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发作了：“混账，约翰！这我们以前不是谈到过了嘛。计划只要有一个漏洞，一个小小的漏洞，我就得吃上好几个月的大苦头了。”
“这些天来局里捂得非常紧，”霍尔斯顿辩解道，“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泄密了。自打我在那儿就没有过。如果我们能把网再撒得大一点，我想……”
“别往自个儿脸上贴金了，约翰。你是好样的，但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总是有人在捅漏子，而现在赌注已下得太大了。不管这刺探行动有多合法，但看起来总好像我在滥用政府权力来讨伐两个而不是一个政敌。那福斯滕在军队里的朋友还不拼命朝我放炮？不是头一回了。而谢尔曼大概也能从中捞十个百分点。”
总统站起来在房里踱步。霍尔斯顿一声不响地坐着。
“这真讨厌，约翰。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是不是？”
“是啊，总统先生。”
总统透过微微发绿的防弹玻璃向外看，久久地凝视着白宫的草坪。
“不过你是对的，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我们得查出点什么。有什么新主意？”
霍尔斯顿为之一振。他就是在等这个时候。“总统先生，我的副手已拟出计划，再拨三十个人专门搞这件事。我们准备派更多的人去圣地亚哥、夏威夷和菲律宾。我们需要查阅至少三个谢尔曼的子公司的记录，除此之外……”
总统不快地将手一举。“算了吧，约翰。这样会打草惊蛇。快想想，就目前的状况还有什么办法。”霍尔斯顿失望地皱皱眉。总统继续在踱步。
“我们需要一个更巧妙的法子。我们需要靠得更近一些，知道得更多一些。”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想打入其内部的尝试没有任何进展，总统先生，”霍尔斯顿的话里透着一丝不耐烦，“汉森上尉曾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可就连他实际上也一无所获。”
听到那个名字时总统咬紧牙关，以拳击掌。“我猜那案子再也没线索了？”
“是的，先生，没有。亚历山德里亚警方拘留了一个嫌疑人，是当地居民村①的一个青年。但他们放了他，因为缺乏证据。”
①居民村：由美国政府出资营造供低收入家庭居住的小区。
“混账，约翰，我要知道那案子的结果！他们杀了那小伙子。你知道，我也知道。”
“也许，总统先生，不过眼下仍没有证据。”
“去找证据。”
“抱歉，先生，可是我们不能没来由地去接手一宗地方谋杀案。人们会开始问这问那，他们会……”
“是啊，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得没错。”总统重又坐下来，叹了口气，“我只是想钉死那群奋牲。”
“我能理解，先生。我和您有着同样的感情。”
两人默默地在沙发上坐了良久。和政府中大多数官员一样，霍尔斯顿感到这种沉默很不舒服。不过碰到这种场合，很少有总统的手下先单方面打破沉默的。
最后，总统终于开口了。“扎克雷·特津中尉的名字你听说过吗？”
霍尔斯顿在记忆中搜索着。显然这个名字是应该听说过的。
“不久前我们还把他请到这儿的玫瑰花园来的，”总统继续道，“他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
“奖励他突袭了伊拉克。”霍尔斯顿打断道，他似乎一下子全想起来了。
“没错。那任务非常困难。让人吃惊的是他居然成功了。不管怎么说，自打那以后我一直在留心这个小伙子，现在他好像在给我们五角大楼的朋友工作。”
霍尔斯顿暗暗地骂自己。是呀，他早该知道特津的名字的——他的年龄、在福斯滕手下的确切职位、家庭背景、政治观点。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妈的。局长感觉到总统下面要说什么了，于是又暗暗骂自己。他应该想出这个点子的。
“也许特津就是我们的入场券，”总统说，“有了那块奖章，特津现在可是大红人呢。福斯股把这宝贝攥到手里了。如果他们试图说动他，利用他，从他身上捞些好处，我不会感到吃惊的。但如果是我们先去找他呢？劝他为我们干。然后鼓励他，让他钻得越深越好。”
局长不住地点头，脑子里已经为这次策动下命令了。计划唯一的问题是这不是他想出来的。
“这是个好主意，总统先生。汉森就算还活着，也可能永远弄不出什么名堂。阅历太浅。但特津可能会不同。我建议分两步走。首先，我们要更多地了解这个中尉，搞清楚是什么让他在那儿工作的，他想要或需要什么。我们给他的寓所、他的电话装上窃听器。用一组人来监视他。”
总统扮了个鬼脸，“我们在谈一位英雄，约翰，而不是罪犯。别忘了。”
“我记住了。但是在我们和他接触之前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确定他还没有给拉下水，要不然只会适得其反。”
总统点点头。霍尔斯顿继续说下去，觉得自己又掌握了控制权。“在第二阶段我们和他联系。我们不能太直截了当，先激发起他的爱国主义。一开始我们不能要求太多。但只要假以时日，这人会成为一座金矿。我是在说正规的应征手续，真的。”
总统看来举棋不定。“我心里没数，约翰。”
“目前这大概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了，先生。”
“但也有风险。想想看，要是让新闻界知道了我们在一位战斗英雄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那我们会是个什么狼狈相。上帝呀。”
“所有的行动都是要冒风险的，先生。”霍尔斯顿说。天哪，总统刚想出一个办法，现在自己又对它畏手畏脚的。他讨厌这种优柔寡断。
总统站起身，这是一个会晤结束的信号。“我要你去争取特津，不过要非常慎重，”他说，一边陪霍尔斯顿走到门口，“多去了解了解他，如果看起来很有希望，那我们再谈下一步，包括装窃听器啊什么的。我可不想咱们一手搞出什么丑闻。”
“我也不想，先生。”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不愿看见的，约翰。”总统的声音里有责备的语气。
“什么，先生？”
“我不想让特津重蹈汉森上尉的覆辙。”
第12节
“扎克，醒醒，醒醒。”
贾丝汀在黑暗中摇着扎克。他的呼吸急促而沉重，身上满是汗水。刚才他在睡梦中尖叫了一下，接着喃喃地大声说着什么，把贾丝汀惊醒了。
“什么事，出了什么事？”贾丝汀打开灯后扎克睁开了眼睛。他狂乱地扫视着四周，脸上满是泪痕。
贾丝汀抱住他，抚摸着他的头。“刚才你在做噩梦。喊啊叫啊的。梦见什么了？”
扎克飞快地眨着眼睛想清醒过来。他把脸颊更紧地贴在贾丝汀的胸前，大口地吸着气，还打着冷战。“我错过了规定时间……我在奔跑。贾里德在那儿。我……其他的我记不清了。”
“没事了，没事了，”她抚摸着他的头，温柔地重复道，“现在好了。”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放慢呼吸。“我很抱歉。”他最后说。
“为什么抱歉？”
“为你得处理这种事，到这儿来却看到了这个。”
“我想到这儿来就是为了你。”贾丝汀用两手抱住他的脑袋，直视着他。“你很让我牵肠挂肚，扎克。在这件事上我想帮你一把。”
扎克一直迟迟不愿告诉她自己境况的这些细节。他很高兴让她看见自己灿烂辉煌的一面——受勋的战斗英雄，而不是惊魂未定的幸存者。老天呀，她正和自己相好呢。她不会想要出现太复杂的事。可是真相还是慢慢显露出来。海萨发生的事情在他脑海里重放，总要来打断现在的好日子。还有在夜晚来骚扰的恐怖的噩梦。晚上早些时候，他终于告诉了她在那个弗吉尼亚心理医生那儿进行的治疗。她表示同情，至少表面上如此。他在纳闷她是不是已经考虑打退堂鼓了。她若没有那可真是傻了。
“我真恨自己的这个缺点，”当他们在老城亚历山德里亚一个偏僻的地方吃晚饭时他说，“我不能控制我的思想，是它们控制我。而那感觉每次想来就来，没有规律。我可以是在工作，坐在简令下达室，或读文件，觉得很正常，然后‘嘭’，突然间我变得汗流满面，焦躁不安。我一下回到海萨的炮火中，回去了，而且无法离开，直到回想完了我走过的每一步，我发出的每一声呼喊。”
“它会过去的，扎克。一定得过去。”
“不见得，”扎克黯然说道，“有些人过了几年几十年仍然这样。他们永远摆脱不了。对于他们很多人而言，用一把点四五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或草草地扎一根绳圈套在脖子上是唯一的出路。”
贾丝汀默默地瞧着他。她的眸子中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悲哀。她捏了捏他的手，“请别这么说。”
“我不是想要寻短见。别为那担心。只是有时候，我想象不出自己从前的那种感觉。我想象不出没有内疚、没有痛苦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天，我想象不出像正常人那样一觉睡到天亮是什么滋味。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要醒过来。它就是这样来了总还再来。”
“但它会消退。它会的。至少是那痛苦。”
“你怎么知道？”
贾丝汀耸耸肩，将目光移开。有一会儿她好像要哭了。“我本来有个弟弟，”她最后说，“三年前去世了。”
“我一直不知道。”
“我一直没想多谈。他是同性恋。小我两岁。八十年代时他接受输血，那血糟透了，他染上了艾滋病。他去世前病了好几年。”
“天，我很难过。”
“有很长时间我的感觉就和你现在的感觉一样，痛苦，内疚。我至今仍有些这样的感觉，只不过它已经淡漠了。它现在只是深藏在什么地方的一种隐隐的悸动。他临终前我并没有在他身边。我从来没有去真正照顾过他，甚至得病以前。我总忙着谈朋友，或读大学，或者后来，在华盛顿闯荡。”
“这发生在你离开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与那个家伙同居的同一时期，对不对？”
贾丝汀点点头，泪眼朦胧。“当时我惨透了。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所知道的只是，本来在我心目中的一些头等大事的地位开始动摇。有一阵子我非常恨自己。”
后来，那天晚上，当他们在烛光下做爱时，贾丝汀开始哭起来。眼泪顺着脸颊流下，一直滴到床单上。扎克停下来。贾丝汀把他拉得离自己的身体更近，贴得更紧。“别停下来，”她轻声说，“请别停下。”
第13节
到了在五角大楼工作的第二周周末时，扎克已开始忘记户外生活是什么样子了。沿阿灵顿郊区街道的长跑已经消失在堆积如山的工作下面。而且虽然已到了寒冷的十一月，他上班时还是不需要穿外套，因为他上下班来来往往都是在室内。从寓所里的那层楼乘电梯下到水晶城那如未来城市般的地下大街，从那儿他走到更有未来色彩的地铁站。以后生活就会是这样，扎克想，在二十二世纪的某个时候。可能就是这种未来世界的风味才把人们吸引到水晶城来；扎克想不出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可能。他刚过三十岁生日，他想起了电影《洛根跑了》，并发誓等这套军方为他付了半年租金的公寓租期到后，他就另找地方住。
甚至工作之余想喝一杯，扎克也无需出去。他下班时累得不想挑三拣四，就在回家的路上到地下街道的一家叫“个性”的酒吧去坐坐，这通常在晚上九十点钟时。那地方虽然有个好名字，却平常得出奇。上了清漆的金色木桌配着一点钢片，还有镜子。低矮的墙隔开一张张座位，种在盒子里的植物长得高过了墙。两台大电视悬在酒吧两端，喋喋不休地播着新闻和体育节目。顾客都是些下了班的人：领带拉松了，正式的鞋子换成了网球鞋，大脑也停止了运转。
扎克总会满是倦意地要一两杯啤酒，一人独饮。他读读报纸或是看看十点钟的新闻。他还能看到一些年轻的低级行政官员和行政官助理，醉醺醺地说着下流话。他们会在一张或两张桌子远的地方——红光满面，头发被化学品洗得僵直，但也不如说他们之间隔了几个星系的距离。
在他工作以后的第二个星期五，扎克又在“个性”停下来喝几杯啤酒。那地方挤满了人，他在吧台几乎找不到位置。众人不算高的说话声汇合在一起，竟也淹没了电视节目的声音。扎克看着人群，偶尔和酒吧招待侃几句，这时他听见左边一个人用颇有教养的牙买加…不列颠口音在说话。“扎克雷·特津？”
他转过身，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张熟悉的黑人面孔，他穿着考究，戴着一副纤细的金边眼镜。他的头发里透出古龙香水的气味。
“是你。我的天，扎克雷，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你。国会荣誉勋章。以前我甚至不知道你在部队里。太让我吃惊了，真是你。”
“嗨，你怎么样？”扎克敷衍地说，他飞快地搜索着记忆。康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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