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对路易－菲力浦的指责方面，有一个减法要做。有对王权的控诉，有对王政的控诉，也有对国王的控诉，三笔账，每一笔的总数都不同。民主权利被废除，进步成了第二位利益，市民的抗议被暴力平息，起义被武装镇压，骚乱被刺刀戳通，特兰斯诺南街①，军事委员会，真正的国家被合法的国家所合并，和三十万特权人物对半分账的政策是王权的业绩；比利时被拒绝，阿尔及利亚被征服得过分猛烈，并且，正如英国对待印度那样，野蛮手段多于文明方法，对阿布德－艾尔－喀德②的背信，白莱伊、德茨被收买，卜利查受赔偿，这些是王政的业绩；家庭重于国家的政策，这是国王的业绩。
①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政府军曾在巴黎特兰斯诺南街大肆屠杀起义人民。
②阿布德－艾尔－喀德（Abdelkader，1808—1883），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七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
可以看到，账目清理以后，国王的负担便轻了。
他的大缺点是：在代表法国时，他过于谦逊了。
这缺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我们来谈谈。
路易－菲力浦，作为一个国王，他太过于以父职为重；人们希望能把一个家庭孵化为一个朝代，而他处处害怕，不敢有所作为；从而产生了过度的畏怯，使这具有七月十四日民权传统和奥斯特里茨军事传统的民族厌烦。
此外，如果我们把那些应当最先履行的公职放下不谈，路易－菲力浦对他家庭的那种深切关怀是和他那一家人相称的。那一家人，德才兼备，值得敬佩。路易－菲力浦的一个女儿，玛丽·德·奥尔良，把她的族名送进了艺苑，正如查理·德·奥尔良把它送上了诗坛。她感情充沛地塑造过一尊名为《贞德》的石像。路易－菲力浦的两个儿子曾从梅特涅的嘴里得到这样一句带盅惑性的恭维话：“这是两个不多见的青年，也是两个没见到过的王子。”
这便是路易－菲力浦不减一分也不增一分的真情实况。
蓄意要作一个平等亲王，本身具有王朝复辟和革命之间的矛盾，有在政权上安定人心的那种令人担心的革命趋向，这些便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的幸运；人和时势之间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圆满的配合；各得其所，而且具体体现。这就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的运气。此外，他还有这样一个登上王位的大好条件：流亡。他曾被放逐，四处奔波，穷苦。他曾靠自己的劳力过活。在瑞士，这个法国最富饶的亲王采地的承袭者曾卖掉一匹老马来填饱肚子。他曾在赖兴诺为人补习数学，他的妹子阿黛拉伊德从事刺绣和缝纫。一个国王的这些往事是资产阶级中人所津津乐道的。他曾亲手拆毁圣米歇尔山上最后的那个铁笼子，那是路易十一所建立，并曾被路易十五使用过的。他是杜木里埃①的袍泽故旧，拉斐德的朋友，他参加过雅各宾俱乐部，米拉波拍过他的肩膀，丹东曾称呼他为年轻人！九三年时，他二十四岁，还是德·沙特尔先生②，他曾坐在国民公会的一间黑暗的小隔厢底里，目击对那个被人非常恰当地称为“可怜的暴君”的路易十六的判决。革命的昏昧的灼见，处理君主以粉碎君权，凭借君权以粉碎君主，在思想的粗暴压力下几乎没有注意那个人，审判大会上的那种漫天风暴，纷纷质问的群众愤怒，卡佩③不知怎样回答，国王的脑袋在阴风中岌岌可危的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所有的人，判决者和被判决者，在这悲剧中的相对清白，这些事物，他都见过，这些惊险场面，他都注视过；他看见了若干个世纪在国民公会的公案前受审；他看见了屹立在路易十六——这个应负责的倒霉蛋——背后黑影中的那个骇人的被告：君主制；他在他的灵魂里一直保存着对那种几乎和天谴一样无私而又大刀阔斧的民意裁决的敬畏心情。
①杜木里埃（Dumouriez，1739—1823），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党人，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一七九三年三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
②路易－菲力浦原是德·沙特尔公爵。
③卡佩（Capet），找路易十六。因波旁王朝是瓦罗亚王朝（1328—1589）的支系，而瓦罗亚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1328）的旁系。国民公会称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意在强调封建君主制的政体是世代相传的，并着重指出互有血统关系的诸王朝是反人民的共犯。
革命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是不可想象的。他的回忆仿佛是那些伟大岁月一分钟接一分钟的生动图片。一天，他曾面对一个我们无法怀疑的目击者，把制宪议会那份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名单中的A字部分，单凭记忆，就全部加以改正。
路易－菲力浦是一个朗如晴天的国王。在他统治期间，出版是自由的，开会是自由的，信仰和言论也都是自由的。九月的法律是疏略的。他虽然懂得阳光对特权的侵蚀作用，但仍把他的王位敞在阳光下。历史对这种赤诚，将来自有公论。
路易－菲力浦，和其他一切下了台的历史人物一样，今天正受着人类良心的审判。他的案子，还只是在初步审查期间。
历史爽朗直率发言的时刻，对他来说，还没有到来；现在还不到对这国王下定论的时候；严正而名噪一时的历史学家路易·勃朗最近便已减缓了自己最初的判词；路易－菲力浦是由两个半吊子，所谓二二一和一八三○选出来的，就是说，是由半个议会和半截革命选出来的；并且，无论如何，从哲学所应有的高度来看，我们只能在以绝对民主为原则作出的某些保留情况下来评论他，正如读者已在前面大致见到过的那样；在绝对原则的眼睛里，凡是处于这两种权利——首先是人权，其次是民权——之外的，全是篡夺；但是，在作了这些保留后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总而言之，无论人们对他如何评价，就路易－菲力浦本人并从他本性善良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引用古代史中的一句老话，说他仍将被认为是历代最好的君王之一。”
他有什么是应当反对的呢？无非是那个王位。从路易－菲力浦身上去掉国王的身份，便剩下了那个人。那个人却是好的。他有时甚至好到令人钦佩。常常，在最严重的忧患中，和大陆上所有外交进行了一整天的斗争之后，天黑了，他才回到他的寓所，精疲力竭，睡意很浓，这时，他干什么呢？他拿起一沓卷宗，披阅一桩刑事案件，直到深夜，认为这也是和欧洲较量有关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和刽子手争夺一条人命。他常和司法大臣强辩力争，和检察长争断头台前的一寸土，他常称他们为“罗嗦法学家”。有时，他的桌上满是成堆的案卷，他一定要一一研究，对于他，放弃那些凄惨的犯人头是件痛心的事。一天，他曾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同一个目击者说：“今天晚上，我赢得了七个脑袋。”在他当政的最初几年中，死刑几乎被废除了，重建的断头台是对这位国王的一种暴力。格雷沃刑场已随嫡系消逝了’继又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格雷沃刑场，被命名为圣雅克便门刑场；“追求实际利益的人”感到需要一个大致合法的断头台，这是代表资产阶级里狭隘思想的那部分人的卡齐米尔·佩里埃①对代表自由主义派的路易－菲力浦的胜利之一。路易－菲力浦曾亲手注释贝卡里亚的著作。在菲埃斯基②的炸弹被破获以后，他喊着说：“真不幸，我没有受伤！否则我便可以赦免了。”另一次，我们这时代最高尚的人之一被判为政治犯，他在处理这案件时，联想到内阁方面的阻力，曾作出这样的批示：“同意赦免，仍待我去争取。”路易－菲力浦和路易九世一样温和，也和亨利四世一样善良。
因此，对我们来说，善良既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便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路易－菲力浦受到某些人严峻的评论，也许还受到另一些人粗鲁的评论，一个曾熟悉这位国王、今日已成游魂的人③，来到历史面前为他作证，那也是极自然的；这种证词，不管怎样，首先，明明白白，是不含私意的；一个死人写出的墓志铭总是真诚的，一个亡魂可以安慰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里的人有赞扬的权利，不用害怕人们指着海外的两堆黄土说：“这堆土向那堆土献媚。”
①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Périer），路易－菲力浦的内政大臣，大银行家。
②菲埃斯基（Fieschi），科西嘉人，一八三五年企图暗杀路易－菲力浦，未成被处死。
③指作者自己。作者写本书时正流亡国外，其时路易－菲力浦在英国死去已十年
04 基础下面的裂缝
在路易－菲力浦当国的初期，天空已多次被惨淡的乌云所笼罩，我们叙述的故事即将进入当时的一阵乌云的深处，本书对这位国王，必须有所阐述，不能模棱两可。
路易－菲力浦掌握王权，并非通过他本人的直接行动，也没使用暴力，而是由于革命性质的一种转变，这和那次革命的真正目的显然相去甚远，但是，作为奥尔良公爵的他，在其中绝无主动的努力。他生来就是亲王，并自信是被选为国王的。他绝没有为自己加上这一称号，他一点没有争取，别人把这称号送来给他，他加以接受罢了；他深信，当然错了，但他深信授予是基于人权，接受是基于义务。因此，他的享国是善意的。我们也真心诚意地说，路易－菲力浦享国是出于善意，民主主义的进攻也是出于善意，种种社会斗争所引起的那一点恐怖，既不能归咎于国王，也不能归咎于民主主义。主义之间的冲突有如物质间的冲突。海洋护卫水，狂风护卫空气，国王护卫王权，民主主义护卫人民；相对抗拒绝对，就是说，君主制抗拒共和制；社会常在这种冲突中流血，但是它今天所受的痛苦将在日后成为它的幸福；并且，不管怎样，那些进行斗争的人在此地是丝毫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两派中的一派显然是错了，人权并不象罗得岛的巨像①那样，同时脚跨两岸，一只脚踏在共和方面，一只脚踏在君权方面；它是分不开的，只能站在一边；但是错了的人是错得光明的，盲人并不是罪人，正如旺代人不是土匪。我们只能把这些猛烈的冲突归咎于事物的必然性。不问这些风暴的性质如何，其中人负不了责任。
①公元前二八○年在希腊罗得岛上建成的一座太阳神青铜塑像，高三十二米，耸立在该岛港口，胯下能容巨舶通过。公元前二二四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
让我们来完成这一叙述。
一八三○年的政府立即面对困难的生活。它昨天刚生下来，今日便得战斗。
七月的国家机器还刚刚搭起，装配得还很不牢固，便已感到处处暗藏着拖后腿的力量。
阻力在第二天便出现了，也许在前一天便已存在。
对抗势力一月一月壮大起来，并且暗斗变成了明争。
七月革命，我们已经说过，在法国国外并没受到君王们的欢迎，在国内又遇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上帝把它明显的意图通过种种事件揭示给人们，那原是一种晦涩难解的天书。人们拿来立即加以解释，解释得草率不正确，充满了错误、漏洞和反义。很少人能理解神的语言。最聪明、最冷静、最深刻的人慢慢加以分析，可是，当他们把译文拿出来时，事情早已定局了，公共的广场上早已有了二十种译本。每一种译本产生一个党，每一个反义产生一个派，并且每一个党都自以为掌握了唯一正确的译文，每一个派也自以为光明在自己的一边。
当权者本身往往自成一派。
革命中常有逆流游泳的人，这些人都属于旧党派。
旧党派自以为秉承上帝的恩宠，拥有继承权，他们认为革命是由反抗的权利产生出来的，他们便也有反抗革命的权利。错了。因为，在革命中反抗的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恰恰是反抗的反面。任何革命都是一种正常的事业，它本身具有它的合法性，有时会被假革命者所玷污，但是，尽管被玷污，它仍然要坚持下去，尽管满身血迹，也一样要生存下去。革命不是由偶然事件产生的，而是由需要产生的。革命是去伪存真。它是因为不得不发生而发生的。
旧正统主义派也凭着谬误的理解所产生的全部戾气对一八三○年革命大肆攻击。谬见常是极好的炮弹。它能巧妙地打中那次革命的要害，打中它的铁甲的弱点，打中它缺少逻辑的地方，正统主义派抓住了王权问题来攻击那次革命。他们吼道：“革命，为什么要这国王？”瞎子也真能瞄准。这种吼声，也是共和派常常发出的。但是，出自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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