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 第108部分

关于爱情的准则：

爱情原无准则，家庭以伦理，社会以道德、法律维护之。

防范易变为桎梏，文学又颂歌本性之爱。曹雪芹对于爱情参悟透了，他写了木石之盟、金玉良缘以下的，诸如焙茗和万儿、秦钟和智能的爱情。爱情式样，有数十种，皆为悲剧。后人所写，不过随时代、风习的变化，交换背景，而实质无出其右者。爱情与社会风尚、伦理观念、人物个性，结合起来写，才有意义。在爱情问题上，创造出一种新的观念，我以为是很困难的。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起点，不要轻易抛弃自己基本的东西。刘心武同志的起点，应该说是《班主任》。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追求、探索的同时，应该时时回顾自己的起点，并设法充实它。如此开拓自己的前路，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以上，已是枝节之谈。感于刘心武同志的诚挚来信，谨抒个人的浅薄见解，以就正于他。所谈，自信也是出于真诚的，因此也就很坦率，有很多需要商讨之处。

1980年11月1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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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三）

刘绍棠、林斤澜、刘心武三位作家，来天津讲学。十二月二日下午，枉顾寒斋，谈了一个下午，非常愉快。

绍棠是熟人，心武虽初次见面，前些日子已有书信往还，并读过他一些近作。林斤澜同志过去没有接谈过，他的作品，读得也少，因此，这次相聚，我特别注意他对文学的见解。

谈话间，斤澜同志提出了创作规律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应该从一些作家的文章中去寻找答案。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鲁迅的日记、书信、序文。至于一些理论家的文章，对于读者分析作品，用处大些，对于作家来说，则常常不易使人满意。斤澜同志说，创作规律，是否就是“真情实感”四个字。我说是这样。这四个字很重要，但还包括不了规律的问题。规律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乍一问，我也回答不清楚，不能装腔作势，就说我懂了。后来谈到语言问题。心武同志说，人物的对话，似乎有章可循。叙述的语言，则比较难办。我说，语言问题，是创作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作为文学，语言是它的基本要素。

但它并非单纯是一种资料，它与生活、认识，密切相关。对于语言，应该兼收并蓄，可以多读文学以外的杂书，比如历史、地理、各类学科的书。我叙述了我养病那些年，读了不少东华录、明清档案、宦海指南、人幕须知、朱批谕旨这类的书。清朝官书的语言很厉害，有刀笔风味。比如朝廷申饬下属，常用“是何居心，不可细问”这句话，这一句话，就常常能使一些达官贵人，濒于自杀的绝境。不能只读外国小说，语言还是以民族语言为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说，语言的运用，应该自然。艺术创作，一拿架子，即装腔作势，就失败了一半。但能做到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白话文，虽有不少典范，也在不断进步，我们只要逐步阅览“五四”以来的作品，就会看出这一点。

有些作品能流传，有些不能流传，这里面就有个规律问题。比如萧红的作品，她写的也并不是那么多，也没有表现多少重大的题材，也没有创造出多少引人注目的高大形象，可是她的作品，一直被人们爱好，国内外都有人在研究，这是一个什么规律？

我以为创作规律，归纳起来，可以包含如下内容：

一、作者的人生观。（或称世界观、宇宙观。对文学来说，我以为人生观较恰切。）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避而不谈？

二、生活的积累。

三、文字的表现能力。

谈话中间，我说，现在的吹捧作风，很是严重。我对绍棠、心武说，如果有人给你们抬轿子，我希望你们能坐得稳一些。我说，我幼年在农村度过，官坐的轿我没有见过，娶媳妇的轿，我见得不少。这是一种民间表演艺术，和吹鼓手一样。在野外，还没有什么，他们走得很自然。一进村庄，当群众围观的时候，他们的劲头就来了。这些抬轿子的人，虽然也是农民，是一种业余活动，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仓促上阵的，他们训练有素。进街之前，他们先放下轿子休息一下，然后随着吹鼓手的“动乐”，他们精神抖擞起来。前呼后应，一唱一和，举足有度，踢踏中节。如果抬的是新娘坐的花轿，那步子走得就更花俏，脸上的表情，也就更来劲儿。

也不能忘记那些职业的吹鼓手，他们也是在通过夹道围观的人群时，大显身手。吹喇叭的坐在车厢上，一俯一仰，脸红脖涨，吹出的热气，变成水，从喇叭口不断流出来，如果是冬天，就结为冰柱。他们的调子越来越高，花腔也越来越多，一直吹到新人入了洞房。如果是丧事，则一直吹到死者入了坟墓。

庸俗的吹捧，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产生哗众取宠的作品。它不能动摇严肃作家的冷静的创作态度。

这次会见，三位作家都送给我书，斤澜同志送的是他的小说选集。当天晚上，我即开始阅读，是从后面往前看。已经读过的，计有：《记录》、《拳头》、《阳台》、《一字师》、《开锅饼》，共五篇。

我首先注意了他的师承。在斤澜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主要是师法鲁迅，此外还有契诃夫、老舍。在继承鲁迅的笔法上，他好像还上溯到了俄国的安特列夫、迦尔洵，以及日本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这些作家，都是鲁迅青年时代爱好的，并受过他们的一些影响。这些作家都属于现实主义，但他们的现实主义，带有冷静、孤僻，甚至阴沉的色彩。

我们知道，鲁迅很快就脱离了这些作家，扬弃了那些不健康的东西，转而从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那里吸取了富有内在热力、充满希望的前进气质，使自己的作品，进入承前启后，博大精深的一途。

斤澜的小说，有些冷僻，像《阳台》一篇，甚至使人有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感觉。斤澜反映现实生活，有时像不是用笔，而是用解剖刀。在给人以深刻感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冷酷无情的压抑感。

很明显，斤澜在追求那种白描手法。白描手法，是要求去掉雕饰、造作，并非纯客观的机械的描画。如果白描不能充分表露生活之流的神韵，那还能称得起是高境界的艺术吗？

斤澜的白描，冷隽有余，神韵不足。

在谈话时，斤澜曾提出创作时，是倾向客观呢，还是倾向主观？当时我贸然回答，两者是统一的。看过他一些作品，我了解到斤澜是要求倾向客观的。他有意排除作品中的作家主观倾向。他愿意如实地、客观地把生活细节，展露在读者面前，甚至作品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也要留给读者去自己理解，自己回答。如《开锅饼》中的猪中毒。但完全排去主观，这是不可能的，即使自然主义的作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作品中，还是有作家的主观倾向。有意这样做，只能使作品流于晦暗。另外，这样做，有时会留下卖关子、弄技巧的痕迹。

斤澜的作品中，有幽默的成分。幽默是语言美的一种元素，并不是语言美的整体。老舍以其语言的圆熟功力，对北京话得天独厚的储藏，以及所表现生活的历史特征，使他在这一方面，得到很大成功。但是，就是老舍，在幽默的运用上，有时也使语言的表现，流于浮浅。斤澜在语言方面，有时伤于重叠，有时伤于隐晦，但他的幽默，有刻划较深的长处。

我读斤澜的作品很少，以上只能说是管窥之见。我深切感到，斤澜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是真正有所探索，有所主张，有所向往的。看来，他也很固执，我并不希望我的话能轻易说服他。

在我们的既繁荣又荒芜的文学园林里，读斤澜的作品，就像走进了别有洞天的所在。通向他的门户，没有柳绿花红，有时还会遇到榛莽荆棘，但这是一条艰辛开垦的路。他的作品不是年历画，不是时调。青年人，好读热闹或热烈故事的人，恐怕不愿奔向这里来。他的门口，没有多少吹鼓手，也没有多少轿夫吧。他的作品，如果放在大观园里，它不是怡红院，更不是梨香院，而是栊翠庵，有点冷冷清清的味道，但这里确确实实储藏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品。

看来，斤澜是甘于寂寞的，他顽强地工作着，奋发地开拓着。在文艺界，有人禁耐得十年寒窗的困苦煎熬，禁耐得十年铁窗的凌辱挫折，却禁耐不得文艺橱窗里一时的冷暖显晦，这确是文人的一个致命弱点，也是我们的作品常常成为大路货的一个原因。

在深山老峪，有时会遇到一处小小的采石场。一个老石匠在那里默默地工作着，火花在他身边放射。锤子和凿子的声音，传送在山谷里，是很少有人听到的。但是，当铺砌艺术之塔的坚固、高大的台基时，人们就不能忘记他的工作了。

读斤澜的创作，就难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

1980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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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四）

春节之前，大光陪同宗璞同志来访，我因为事先没有拜读过她的作品，言不及义，惭愧不安者久之。后收到《小说选刊》八一年二月号，上载宗璞小说《鲁鲁》一篇，遂放置案头。昨日上午大光又携宗璞嘱交我看的诗作来，午饭后读过诗作，并将《鲁鲁》读毕。

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三方面的印象，都很深刻：一、作者的深厚的文学素养；二、严紧沉潜的创作风度；三、优美的无懈可击的文学语言。

仔细想来，在文学创作上，对于每个作家来说，这三者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是一个艺术整体。

作为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的语言，美与不美，绝不是一个技巧问题，也不是积累词汇的问题。语言，在文学创作上，明显地与作家的品格气质有关，与作家的思想、情操有关。而作家对文学事业采取的态度，严肃与否，直接影响作品语言的质量。语言是发自作家内心的东西，有真情才能有真话。虚妄狂诞之言，出自辩者之口，不一定能感人；而发自肺腑之言，讷讷言之，常常能使听者动容落泪。这是衡量语言的天平标准。

历史证明，凡是在文学语言上，有重大建树的作家，都是沉潜在艺术创造事业之中，经年累月，全神贯注，才得有成。这些作家，在别的方面，好像已经无所作为，因此在文学语言上，才能大有作为。如果名利熏心，终日营营，每日每时，所说和所听到的，都是言不由衷，尔虞我诈之词，叫这些人写出真诚而善美的文学语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宗璞的文字，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调节。每一句的组织，无文法的疏略，每一段的组织，无浪费或蔓枝。可以说字字锤炼，句句经营。那天谈话，我对她谈了文学语言的旁敲侧击和弦外之音的问题。当我读过她这篇作品之后，我发见宗璞在这方面，早已做过努力，并有显著的成绩。这样美的文字，对我来说，真是恨相见之晚了。

当然，这也和她的文学修养有关。宗璞从事外语工作多年，阅读外国作品很多，家学又有渊源，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好。“五四”以来，外国文学语言，一直影响我们的文学作品。但文学的外来影响，究竟不同衣食用品，文学是以民族的现实生活为主体的，生活内容对文学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昆虫为比，蝉之鸣于夏树，吸风饮露，其声无比清越，是经过几次蜕变的。这种蜕变，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它蜕下的皮，而是它内在的生命。用外来的形式，套民族生活的内容，会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作法，不会成功的。

宗璞的语言，出自作品的内容，出自生活。她吸取了外国语言的一些长处，绝不显得生硬，而且很自然。她的语言，也不是标新立异，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创造，有所进展。我们不妨把“五四”时代女作家的作品，逐篇阅读，我们会发见，宗璞的语言，较之黄（庐隐）、凌（叔华）、冯（沅君）、谢（冰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她的语言，虽是新颖的，并不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使人不习惯，不能接受。和那些生搬硬套外来语言、形式，或剪取他人的衣服，缝补成自己的装束，自鸣得意，虚张声势，以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