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毕，本想写篇短文。当时因事务多，只把联想到的意见，提纲告他。后又因发生严重晕眩，遂稽迟至于今日。心实愧之。
绍棠幼年成名，才气横溢，后遭波折，益增其华。近年来重登文坛，几个长篇，连载于各地期刊，成绩斐然。今读此作，喜欢赞叹之余，觉得有下面几个问题，可以同他商榷。
这些问题，有的与绍棠之作有关，有的无关，是提出和他讨论。
绍棠对其故乡，京东通县一带，风土人物，均甚熟悉，亦富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深厚基础。然今天读到的多系他童年印象，人物、环境比较单纯，对于人物的各种命运，人生的难言奥秘，似尚未用心深入地思考与发掘。人物必与社会风貌关联，才能写出真正时代色彩。绍棠的作品，时代色彩，并不凝重。人物刻划，重在内心，从内心反映当代社会道德伦理，最为重要。然做到此点，不似风花雪月描写之易于成功。
在作品中，人物必须与社会结构、社会风尚结合起来写。不如此，所谓时代色彩，则成为涂饰标签，社会、时代、人物，不能实际融为一体。
此中篇，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有声有色，然结构稍松，总体无力，其原因在此。这是高要求，我对于此点，也只是高山仰止，不得其途而进也。
爱情故事，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所共有，名著亦然。于是有人把爱情定为文学永久主题之一。其实似是而非。就文学史观之，传世之作，固有爱情；而专写爱情者，即所谓言情小说，产量最多，而能传世者甚为稀少。作品之优劣，读者之爱弃，自不在此。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只是从生理上说。文学作品固然不能忽视生理现象，然所看重者为心理、伦理现象。伟大作品之爱情，多从时代、社会、道德、伦理着眼，定为悲剧或喜剧的终极。小说之红楼，戏剧之西厢，无不如此。其他，如《牡丹亭》形之于梦中，《聊斋志异》幻之于狐鬼，虽别开生面，其立意亦同。伟大作品，实无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者。
至于“三角”之作，或小人拨乱其间，虽改朝换代，变化名色，皆为公式，不足谈也。
绍棠写爱情，时有新意，然亦有蹈故辙处。不以自己的偏爱写文章，不迁就世俗的喜好写文章，而以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写文章。这是我年近七十，才得出的结论。
艺术既发源于劳动，即与人类生活现象密切相关。中间虽亦有宗教、政治影响，究以反映人生现实为主。现实主义贯穿中外文学艺术历史，这既是规律，也是事实。
在这一主流之外，尚有旁支流派。写作手法，并不求同，而贵有新的创造。但如脱离现实根本，违反规律，则虽标新于一时，未能有传久者。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现实主义为其基本传统，当时师承者，除民族遗产外，主要为十九世纪东、北欧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家，除去作品深刻的现实内容外，皆富有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步要求。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时时遇到的危机，人的生活，在新情况下遇到的困惑，常常迫使文学艺术，脱离常轨，产生新的派别。此种派别，时时表现为对现实的怀疑、忧虑、不满，内心的反抗。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形成种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
这些新的文学流派，在过去，也常常引进到中国来，也常常有人仿效之，宣传之。但常常不能为广大群众接受，并经不起时间考验，迅速灭亡。近几十年，各种新的主义、流派，差不多都曾在中国传播过，但能在此土生根丰茂者甚稀。
文学艺术，自有其民族传统，维妙维肖的写实手法，最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此外，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更谈不上成熟与崩溃。社会上的竞奇斗异的趣味，远不同于欧美。此后，从国外引进一些新的文学流派，自亦难免，有的群众也许爱好一时，然从艺术来说，只能说是多了一种普及的样式，并非是对艺术的提高。
三十年代，有所谓新感觉派，日本作家横光利一颇有名。
中国穆时英初仿效之，后抄袭之，遂即名誉扫地，而此流派亦随之销声敛迹，不再有人称道。
横光利一有一篇小说，题名《拿破伦与疥癣》，他写拿破伦所以征服欧洲，是他的疥癣，时常发痒的结果。中国的曾国藩也患有此症，时时对人搔爬，鳞屑飞落，拍马者誉为龙变。难道他的敉平太平天国，也是癣的作用？小说家可以异想天开，编造故事，有时以为越新奇，越能耸人听闻，其实是自促自己作品的寿命。海外奇谈，不能代替文学。
中华民族，这块伟大的土壤，是很肥沃的，对于外来的东西，也是热烈多情的，这一点，从南北朝翻译佛经起，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把文学艺术，比作花卉，只有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并对这块土壤的现实有所补益的，才能在它身上繁殖成活。
绍棠不尚新奇突异，力求按生活实状，自然描述，是其风格之长。然于现实主义的师法继承，似应再为专笃。
绍棠幼年，人称卓异，读书甚多，加上童年练就的写作基本功，他的语言功力很深，词汇非常丰富，下笔汪洋恣肆。
但在语言运行上，有泛滥之处。词句排比过长，有失于含蓄。
有所长必有所短也。读书似亦甚杂，吸收未加精选。即如卿卿我我的文风，有时也在他的文章中，约略可见。
对于作品，历史有它自己的优选法。历史总是选择那些忠实于它，并对它起过积极影响的作品。历史最正直公平，不需要虚词，更厌弃伪词。任何企图掩盖历史真相，欺世盗名的人和作品，他的本来面目，迟早要被历史揭示出来。读书，博览之外，还要有选择，评文要有高标准。
以上不算评论，原来是想再写封信，告诉绍棠的。现在编入读书记，也要先抄录一份，就正于绍棠，恐不符合实际之处甚多。年岁相差，时代先后，老的见解，总常常是保守落后的。
1980年8月7日立秋节——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二）
刘心武同志十月二十日来信：“今年《十月》第三期的小中篇《如意》，是我用力较多的一篇；另《新港》九月号上有我一篇《写在不谢的花瓣上》，也力图在写爱情上体现出我个人的观念，似与当前很多这方面的小说所表达的观念相悖，显得‘保守’……请浏览一下。”
我手下刊物已为别人拿去，从《新港》资料室借来，二十九日晚开始阅读，当晚读完《如意》，次日读《花瓣》毕。
关于两篇小说的成功之处：
《如意》第一、二、三节，第八、九节。人物为石大爷（石义海）。
《花瓣》“十二年前的那个傍晚，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下文字。
关于小说的不成功之处：
《如意》中写“文化大革命”的部分。谁都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以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成名的。他写《班主任》时，“四人帮”虽已揪出，但“文化大革命”仍当作正面的东西被歌颂。他首先在文艺创作上说出：这不是绣花布，这上面有苍蝇粪，有蛆虫，有更可怕的东西，在它的掩盖下面，……这是有功的，是一种创造。他的作品，是圣之时者，是应运而生的。
在我国历史上，作家也如同帝王将相，常常是应运而生的。当然也常常应运而死。远的不论，姑以近代为例：“五四”时代，左联时期，东北沦亡和抗日时期，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文化大革命”被歌颂和被诅咒时期。每个时期，都产生它的一批作家和作品。“文化大革命”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十年，实际上没有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作家。
《班主任》所写的是“雄鸡一唱”，但毕竟是在政治上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才能出现。而更早已经有街谈巷议，有反抗斗争。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写出这样的作品。政治总是走在前面的，“天下白”才有“雄鸡唱”。但如果老是写“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游街、批斗、牛棚，这就又陷入了俗套。因为这些究竟还是表面的东西，是大家都司空见惯的，是“四人帮”罪恶的类型性的表现。如果写，今天则须进一步，深挖一下：这场动乱究竟是在什么思想和心理状态下，在什么经济、政治情况下发动起来的？为什么它居然能造成举国若狂的局面？它利用了我们民族、人民群众的哪些弱点？它在每个人的历史、生活、心理状态上的不同反映，又是如何？但是，写出这些，就是在当前也有困难，这需要政治上进一步的澄清，人民进一步的觉悟，需要时间的推移。
所以说，如果没有新意，可以去发掘别的地方，寻找新的矿藏。
我觉得作者能着眼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藏龙卧虎、人杰地灵的北京城，并发掘出石义海这样一个带有典型性的人物，是很好的一个转变。作家不能老注视一个地方，他的眼睛应该是深沉的，也应该是飞动的。石义海写得很好，我很喜爱这个人物。
《花瓣》中写“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因为是通篇作品的主脉，是前面所抒发的感情的归结，与前面透露出来的一些轻浮的笔意作对比，它就更加成为凝重的、真实的了。
关于作者的文字及其表现能力：
我以为刘心武的文字表现能力，是强有力的。《班主任》初发表时，他的文字有些僵硬，有些新闻通讯的习惯用语。从现在这两篇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在文字语言上，极力试探、突破，作了各种尝试和努力，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文字的功力是很深的，语言具备敏感性，读书也多，这一切都会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鲁迅说：“油滑是创作之大敌。”语言如果只求其流利通畅，玲珑剔透，不深加凝炼，则易流于油滑一途。外表好像才气洋溢，无所不包，实际是语言的浪费，对创作的损伤。
《花瓣》一作，实有此苗头，不可长也。特别是写鄢迪那一段，给人以陈旧之感，这种写法，在十九世纪一些文人笔下，也并不是出色的。
文人生活，可以自嘲，但也要有节制，不能流于浮浅。鲁迅、契诃夫都曾自嘲，也写到过爱慕者，但多从社会角度出之，是严肃的讽刺。而《花瓣》所写，则若虚若实，如扬似弃，得意与失意并出，纠缠与摆脱不分，这就淹没了作品的主题，降低了作品的格调。
作家个人的生活，如不能透视出时代、社会的特点，则以少写为好。
关于作家的观念与拥有的生活内容：
任何文学作品，大的小的，成功的或失败的，都在表达作者的观念。但生活是基础，生活积累越富，理解越深的，则生活可以完全包容概念。作品表面的概念越少，其内在观念的感染力越大；反之则成为“概念化”的作品，失败的作品，使读者掩卷废读。观念，是“体验观察”生活而后得的“概念”，不能先有主观的概念，而后去拣选生活，组织生活，构成作品。
《如意》写石大爷所以成功，是作者对这一人物，长期相处，观察细腻，从感情上喜爱、同情、崇敬所致。写“文化大革命”的那几节，所以有些失败，是因为作者就地取材，未加深思所致。这几节如果不写这么多，这么枝节，只留下能陪衬表现石大爷的部分，则此中篇，将更完整、集中，亦将更为有力。
关于卖关子及结尾提出问题：
小说无成法，但要求紧密无间。卖关子之说，见于通俗演唱，然亦只是故作惊人，笼络听众，以利下场的生意经。到下场演出时，则完全否定了那个关子，听众也不以为怪。伟大作品，都没有关子一说，完全以生活及艺术征服读者。《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都没有关子，只有章法。
《如意》有关子，开头的电话，中间的石大爷欲拿出来又止住等等，实可不必。
另外，小说的故事，至末了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主题含义亦甚明了，而作者在最后忽然又提出：“人们呵，听到我这哭声，愿你们能够理解！你们应当理解！”的尾声。
我读到这里，以为作者在小说里交代了什么玄妙的、一时不能看出、不能理解的哲学问题。反复思考，辗转反侧，以致失眠。后来才觉悟，作品并没有暗示着什么别的问题，不过还是那个不幸的爱情或爱情的不幸问题，或者说是有情人终于成不了眷属的老问题。
为什么又要这样画蛇添足呢？文学作品，凡是作家已经理解的东西，读者也一定能够理解。作家理解多少，读者也就理解多少。凡是作家还没有理解的东西，在作品中就形成朦胧、晦暗，从而读者也就无法理解了。
关于爱情的�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