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读此豪言壮语，怎不令我这86岁的历史亲历人，泪洒江河啊……
我们所学习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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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熬北大演讲，说：“我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北洋？”让不少国人云里雾里，难明其话深意。
这话往浅了听，是说今天你我立足这块北大的地方，却也是北洋时期建起的呢，百年北大，最辉煌的却还是北洋时蔡元培任校长那段兼容并包的时期呢，百年往复，言论自由遑比当年？究得深了，涉及近现代史历史的更多真面目，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所谓北洋，指的是以晚清发迹于湘军、而后独成淮军系统而就北洋大臣李鸿章掌管的海陆军体系，后称北洋，这基本上已经是晚清时中国国家军队的半壁“江山”了。所以说，真正的北洋军人，是亲身亲历了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列强欺侮的历程，他们关于国家危亡民族大义的认识，是在饱尝屈辱后，在血与火拼杀中亲身体验过、认识最深的。
其后以中日甲午海战为开端到八国联军（有日本）进京，再到后来日本一步步侵占中国，从而种下了中日国家与民族间的世仇。可以说，北洋军人个个都是亲身经历或耳濡目染日本对华的步步侵略，浑身上下都张掖了对日的情仇，所以这个集团是后来历世军事政治集团里民族气节最高、高级汉奸出得最少的军政集团。
从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华起，日本学习中国“以夷制夷”政策，变通采取“以华制华”策略，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因此成了他们首要争取的对象。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历史名声都不大好的“粗鲁中**人”，多半让日本人碰了个灰头土脸。
一世枭雄的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
李鸿章身后北洋的头面人物是袁世凯。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早年的袁世凯曾是一个真正的抗日英雄，他1882年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朝鲜，敉平了日本人暗中操纵的叛乱。之后在出任清政府派往朝鲜监国的12年中，曾经练新军以抗日本军力进入，并果断平息了二次由日人操纵的朝鲜叛乱，维护了国家主权与政治利益。这为袁赢得了知兵的美誉，以至于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朝鲜局势非袁不能稳定，袁是当时中国抗日最前线的镇国柱石。
袁身后的历史罪状主要被定性在“出卖维新”、“21条”和“复辟帝制”上。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比如仿英国虚君共和或仿日本实君共和，复辟帝制都视为“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这也是革命党人激烈攻击甚至发动讨袁运动和他的势力迅速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但退一步想，中国从旧中国封建几千年，一步跨进现代社会是不是过激了？对当时的新政领导人要求一步到位，达到全新之新，是否要求不切实际？后来历史验证的效果好吗？袁世凯当然掺杂了私心的君主立宪（洪宪帝制）渐进式社会变革，是否一定就比激烈的流血革命而后造就的党国**独裁体制差？
袁“出卖维新”一说，史学界一直有争论存疑；签订“21条”，属弱国无外交的无奈之举，也有今人解读“21条”，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曲尽心力维护了不少国家主权。当时没有办法的“袁北洋”，只得偷偷让副手赵秉钧化装进入西洋使馆，将日本胁迫中国签订“21条”详细内容公告天下，使得列强为各自在华利益插手干预，更激起国际国内舆论大哗，从而为中国争回了不少国家利益。
签约后他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后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的书，印了五万册，密存于山东模范监狱中，称洗雪国耻日就是此书见天日时。他在死前自撰一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华再造共和”。可见从旧中国走出的共和英雄不无悔意。
而同时期的“国父”孙中山，却在为得日本资助谋国执政，甚至私下与日本签订了比“21条”更丧权辱国的“孙氏21条”，出卖东三省利益，种下了日后“九*一八”东北沦陷而国府不敢公开应战的恶因。
做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北洋之后闲居家中。
“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他是受日本人授意来拖徐世昌下水的。徐当然清楚他的来意，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闭门不见。后来汉奸曹汝霖也来充当说客，称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退兵，徐以老朽婉辞。曹告辞后徐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1938年日军师团长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约徐世昌定期会面。徐托病不见。日方不死心，派徐的两个门生来游说。一个姓金的学生劝老师“不要失掉千载难逢的机会”，徐以年老多病推辞，后烦了斥曰：“你太浑。”不想金反唇相讥说：“老师才浑啦。”徐见学生出言不逊，潸然泪下说：“不想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样一场。”拂袖上楼。
段祺瑞曾资助一个8岁棋童东渡日本，造就了日后中日围棋神话的大师吴清源。
段祺瑞因卫队抗击冲击官邸也不无过激行为的学生运动（苏俄暗中操控，实为颠覆中国现政权的阴谋）开枪，酿成（实为中了奸计阴谋。据说当时挑头闹事的人持有武器）“三*一八”惨案，而被举国声讨（学生的血成了一种另类政治斗争的武器，也是筹划它的人最终的目的。所以我说刘和珍君们啊，你们单纯而青春的热血实在是白流了），虽长此吃斋忏悔而不能获得国人原谅。但他的行为实比后来的那些个屠夫强过百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方将他列入“合作者”名册，巴望曾任中国头面人物的段执政出面组织华北的伪政权。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亲笔写信，恳请“芝泉老”南下。
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当时在京的少将以上军人集体过江迎接，蒋介石本人也亲临码头恭候。段即时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段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曹锟在北洋的历史上，是除了袁世凯外名声最不好的一位，1922年6月和部下吴佩孚一起赶走了皖系的总统徐世昌。次年再上演“赶走黎元洪逼宫夺印”、“1350万元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伪政权的首领，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出来给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碰壁后，派时任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大变，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高凌蔚只得由几个侍从架着溜走。
吴佩孚登上了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是旧式中**人的道德谐模，也是首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
另一个北洋人物吴佩孚，因“二…七惨案”中杀了**人施洋、林祥谦，从此教科书对他一概否定之，斥为“反动军阀”。
但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军阀”，据前苏联解密的国家档案证实，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国共两党前，最先看好的竟也是他！早年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看出俄人想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因此很警惕和仇视俄人，“二七惨案”的发生，便是其在政治思想与路线上分道扬镳的表示。后来北洋政府查抄苏联使馆，抓捕李大钊等人，起获了苏俄庞大的扶植亲苏意识形态势力、颠覆中国现政权建立儡政权的密件计划，并公诸于众，一时舆论大哗。
1938年侵华日军席卷了华北、华中、华南，日本人看好了两个和当时的抗日领袖蒋介石不对劲的人，一个是中国当朝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日本人希望成立伪政府，搞南北一文一武的“汪吴合作”。最终汪精卫落水，并从重庆逃到了河内通电与重庆政府决裂，后来在南京成立汪伪政权，但一直呆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吴佩孚却冷对说客盈门，开出的出山条件是：请日本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
日本派出的第一位说客是大伯通贞，他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用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在与日本人虚与委蛇中，他也曾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兵，改编成所谓的“皇协军”，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成建制回归重庆军”（日本人语）。
恨怒交加的日寇终于下手了，借主动帮他治疗小小牙痛之机，让他充满疑窦地丧命在“治疗”的第10天（1939年12月4日）。人们这才明白了吴氏救国爱国的初衷。国民政府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当时的报纸更誉吴为“中**人的典范”。
在东北，日本人谋算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那时的东北，夹处在谋算甚急的日俄之间，二强哪个不是虎视眈眈想一口吞并中国的东北？因此可以说张作霖是内抗派系、外御强敌，处境异常险恶。
据说张作霖某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一位日本名流请出身绿林、识字有限，在北洋也当过几天兵的张大帅赐字，张提笔写了个大大的“虎”字，然后题“张作霖手黑”，据说随从偷偷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应该是‘手墨’吧，不是手黑，‘墨’字下面少写了个‘土’字。”张作霖借机开骂：“妈了个巴子的！老子不知道‘墨’字怎写么？这叫‘寸土不让’！日本人成天想占我东北，对他们手不黑点行吗？”
大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曾撰文透露：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其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我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他对苏俄的意识形态渗透并借此插手中国很是警惕，所以才有了后来进京执政时、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查抄苏联大使馆等事发生。抄出来的证据证明他的判断并没有错，可以说他的行为是建立在维护民族利益的。
面对这样一个又臭又硬偏偏民族大义认真得很的胡子大帅，日本人最后不得不在皇姑屯埋设炸药炸死了他（另有一说是苏俄谋算设伏放炸药炸死的，却让日本人背了黑锅）……他的糊涂透顶的脓包儿子张学良，身上总算残存着点北洋军人的血性，火并了东北军亲日派后，迅速宣布东北易帜，加入国民政府，维护了国家统一。
【二】
我们有一个酷爱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史观的方老师。年近五旬、干干瘦瘦的她，是我们历史课的科任老师，戴着一副黑框深度眼镜，面色苍白如玉，头发也半花白了，但显得很精干的样子，平时挺有老知识女性的风范。只是对历史角落里的陈年宿事，充满了“恨不能以今人的眼光重新把历史颠倒来过”的批判精神，充满了偏执的掘墓鞭尸劲头。
在近现代史中，她老人家第一恨的就是李鸿章。每每上课讲到晚清多次的丧权辱国时，就会恨恨不平地骂道：“你看，你看，又是这个卖国专家去签订的卖国条约。上次赔了几千万两，这次又要赔四万万两白银哪！几亿两哪，中国哪能不穷？落后又怎能不挨打？”
然后教育我们说：“同学们，庚子赔款日本人将其中的一半用来投在了本国的教育上，几亿两白银哪！这为日本培养了大量的人才，间接为几十年后日本全方位侵华战争打下了人才、物材的储备基础。要是没有这个卖国专家，中国后来何至于此？”
底下听了，大多为她的话语霸权所引导，自然觉得李鸿章其人属“杀无赦”的可恨。独独我怎么听了，却觉得她对于历史的强解有些歪理，过于僵化，想着我在一本什么“闲书”里看到过的叙述和记载，说李鸿章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在战败后的谈判桌上与列强讲条件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