系从河北文联编辑之“华北文艺运动史料”中剪下，十年动乱，幸未遗失。后一部分，则系冉淮舟同志从旧报抄录，旧报残缺，难以寻觅，淮舟费去不少时间精力，亦应志感。辑存这些文字，不过印证一下，我在青年时代，曾于何种境遇，写过什么文章，并不顾及它们的幼稚与浅薄。这些文字，多发表在当时的《晋察冀日报》上，河北文联辑存时，略有删节。今亦不再录补。
幼年，游于泽畔，见飞鸿受伤坠沙中，仍以喙修润其羽翼，盖强忘其生命之将尽，幻想经宿复原，能振翅起飞于云中。当时，余颇为之痛恻。又见蚕将僵，犹摇头奋体以吐余丝；星将逝，摇曳其余光，以眩众目。文人之业，殆将不死不休乎？亦可怪矣！
1980年12月8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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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秀露集》后记
本集所收，主要为近一、二年所作散文。其中也有几篇旧作，篇后系有写作年月，读者一看便可明了。旧作经过战争、动乱，失者不可复得，保存下来的，也实在不容易。每当搜集到手时，常有题记。例如《琴和箫》一篇，即原附有如下文字：
这一篇原名《爹娘留下琴和箫》，发表在一九四三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在我现存的创作里，它是写作较早的一篇。但是，在后来我编的集子里，都没有这一篇，一九五七年，我病了以后，由康濯同志给我编辑的《白洋淀纪事》里，也没有收进去。
这一篇文章，我并没有忘记它，好像是有意把它放弃了。原因是：从它发表以后，有些同志说它过于“伤感”。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是很不愿意作品给人以“伤感”的印象的，因此，就没有保存它。后来，在延安写作的《芦花荡》和《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里，好像都采用了这篇作品里提到的一些场景，当然是改变得“健康”了，这三篇文章，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参照来看。
现在淮舟同志又把它抄了来，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久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
它存在的弱点是：这种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
因此，我竟想到了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真正的激情，就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所流露的激情，恐怕是构成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在历史著作里，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成就大小的分别，道理也是一样。应该发扬这一点，并向现实生活突进。但理论问题是很复杂的，非目前脑力所能及。现在，只是把这篇作品的来历，简述如上。
1962年8月7日晚大雨过后记
此篇，前抄件已失，淮舟念念不忘，今岁，先后到天津人民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检阅所存《晋察冀日报》残卷，均未得见。终于《人民日报》资料室得之，高兴抄来。淮舟于此文，可谓情厚而功高矣。今重印于此，使青春之旅，次于晚途；朝露之花，见于秋圃。文事逸趣，亦读者之喜闻乐见乎！
1979年11月28日晨又记
再如《烈士陵园》一文，写出较早，发表在《人民日报》；还有一篇，写出较晚，交给《天津日报》，刚刚排出清样，就赶上了“文化革命”。于是悬挂楼间，任人批判；批判之余，烟消火灭，它就无影无踪了。文章的命运，历史证明，大体与人生相似。金匮之藏，不必永存；流落村野，不必永失。金汤之固不可恃，破篱残垣不可轻。所以虽为姊妹篇，一篇可以赫然列目于本集，一篇则连内容、题目我也忘记，就是想替它恢复名誉也无从为之了。
其它几篇旧作，也都是路旁的遗粒，沉沙之折戟。虽系残余，可备磨洗。因为，用旧日文字，寻绎征途，不只可以印证既往，并且希望有助于将来。
至于这些新作，也都是短小浅陋的。近年来，文章越写越短，以前写到十页稿纸，就自然结束；近来则渐渐不足十页，即辞完意断。这是才力枯竭的象征，并非锤炼精粹的结果。然于写作一途，还是不愿停步，几乎是终日矻矻，不遑他顾，夜以继日，绕以梦魂。成就如此单薄，乃自然所限，非战之过也。
“秀露”一词，亦别无含义。在农村生活时，日出之后，步至田野，小麦初生，直立如针，顶上露水如珍珠，一望无垠，耀人眼目，生气蒸蒸，叹为奇丽。今取以名集，只是希望略汰迟暮之感，增加一些新生朝气。
1981年2月1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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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孙犁文集》自序
当我把这几卷文集呈献在亲爱、尊敬的读者面前时，我已经进入七十岁。
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回顾，不知所云。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关于我的创作，我的经历，谈得太多了，这些文字，就都编在书里，此外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另外，计算一下，我从事文字工作，已经四十多年，及至白发苍颜，举动迟缓，思想呆滞之期，回头一看，成绩竟是如此单薄贫弱，并且已无补救之力，内心的苦涩滋味，富于同情心的读者，可想而知。
限于习惯和体例，我还是写几句吧。
一、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种种特点。因此，每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作家群，也都有他们特殊的时代标志。读历代大作家的文集，我常常首先注意及此，但因为年代久远，古今差异很大，很难仿佛其大概。
我们这一代作家，经历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青年读者，对这一代作家，并不是那么了解的，如果不了解他们的生平，就很难了解他们的作品。老一代人的历史，也常常难以引起青年一代的兴味。我简略叙述一下，只能算是给自己的作品，下个注脚。
二、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纪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
三、再加上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师承，可以说，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些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有些评论，因为颠倒了是非，常常说不到点上。比如他们曾经称许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之作，经过时间的无情冲激和考验，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过程：虚张声势，腾空而起，遨游太空，眩人眼目，三年五载，忽焉陨落——这样一种好景不长的近似人造卫星的过程；而他们所用力抨击，使之沉没的作品，过了几年，又像春草夏荷一样，破土而出或升浮水面，生机不衰。
四、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一直沿着“五四”时期鲁迅和他的同志们开辟和指明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应该大量介绍外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青年做精神食粮。我们要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要批判那些末流的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的黄色文学。
五、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衔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
六、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
七、我是信奉政治决定文艺这一科学说法的。即以此文集为证：因为我有机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我才能写出一些反映这两个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十年动乱，我本人和这些作品同被禁锢，几乎人琴两亡。绝望之余，得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集才能收拾丛残，编排出版。文艺本身，哪能有这种回天之力。韩非多才善辩，李斯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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