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 第100部分

有一个时期，我曾经接到过一些读者那样的来信：他们的赞美或是指责，好像都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仔细地阅读我的书。他们是人云亦云的。他们是听到风声便随着来了雨声的。

但从你的来信里，我知道你是细心地阅读了我的作品，并且有自己的见解。作为现在的一个高中学生，这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

我指的是你的来信的后半部。我衷心地说，你提出的这些意见，都是非常切实，非常正确的。自从《风云初记》发表以来，还很少听到这样具体、这样切实可行的意见。你知道，有些读者，都是从“原则”提出问题，他们对一篇作品，不是捧到天上，就是摔到地下。有时简直使作者目瞪口呆而且措手不及，没法据以修改自己的作品。

假如我以后能够修改这部作品，你这些意见，我一定是要郑重参考的。

其中一点，高庆山是高四海之误。这次重印，这一部分我没得亲自校对，以前怎样错下来的，也不能详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错处。

至于课本上的《荷花淀》和原作有很大不同，我想这是课本的编辑人有意删掉的。他们删去“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可能是认为这两句话有些“泄气”，“不够英勇”。他们删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可能是以为这样的描写“没有意义”，也许认为这样的句子莫名其妙，也许以为有些“小资产”。总之，是有他们的一定的看法的。他们删掉：“哗哗，哗哗，哗哗哗！”最后的一个“哗”字，可能是认为：既然前面都是两个“哗”，为什么后面是三个？一定是多余，是衍文，他们就用红笔把它划掉了。有些编辑同志常常是这样的。他们有“整齐”观念。他们从来不衡量文情：最后的一个“哗”字是多么重要，在当时，是多么必不可少的一“哗”呀！至于他们为什么删掉：

“编成多少席？……”我就怎样想，也想不出他们的理由。这一句有什么妨碍？可能是，他们认为织出多少席，难道还没有统计数字吗？认为不妥，删去了。

有些编辑是这样的。有时他们想得太简单，有时又想得太复杂。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合常情，有时又超出常情之外。

所以，当你问道：哪一个本子可信的时候，我只好说，这课本是不大可信的，还是《村歌》的原文可信。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课本的编辑，只是删掉了几句话，比起从选集里特别把它抽掉的人，还是喜爱这篇文章的。不是你提起，我并不知道有这些删节。

我的身体，比起前二年是好了一些，但是还不能多写和多想。

专此

敬礼

孙犁

1963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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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荷花淀》最初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副刊上，是一九四五年春天，那时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

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是献身于抗日的战士们，看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对这篇小说发生了喜爱的心。

白洋淀地区属于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的抗战，以其所处的形势，所起的作用，所经受的考验，早已为全国人民所瞩目。

但是，这里的人民的觉醒，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一带地方，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就屡屡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芦沟桥事变不久，敌人的铁蹄就踏进了这个地区。这是敌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而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国民党放弃了这一带国土，仓皇南逃。

农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强敌压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没有了保障。他们要求保家卫国，他们要求武装抗日。

共产党和八路军及时领导了这一带广大农民的抗日运动。这是风起云涌的民族革命战争，每一个人都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抗日的旗帜下，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面对的是最残暴的敌人。不抵抗政策，早已被人们唾弃。他们知道：凡是敌人，如果你对他抱有幻想，不去抵抗，其后果，都是要不堪设想，无法补偿的。

这是全民战争。那时的动员口号是：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农民的乡土观念是很重的。热土难离，更何况抛妻别子。

但是青年农民，在各个村庄，都成群结队地走上抗日前线。那时，我们的武装组织有区小队、县大队、地区支队、纵队。党照顾农民的家乡观念，逐步逐级地引导他们成为野战军。

农民抗日，完全出于自愿。他们热爱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妻子。他们当兵打仗，正是为了保卫他们。暂时的分别，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父母妻子也是这样想。

当时，一个老太太喂着一只心爱的母鸡，她就会想到：如果儿子不去打仗，不只她自己活不成，她手里的这只母鸡也活不成。一个小男孩放牧着一只小山羊，他也会想到：如果父亲不去打仗，不只他自己不能活，他牵着的这只小山羊也不能活。

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

白洋淀属于冀中区，但距离我的故乡，还有很远的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在白洋淀附近，教了一年小学。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土和人民的劳动、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我主要是在平汉路西的山里工作。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一篇《第一个洞》，后者就是《荷花淀》。

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

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拍节之处，完全是一致的。

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

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如在当代被公认为是诳言，它的寿命是不能长久的。时间检验了这篇五千字上下的小作品，使它得以流传到现在。过去的一些争论，一些责难，现在好像也不存在了。

冀中区的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忍受重大灾难，蒙受重大损失。他们的事迹，必然要在文学上得到辉煌的反映，流传后世。《荷花淀》所反映的，只是生活的一鳞半爪。关于白洋淀的创作，正在方兴未艾，后来者应该居上。

1978年11月5日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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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被删小记

最近，江苏铜山县大许中学教师吴海发同志，因为要讲小说《荷花淀》，发现徐州师范学院函授室所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里的《荷花淀》，与高中课本上的出入太大，来信问我，究竟哪个版本可靠。

小说被删，过去虽有读者函告，究未见到实物。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徐州师院选本所载的《荷花淀》，第二段被全部删去，共一百八十余字。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共八行，一百六十余字，也全部被删去。此外删去整段、整句，或几个字，或一两个字的地方，有十余处之多。《荷花淀》满共不到五千字，几乎被删去一千字。

这是怎么一回事，删者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删法，都不得而知。吴海发同志还发问：“高中课本上的《荷花淀》，写得细腻生动，是你本人修改的，还是课本编者修改的？”他把徐州师院的选本，看成了我的原作。

如果是“节本”或“洁本”，应在文前文后，加以说明。

如果是评论家，可以对一篇作品提出何处是多余，或不妥，应该删掉的意见。

如果是评选家，也可以在文章上加批加注，说明可删可节之处。

但以上三者，都以自己的面目出现，叫人明白这是他的意见。而这位编者的做法是：随心所欲，把你的文章支解，分割。不加任何说明，灭去他自己的刀斧痕迹，使读者以为你生来就是这样。

这种做法，已经不便于说他是简单粗暴。这是出版界的怪现状，是对著作的侵犯，是偷偷摸摸的行为。

编辑对投稿，老师给学生改作文，发表时还用作者或学生的名字，也不一定注明何处为编辑或老师所改。但那是投稿和作业。把这一做法运用到人家已经出版多年的作品上，是何居心，确实使人莫名其妙。

你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吧，他确实也把它选上了。你说他喜欢吧，确实他又觉得有美中不足之感，不甚合他的心意。

写篇批判文章吧，不一定大家都赞成。于是干脆自己动手，以快一时之意，以展不世之才。

也许有人要说：看，你又来了。当“文化大革命”期间，你性命如草芥，文字被注销，辗转沟壑，朝不保夕。在那时候，曾看不到你有任何不平，听不到你有半句异议。现在删你几段文章，有什么了不起，为何如此喋喋不休，大惊小怪？

岂不是又旧病复发？

是的。如果是在那些年月，如果只是如此，这不但只能算是小动作，而且还可以说是对作者宠爱有加，恩施例外。但他们这样做，好像并不在那个非常时期，而是在非常时期之前。请参看一封复读者的信，就可明白。

我只好写信给吴海发同志，说明徐州师范学院所选的《荷花淀》，是经过别人删改的，是不能用的。

1980年5月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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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山地回忆》，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杂志上。最近，有的地方编辑丛刊，收进了它。在校正文字时，我想起一些过去的事。

自己的生平，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郑重回忆的事迹。但在“四人帮”当路的那些年月，常常苦于一种梦境：或与敌人遭遇，或与恶人相值。或在山路上奔跑，或在地道中委蛇。或沾溷厕，或陷泥泞。有时漂于无边苦海，有时坠于万丈深渊。

呼叫醒来，长舒一口气想道：我走过的路上，竟有这么多的险恶，直到晚年，还残存在印象意识之中吗？

是，有的。近的且不去谈它。一九四四年春季，经历了敌人三个月的残酷扫荡，我刚刚从繁峙的高山上下来，就和华北联大高中班六、七位同事，几十个同学，结队出发，到革命圣地延安去。这是一支很小的队伍，由总支书记吕梁同志带队。吕梁同志，从到延安分手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他。

他是一位善于做政治工作，非常负责，细心周到，沉默寡言的值得怀念的同志。

我们从阜平出发，不久进入山西境内。大概是到了忻县一带吧，接近敌人据点。一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村庄，在村里看不到什么老百姓。我们进入一家宅院，把背包放在屋里，就按照命令赶快做饭。饭是很简单的，东锅焖小米饭，西锅煮菜汤。人们把饭吃完，然后围在西锅那里，洗自己的饭碗。

我有个难改的毛病，什么事都不愿往上挤，总是靠后站。

等人们利用洗锅的那点水，把碗洗好，都到院里休息去了，我才上去洗。锅里的水已经很少，也很脏了，我弯着腰低着头，忽然“嗡”的一声，锅飞了起来，屋里烟尘弥漫，院子里的人都惊了。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拿着小洋瓷碗，木然地走到院里，同学们都围了上来。据事后他们告诉我，当时我的形象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

当我自己用手一抹，那些可怕的东西，竟是污水和一片菜叶的时候，我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把脸洗一下。

在洗脸的时候，我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

我刚刚受了惊，并断定这是村里有坏人，预先在灶下埋藏了一枚手榴弹，也可以说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