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大荒冢的雷峰塔而感叹唏嘘不已。“再不见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冢”。描述性的起句就满蕴惋惜感喟之情。“顶上交抱的青葱”，虽象征生命的绿意，但却恰与倒坍成的废墟构成鲜明的对比，勿宁更显出雷峰塔坍成大荒冢后的荒凉。在诗歌格律上，徐志摩是“新格律体诗”热情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惯用相同或相似的句式（仅变更少许字眼）的重叠与复沓，反复吟唱以渲染诗情，此诗亦足以见出徐志摩在新诗格律化及音乐美方面所作的追求。第一节中，第二句与第三句相同，第四句又与第一句相同。呈现为“a，b；b，a”式的格律形式。诗行排列上，则第二、第三句都次于第一、第四句两个字格，这也是徐志摩诗歌中常见的，用意当然是希图借略有变化的“差异”与“延宕”以获得音乐的美和表情达意的效果。如此，首尾呼应、长短相间、一唱三叹，极状惋惜感喟之情。诗歌其余三节的格律也完全与第一节相同。第二节和第三节从正反两个方面以抒情主人公自问自答的设问形式表现出诗人主体心态的矛盾和情感的复杂。第二节对雷峰塔的倒掉，抱有明显的惋惜态度，因为诗人是把雷峰塔视如其理想追求的美好象征的。也正因此，诗人把塔的倒掉归结为“摧残”和“变态”。而注意一下“摧残”和“变态”这两个意象前的修饰语（矛盾修饰语），则是颇有意味的。“摧残”是“光阴应分”的摧残，说明这是无可奈何的自然发展规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尤如人生的生老病死，世事之沧海桑田，除了象孔夫子那样慨叹几声“逝者如斯夫”外也别无他法。然而，“变态”呢？却又是“不应分的变态”。的确，美好的事物为什么又偏不能永在，而要遭受摧残呢？这当然是一种不公正、“不应分”的“变态”了。诗人还通过这自然界的“不应分的变态”联想到事态人情和现实人生，反复慨叹着：“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这对徐志摩来说，或许可以说是夫子自道、感慨尤深吧！在第三节中，诗人似乎总算联想到了关于雷峰塔的传说了。在传说中，雷峰塔下镇压着因追求爱情自由而遭受“不应分的变态”和“摧残”的白蛇仙女。在徐志摩看来，这塔虽然是镇压，但倒坍成坟冢也仍然是“掩埋”（而非“解放”），而且，“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这似乎是说，“掩埋”比“镇压”更彻底决绝地把追求幸福自由的弱小者永世不得翻身地埋葬在了坟茔中。正因这个原因，作者才反复咏叹：“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雷峰塔倒掉了，依依的塔影，团团的月彩和纤纤的波鳞……它所曾被诗人特有的“诗性思维”所天真、浪漫、纯美地寄寓的所有幻梦和爱宠，都从此破灭。“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全诗就在徐志摩感同深受的唏嘘感慨和一唱三叹的优美旋律和节奏中，如曲终收拨，当心一划，到此嘎然而止。然而，却留下袅袅之余音，让人回味无穷。结合徐志摩的创作历程和人生经历来看，《月下雷峰影片》和《雷峰塔》都是诗人回国之初创作的，都收于诗人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值此之际，诗人满怀单纯的英国康桥式的资产阶级理想，如同一个母亲那样，为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这时他的诗歌往往充满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也创造了许多优美单纯的理想化的意境——“完全的梦境”。然而，他与林徽音恋爱的破灭，与陆小曼恋爱的艰难重重，倍遭世俗反对，以及当时“五卅事件”、“三·一八”惨案等政治变故，都使诗人脆弱稚嫩的单纯信仰和美好理想遭受一次次不亚于雷峰塔倒掉的幻灭般的打击。因此，到了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诗风就发生了一些较明显的变化。而这首《再不见雷峰》正收于《翡冷翠的一夜》，正处于徐志摩人生历程的转折点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此诗看作徐志摩信仰理想的幻灭史和心路历程的自叙状。（陈旭光）
2、翡冷翠的一夜 “这年头活着不易”
“这年头活着不易”①昨天我冒着大雨到烟霞岭下访桂；南高峰在烟霞中不见，在一家松茅铺的屋檐前我停步，问一个村姑今年翁家山的桂花有没有去年开的媚，那村姑先对着我身上细细的端详；活象只羽毛浸瘪了的鸟，我心想，她定觉得蹊跷，在这大雨天单身走远道，倒来没来头的问桂花今年香不香。“客人，你运气不好，来得太迟又太早；这里就是有名的满家弄，往年这时候到处香得凶，这几天连绵的雨，外加风，弄得这稀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果然这桂子林也不能给我点子欢喜；枝上只见焦萎的细蕊，看着凄凄，唉，无妄的灾！为什么这到处是憔悴？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西湖，九月①写于1925年9月，初载同年10月21日《晨报副刊》，署名鹤。细细品味徐志摩的这首诗歌——“戏剧体”的叙事诗，我们能不能发现这首诗歌之叙事结构和表层的后面，蕴含或镶嵌着的一个“原型”象征结构？所谓“原型”，是西方“神话—原型”批评学派常使用的中心术语，或叫“神话原型”。通俗一些并范围扩大一点讲，是指在文学作品中较典型的，反复使用或出现的意象，及意象组合结构——可以是远古神话模式的再现或流变，也可以是因为作家诗人经常使用而约定俗成形成的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意象或意象组合结构。徐志摩的这首《“这年头活着不易”》，其“原型”的存在也是不难发现的。读这首诗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崔护的佳作《题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有心再寻“人面”，但却人去花依旧、睹物伤情，只能空余愁怅。这种“怀抱某种美好理想去专程追寻某物却不见而只能空余愁怅”的叙述结构，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反复出现的，差不多已成为一种原型了。徐志摩此诗是一首戏剧体的叙事诗。诗歌里面显然包含为“新批评派”所称道的“戏剧性”的结构。整首诗歌，确象一出结构谨严而完整的戏剧：有时间，有序幕，也有情节的展开，矛盾的对抗冲突和戏剧性的对话，还有悲剧性的结局、发表议论（独白）的尾声。一开始，山雨、烟霞、云霏……仿佛是电影中的远景镜头，以一种整体情境的呈示，不期然而然地把读者（跟随着诗歌中的“我”）诱导向一种“冒雨游山也莫嫌”（苏轼诗句）的盎然兴致和“访桂”的极高的“情感期待”。接着，镜头平移，推向读者的视野，“松茅”，“屋檐”，“村姑”等质朴而富于野趣的意象系列呈示使画面“定格”在中近景上；接下来是“村姑”动作表情的“特写”，“村姑”之“细细的端详”，不紧不慢，从容纾徐的说话语调，使诗歌叙述体现出和缓有致、意态从容的风格——象电影中使用长镜头那样凝重而深沉。诗中的“桂”——这一“我”所寻访的对象，必然寄寓隐含着超出字面及“桂花”这一植物本身的意义。具体象征什么，还是请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如果“桂”仅仅是“桂”，何至于让一个普通村姑“故作深沉”讲哲理般地讲一大通“太迟又太早”之类不可捉摸透的“对白”，更何至于当“我”访“桂”而不遇后，满目“看着凄凄”，连连唉声叹气，叹这“无妄的灾”。这显然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诗家语”了。诗人还在诗歌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直抒胸臆，发表议论（很象戏剧中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一连声强调“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而且，“这年头活着不易”竟也成为整首诗的标题而括示诗歌主题，并使诗歌的主题指向下降落脚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层面上。这与徐志摩大部分总想“飞翔”，总想逃到“另一个天国”中去的诗歌有明显的不同。古代诗人或野趣雅致，或访古寻幽，虽“寻访不遇”而空余愁怅，却往往由此达观悟道人世沧桑，千古兴废之理，浩叹之余，深沉感慨有加，主题往往呈现出超越性的意向；徐志摩以野趣雅致起兴，却因为直面现实人生的酷烈现状，而以发出“这年头活着不易”的略显直露的主题表达而终结，主题指向却收缩下降到现实生活的实在层面上。这种“形而上”意向与“形而下”意向，超脱性题旨与粘附性题旨的区别，或许是生活时代与社会环境使然吧！（陈旭光）
2、翡冷翠的一夜 在哀克刹脱（Excter）教堂前
在哀克刹脱（Excter）教堂前①这是我自己的身影，今晚间倒映在异乡教宇的前庭，一座冷峭峭森严的大殿，一个峭阴阴孤耸的身影。我对着寺前的雕像发问：“是谁负责这离奇的人生？”老朽的雕像瞅着我发楞，仿佛怪嫌这离奇的疑问。我又转问那冷郁郁的大星，它正升起在这教堂的后背，但它答我以嘲讽似的迷瞬，在星光下相对，我与我的迷谜！这时间我身旁的那颗老树，他荫蔽着战迹碑下的无辜，幽幽的叹一声长气，象是凄凉的空院里凄凉的秋雨。他至少有百余年的经验，人间的变幻他什么都见过；生命的顽皮他也曾计数；春夏间汹汹，冬季里婆婆。他认识这镇上最老的前辈，看他们受洗，长黄毛的婴孩；看他们配偶，也在这教门内，——最后看他们名字上墓碑！这半悲惨的趣剧他早经看厌，他自身痈肿的残余更不沽恋；因此他与我同心，发一阵叹息——啊！我身影边平添了斑斑的落叶！一九二五，七月。①哀克刹脱，现通译为埃克塞特，英国城市。徐志摩的诗歌中出现过许多关于“坟墓”的意象（如《问谁》、《冢中的岁月》），更描绘过“苏苏”那样的“痴心女”的“美丽的死亡”。“死亡”、“坟墓”这些关涉着生命存亡等根本性问题的“终极性意象”，集中体现了徐志摩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对生、死等形而上问题的倾心关注与执着探寻。这是一篇独特的“中国布尔乔亚”诗人徐志摩的“《天问》”。尽管无论从情感强度、思想厚度抑或体制的宏伟上，徐志摩的这首诗，都无法与屈原的《天问》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但它毕竟是徐志摩诗歌中很难得的直接以“提问”方式表达其形而上困惑与思考的诗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这首并不有名的诗歌无论在徐志摩的所有诗歌中，还是对徐志摩本人思想经历或生存状况而言，都是独特的。诗歌第一节先交待了时间（晚间），地点（异乡教宇的前庭），人物（孤单单的抒情主人公“我”）。并以对环境氛围的极力渲染，营造出一个宁静、孤寂、富于宗教性神秘氛围与气息的情境。“一座冷峭峭森严的大殿／一个峭阴阴孤耸的身影。”这样的情境，自然特别容易诱发人的宗教感情，为抒情主人公怀念、孤独、萧瑟的心灵，寻找到或提供了与命运对话，向外物提问的契机。第二节马上转入了“提问”，徐志摩首先向寺前的雕像——当视作宗教的象征——提问：“是谁负责这离奇的人生？”这里，徐志摩对“雕像”这一宗教象征所加的贬义性修饰语“老朽”，以及对“雕像”“瞅着我发楞”之“呆笨相”的不大恭敬的描写，还有接下去的第三节又很快将发问对象转移到其他地方，都还能说明无论徐志摩“西化”色彩如何浓重，骨子里仍然是注重现世，不尚玄想玄思、没有宗教和彼岸世界的中国人。诗歌第三节被发问的对象是“那冷郁郁的大星”——这天和自然的象征。然而，“它答我以嘲讽似的迷瞬”——诗人自己对自己的提问都显得信心不足、仿佛依据不够。若说这里多少暴露出徐志摩这个布尔乔亚诗人自身的缺陷和软弱性，恐不为过。第四节，抒情主人公“我”把目光从天上收缩下降到地上。中国人特有的现世品性和务实精神，似乎必然使徐志摩只能从“老树”那儿，寻求生命之迷的启悟和解答。因为“老树”要比虚幻的宗教和高不可及的星空实在的得多。在徐志摩笔下，老树同长出于土地，也是有生命的存在。老树还能“幽幽的叹一声长气，象是／凄凉的空院里凄凉的秋雨”。“老树”被诗人完全拟人化了，抒情主人公“我”平等从容地与“老树”对话，设身处地地托物言志，以“老树”之所见所叹来阐发回答人生之“死生亦大焉”的大问题。接下去的几节中，老树成为人世沧桑的见证人，它有“百余年的经验”，见过人间变幻沉浮无数，也计算过“生命的顽皮”。（似乎应当理解为充满活力的生命的活动）无论“春夏间汹汹”，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