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 第103部分

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都给它割断，把这只鸟“捕捉”了来，窒其生机，剖除内脏，填以茅草，当作一个标本，放在漂亮的玻璃匣子里，仍然说这就是那只鸟的“美”，这就是它的“诗情画意”。这就失之千里。

抽刀断水不可能，断章取义是很容易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的爱好，他的需要，在一本书里寻章摘句，并且一定能有满意的收获。有些人在评论作品的时想，常常就是用这种办法，这种办法很简便，但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对于“风景画”，这样去割裂，关系还小，如果对于贵重得多的“大幅油画”，就是常说的“高大形象”，也这样去做，那损失不是就很严重了吗？

在韩映山的一些作品里，我也感到：不应该把所谓“美”的东西，从现实生活的长卷里割裂出来。即使是“风景画”吧，“抒情诗”吧，也应该是和现实生活，现实斗争，作者的思想感情，紧紧联系在一起。美，绝不是抽象的东西，也绝不是孤立的东西。必须在深刻反映现实并鲜明表现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即他的倾向性的时候，美才能产生，才能有力量。美永远是有内容的，有根据的，有思想的。

我能看出，韩映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逐渐向深厚方面努力。他在叙述、描写和人物对话里，从中国的古典文学，学到了不少东西。在作品的结构方面，也从外国古典文学，学习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取法乎上”，我想会给他的创作带来很大好处。

学习语言和表现方法，能够扩大作者的视野，能够加深作者的思考，能够引导作者从更多的方面，更深的尺度，去研究人民的生活、生产、斗争。

韩映山的艺术感觉很灵敏，他的联想力很丰富，他对于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有一颗质朴善良的心。他对于家乡人民思想的进步和生活的美满，有着崇高的赞颂热情。

在文字方面，他有很多准确而生动的描写，但有些词句，有时处理得还不够圆满妥当，有的描写太重复。在他的作品里，笑声几乎是不断的，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听到一点哭声。

在不断的欢笑声中，有时加上一点关于过去艰苦生活的回忆，但这些回忆写得比较空虚。此外，爱情的场面多了一些，这可能和作者的年龄有关。

我和映山认识，最初是在保定，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长得很瘦弱。自我病后，就很少见到他，也很少读到他的作品。

今年见到他长得高大，写了很多东西，我心里感到很高兴，就写了以上这些话。

1962年8月24日夜记

读冉淮舟近作散文淮舟从地方调到部队工作，不久，他就出差到东北和西北，并把旅行所见，写为散文，陆续在各地报刊发表。淮舟工作勤奋，文笔敏捷，当我看到他这些文章时，心里是很高兴的。以为，他在编辑部工作多年，生活圈子很小，现在有工作的方便，能接触广大的天地，这对他从事创作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转机。

他的文章，我只是看了很小的一部分，就我看过的来说，也还有不少不足之处。当然这也是写这类文章，常常不易避免的。旅行见闻，也可以说是见闻速写，多少年来，成绩虽说很大，也沿习着一种缺点：就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因为刚刚到那里，所遇又都是生疏的人和事。如果是经别人介绍，那就是转了一道手，材料的真实价值，更差一等。对人物，接谈一两次，谈者言不由衷，听者挂一漏万，写出来的东西，常常与现实生活，距离很大。加上，在进入这一地区之前，缺乏知识准备，例如历史、地理方面的；风土人情方面的；文物古迹方面的。因为知识不足，在写作时，就感到局促困难。我们常说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谈何容易！有些借调查研究之名，贩卖主观唯心之实，实在不乏其例。

我以为，写这种文章，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见到就写。对于人物，对于生活，要多看看，特别是要多想想。对于材料，要有取舍，要舍得剪去那些枝枝蔓蔓。不要倚马万言。离开那里，回味一下再写，就会更好一些，更客观一些。

因为写这种文章，最容易带有个人主观成分。更何况，很长时期，我们对于这种文章，还提倡要有浓重的作者抒发。其实，这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你既是人地两生，你既是仓促上阵，客观的把握还很小，主观的抒情，就更容易落空。

对生活看得准，写得真，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有补救之方，那就是多看，多听，多想。力戒从心所欲，力戒想当然。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多务得。让生活和人物的印象，在你的脑海里沉淀一下，再写不晚。

每一篇要有一个主题，一个中心。淮舟这次写的文章中，有些是太松散了。

1980年12月12日上午大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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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读一篇散文

在四月三十日《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读到了贾平凹同志的散文《一棵小桃树》。关于这位作家，近些年常看到的是他写的高产而有创造的小说，一见这篇短小的散文，我就感到新鲜，马上读完了。

说实在的，这些年因为自己不写小说，也就很少看小说，虽说有时写点散文，散文看的也很少。原因之一是很多短篇小说都过长，几乎进入中篇范围，而有些散文，也很长，几乎又进入了小说的界限。看起来都是很吃力的。这种长风，还真不好刹住，一些报刊、评论家一方面要求写短，一方面又对写得长的大加称赞，作者就更收不住自己的笔了。

我也曾想：为什么要写这么长呢？要说是为了追求利，那就太冤枉我们的作者，但要说是为了追求名，则不为无因。以大自重，以长自喜，古已有之，今人为甚罢了。关于小说，暂且不要去谈它，因为已经谈了很多年了，其长如故，并不稍衰。这里只是说说散文，一篇散文，要写上万把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是罕见的现象，现在却到处可以遇见。

就说是不得不长吧，比如，作家确实有那么多新的感情和好的见解，难以割舍，写得长一点，我们耐心读一下也就是了。不巧的是，凡是长篇散文，新鲜意思却非常之少，语言也是陈词滥调。恕我直言，有些段落，都是现成词藻，流行语言，甚至像电影解说词或导游解说词。其所表达的感情，其所伸张的道理，也就可想而知了。

韩愈送孟东野序，第一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成为千古名句。文章也是名文，只有一千字左右。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第一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有名的警策之句。文章也是名文，不到两千字。这已经是苏东坡散文中的长篇了。

有的人或以地位高，或以名声重，在写文章的时候，以为不长不足以服众，不足以表示身分，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摆起架子。手里又没有那么坚实的砖瓦，这样的文章，读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但因为是位高、名重之人写的，青年学子就视为范文，去模仿，于是就愈来愈长了。不知道我这个推理对不对。

文章长是一个方面。形式单调，又是一个方面。本来中国的散文，是多种多样的。历代大作家的文集，除去韵文，就都是散文。现在只承认一种所谓抒情散文，其余都被看作杂文，不被重视。哪里有那么多情抒呢？于是无情而强抒，散文又一变为长篇抒情诗。

贾平凹同志这篇散文，却写得很短。形式也和当前流行的不一样。按说，他所处虽非高位，但按实际斤两来说，他的名已经不算不重，肯写这样的短文，又肯写给地方刊物发表，就很不容易了。这是一篇没有架子的文章。

其实，文章写得短小的一个主因，就是作者有真实的情感。我们常说假、大、空，这三个字，确实有内在联系。相反，真实和短小，也有内在联系。短小和精悍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好文章，短小是一个重要条件。

这篇散文的内容和写法，现在看来也是很新鲜的。但我不愿意说，他在探索什么，或突破了什么。我只是说，此调不弹久矣，过去很多名家，是这样弹奏过的。它是心之声，也是意之向往。是散文的一种非常好的音响。

1981年4月30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读萧红作品记

大概是前两个月吧，一位相识者去东北参加纪念萧红的会，回到北京，曾给我来信，要我谈谈萧红作品的魅力所在，探索一下她在文学创作中的“奥秘”，这确实不是我的学力所能完卷的。不过，我总记着这件事。近日稍闲，从一位同志那里借来一册《萧红文选》，一边读着，一边记下自己的感触。

此书后面附有鲁迅写的《生死场序》和茅盾写的《呼兰河传序》，对于萧红，评价最为得当。特别是鲁迅的文章，虽然很短，虽然乍看来是谈些与题无关的话，其实句句都是萧红作品的真实注脚。不只一语道破她在创作上的特点、优长及缺短，而且着重点染了萧红作品产生的时代。一针见血，十分沉痛。文艺评论写到这样深刻的程序，可叹观止。

对于萧红的作品，鲁迅是这样说的：

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的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茅盾对萧红的作品，是这样说的：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我是主张述而不作的，关于萧红，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呢？

人们常把萧红和鲁迅联系起来，这是对的。鲁迅对于她，有过很大的帮助。但不能像现在有人理解的：“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先有良马而后有伯乐。萧红是带着《生死场》原稿去见鲁迅的。鲁迅为她的书写了序，说明她是一匹良马。

鲁迅对她的帮助并非从这一篇序言开始，我们应该探索萧红创作之源。鲁迅以自身开辟的文学道路，包括创作和译作，教育了萧红，这对她才是最大的帮助。

我现在读着萧红的作品，就常常看到和想到，她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其中有鲁迅散文的特色，鲁迅所介绍的国外小说，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时代的聂维洛夫、绥甫琳娜等人短篇小说的特色。

但更重要的是她走在鲁迅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她对时代是有浓烈的情感的；她对周围现实的观察是深刻的，体贴入微的。她对国家民族，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但她不作空洞的政治呼喊，不制造虚假的生活模型。她所写的，都是她乡土的故事。文学创作虚假编造，虽出自革命的动机，尚不能久存，况并非为了大众，贪图私利者所为乎。

萧红的创作生活，开始于1933年，而其对文学发生兴趣，则从1929年开始。此时，苏联文学中左的倾向正受批判。同路人文学，开始介绍到中国来。鲁迅、曹靖华、瞿秋白等人翻译的《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两书，其中同路人作品占很大比重。同路人作家同情十月革命，有创作经验，注意技巧，继承俄国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描写革命的现实，首先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较之当时一些党员作家，只注意政治内容，把文艺当作单纯的宣传手段者，感人更深，对革命也更有益。在我国，1930年以后，经过鲁迅和太阳社的论战，文艺创作也渐渐走上踏实的、注意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不久，鲁迅等人创办译文杂志，进一步又介绍了普希金以下国外现实主义的古典著作，大大开拓了中国文学青年的视野，并有了营养丰富食品。萧红的作品明显地受到同路人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反映现实的才能。当然，她的道路，也可能有因为不太关心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实践和锻炼，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忧郁，反映在作品中，甚至影响了她的生命。

“五四”以来，中国的女作家，在文坛之上，一呈身形，而立即被广大青年群起膜拜于裙下者，厥有三人：冰心、丁玲、萧红。当然，这与其说是追慕女作家，不如说是追慕进步思想，追慕革命。冰心崛起京华，乃“五四”启蒙运动的产物；丁玲崛起湖南，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产物；萧红崛起哈尔滨，乃东北沦陷、民族危难深重时期的产物。时代变革之时，总是要产生它的歌手的。多难兴邦，济济多士。伟大的时代，在暴风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