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萨诺坐了起来，手已经从脸部移开了。我吃惊地发现他满面都是野性的笑容。
“上帝啊，你觉得她在空中航行的姿势如何？我以前就说过她是个巫婆，我根本就没有使劲地扔她，是她自己在飞翔。”他说。
我盯着他的脸，冷冷地说：“我认为你这是疯了，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我忘不了文蒂躺在街上的情景。”
“屁话！她会没事的。”奥萨诺说，“你却不问问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认为我会把所有的前妻都从窗口扔出去吗？”
“用什么借口都是徒劳的。”我说。
奥萨诺大笑起来，说：“你根本不了解文蒂。我敢和你赌200美元，当我告诉你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后，你就会同意，如果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干。”
“赌就赌！”我说着走进浴室，湿了条毛巾扔给他。他抹了一把脸和脖子，发出被冷水刺激皮肤后的快慰的赞叹声。
奥萨诺在躺椅上弯腰向前倾斜着，告诉我：“她提醒我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她写了多少信给我，都是为孩子讨钱的，当然我一分钱也没有寄给她，因为明知道她会把钱花在她自己身上。接着她说当我在好莱坞时她不想打扰我，即使我们最小的儿子患了脊椎髓膜炎，而她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不得不把他送到市立医院的慈善病房时，也没有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出她是这样一个狠心的贱妇吗？儿子病了，却不打电话给我，为的是把罪名强加于我身上！”
我知道奥萨诺非常疼爱所有前妻生的孩子，我对他这种疼爱孩子的热切心肠也同时感到不可思议。每当孩子们过生日，他就给他们买礼物，夏天总把孩子们接来和他一起住，此外，他一有空就会上门去看望他们，带他们去看戏、吃饭，或者去看球赛。我现在倒是对他不担心那个有病的孩子感到纳闷，他完全明白我此时的想法，所以说：
“其实那个孩子只是由于呼吸道感染而发高烧。刚才你在为文蒂的伤势关怀备至，我则趁警察到来之前打电话给医院，他们告诉我不必担心，我又打电话给我的医生，现在他已经把我的孩子送到一家私立医院，一切都办妥了。”
“你要我留下来吗？”我问他。
奥萨诺摇摇头说：“我得去看望那个生病的孩子，因为我把他们的妈妈弄伤住院了，我还得去照料其他的孩子，不过那条母狗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在离开他之前，又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当你把她扔出那个窗口的时候，你是否记得那个窗口离地面有两层楼的距离？”
奥萨诺又大笑起来。“当然记得，”他说，“不过，我怎么也估计不到她会飘出去那么远。我对你说过她是个巫婆。”
第二天，纽约所有的报纸都以头版登载了这件事。奥萨诺实在太出名了，动不动就要享受这种待遇。好在文蒂没有坚持提出指控，至少奥萨诺不必去坐牢，她改口说也许是由于自己失足才从窗口跌落下来的。然而她是在第二天才这样说的，而且伤害已经造成了。人们让奥萨诺体面地辞去了书评杂志社的职务，我也和他一起辞职。有位专栏作家风趣地说，如果奥萨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他将是第一个将自己的妻子从窗口扔出去的获奖者。人人都清楚出了这么个小小的喜剧之后，奥萨诺获此奖的希望已经绝对破灭，评委们怎么可能把如此崇高的备受尊敬的诺贝尔奖授予一个像奥萨诺这样的卑鄙人物呢？至于奥萨诺在事后不久写的讽刺小品，介绍谋杀妻子的十种最佳办法，更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雪上加霜。
目前我们两人都面临严峻的问题：我不得不在失业的情况下靠自由职业谋生，而奥萨诺则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使新闻界不能再找他的麻烦。这一次，我倒可以为他效劳了，我打电话给在拉斯维加斯的科里，把奥萨诺的处境告诉他，问他能否把奥萨诺安置在桑那都大酒店两个星期，我知道不可能有人会想得出来到那里刺探他的情况，他可以安静地休息一下。这回奥萨诺倒很合作，一口就答应了去那个他从未涉足过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第26章
妥善地安顿好奥萨诺之后，我就着手解决自己的当务之急。我没有工作，必须尽可能多地找些零打碎敲的活来干，于是我就经常为《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写书评，书评社的新编辑也给了我一些东西写，但是没有固定的收入还是使我焦虑不安，这也就促使我下决心要全力以赴尽早把拖了几年的小说写完，希望能因此挣到许多的稿费。
随后的两年，我的生活平淡无奇，基本上都是每天在工作室里呆上12至15个小时，有时和妻子到自选商场去购物，只有在星期天以及夏季，为了让维丽得到休息，我才会带孩子们到琼斯海滩去玩。平时为了能坚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我偶尔要靠服兴奋药来提神。
在那段时间里，我曾经约过埃迪·兰舍到纽约吃过几次饭。埃迪已成为好莱坞的专职电影剧作家，很明显，他已经放弃写小说了。他很喜欢好莱坞的生活，喜欢那里的女人和容易挣到钱，他甚至发誓不再写小说。他创作的四个电影剧本都成了热门电影，制片商们都愿意和他合作。他曾提出如果我愿意出道的话，他可以在那里给我安排个工作，和他一起干。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根本就不想在电影界发展，原因在于尽管埃迪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电影界的趣闻，有一点仍非常清楚，那就是当一名电影剧作家乏味得很，因为从此你就不是一个艺术家，你只不过成了一个把别人的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传声筒而已！
这两年时间里，我大约每个月见奥萨诺一次，当年他只在拉斯维加斯呆了一个礼拜就失踪了，科里还打电话来抱怨说奥萨诺带着他最宠爱的女友，一个名叫查理的女郎私奔了。科里并不很生气，他只是感到很吃惊。他告诉我那个女郎很漂亮，在他的引导下，正在拉斯维加斯赚大钱，生活得很美满，而她竟然放弃了这一切，和一个肥胖的、疯疯癫癫的落泊老作家私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对科里说我又欠了他一次人情，并答应他如果我在纽约见到那个女郎和奥萨诺在一起，就一定会为她买一张回拉斯维加斯的机票。
“你只要告诉她和我保持联系就行了。”科里说，“告诉她我很想念她，告诉她我爱她，反正你想告诉她什么都可以，我只是想要她回来，在拉斯维加斯，那女郎对我来说是个价值连城的人物。”
“好吧！”我说。但是每次和奥萨诺在纽约一起吃饭时，我发现他总是一个人呆着，根本不像是个有能耐赢得一个年轻美貌并且具有科里描述的那些优点的女郎欢心的人。
听说别人取得成功和名声大振时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名声就像流星似的，一下子不知从何处就冒了出来，璀璨夺目，可是当我获得成功和名声时，却显得非常平淡无奇。
我过了两年隐士般的生活，那本小说终于写完了，我把它交给出版商后就把这件事扔到九霄云外。过了一个月，我的编辑把我请到纽约，告诉我他们已经把我的小说以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平装书籍出版社出版，我听后又惊又喜，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以前人人，包括编辑、代理人、奥萨诺、科里等都曾提醒我说这么一本描写绑架一个小孩，又以绑架者为主人公的书是不对大众胃口的，现在却完全出乎意料。我把自己的惊奇对编辑说了，他的答复是：“你的故事写得很动人，大众就觉得可以接受了。”
当晚我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维丽，她也不觉得很惊喜，只是平静地说：“这下子我们就可以买一栋大一些的房子。孩子们已经渐渐长大了，需要更多的活动空问。”生活一切如常，除了维丽在离她父母家只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发现了一栋合适的房子，我们很快就买了下来并搬了进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本小说出版后，立刻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书，但是它似乎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我苦苦思索这是为什么，终于意识到因为我的朋友寥寥无几——这么些年来，我只交了科里、奥萨诺、埃迪·兰舍这几个朋友，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和我分享成功的快乐的确不成气候，当然还有最为我感到自豪的我的哥哥阿迪，他本来打算为我举行一个大型派对来庆祝我这本小说的出版，在知道我坚持不肯参加的决定后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奥萨诺登在文学评论扉页的对我的这本小说的评价也使我大为感动，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这本小说的长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书中不足的地方。由于我们是朋友，所以他对这本小说的评价太高，同时，按照他的一贯作风，在评论的后面，他又提到了他自己和他那本正在创作中的小说。
我打电话到他的公寓去，但没人接，随后我给他写了封信。收到了回信后，我们在纽约共进晚餐。他的气色很差，却有个年轻美丽的金发女郎陪着他。她极少说话，可是吃的东西比我和奥萨诺的加起来还要多。他介绍说她的名字是“查理·布朗”，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是科里的女人了，但是我没有把科里托的口讯传给她，我怎么能忍心伤害这时候的奥萨诺呢？
有一个趣味盎然的插曲令我久久难忘，那一次我自告奋勇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一整天，好让维丽去采购衣服。她临出门时，我告诉她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她是和几个女友一起去的，回来时拎着大包小包一大堆。当时我正在设法写一本新书，可是还没有理出头绪来。她兴致勃勃地把购买回来的东西拿给我看，先是打开了其中的一个盒子，拿出一条款式新颖的黄色连衣裙来让我评价。
“买这条裙子花了整整90美元，”维丽说，“你能相信吗？单一条夏天穿的裙子就要90美元！”
“这条裙子真漂亮！”我赞赏她有眼光，她高兴地把裙子披在身上让我细瞧。
“你知道吗，我迟迟下不了决心到底是买黄色的呢，还是买绿色的？最后我还是买了这条黄色的，我认为我穿黄色的衣服更好看一些，你的意见呢？”
我笑着说：“宝贝，难道你就没想过你可以两种颜色的都买？”
她迷惑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自己也笑了起来。我说：“其实你可以黄的、绿的、蓝的、红的……总之你喜欢的都买回来呀！”
我们两人都会心地笑了，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上了比较富裕的新生活。不过，总的来说，我发现物质生活上的成功并不如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有趣，那么令人满意，于是，我就像惯例那样，对这个科目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结果发现我的遭遇很普遍，难怪世界上有很多人奋斗了一生，在到达事业的巅峰之后，却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时值冬季，我决定带全家到波多黎各去度假，这是我们婚后第一次有经济能力出国旅游，我的孩子们甚至连夏令营都没有去过。
一到波多黎各，我们就尽情地玩乐：游泳啊，享受热的乐趣、街的景色、异国的食物啊，尝试早上还在寒冬中发抖下午则在酷热之处出汗的滋味啊，总之，在这个阳光普照、柔风吹拂的旅游胜地，我们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晚上，我陪维丽到旅馆开设的赌场去碰运气，孩子们都安分地坐在大厅的柳条椅上等我们。维而每隔15分钟左右就跑到大厅去看看他们是否安全，最后她终于忍不住带他们先回我们的套间休息去了，我就单独留下来赌到凌晨四点钟。我现在富裕了，连运气也好了起来，一下子就赢了几千块钱，最奇怪的是，我在赌场赢了这点钱后的欢喜若狂居然超过了由于写作成功而获得大量稿费时的兴奋心情。
我们刚度完假回到家，又有一件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有一间名叫莫勒马的电影制片公司出资十万购买了将我那本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版权，另外还给五万美元和差旅费要我到好莱坞去写电影脚本。
我和维丽商量这件事，我本人是不愿意去写电影剧本的，所以告诉她我准备出售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版权，不打算接受写剧本的合同。我原以为她听后会感到高兴，然而她却这样对我说：“我认为你去那里对你有好处，这样你就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认识一些人。你知道吗？我有时真为你担心，你实在太孤独了。”
“我们可以全家一起到好莱坞去。”我说。
“不，”维丽说，“我在这里和父母家人一起很幸福，而且我们也不能让孩子们离开学校，我更不想让他们在加利福尼亚那种地方长大。”
维丽和所有的纽约人一样，认为加州是美国的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前哨，那里充斥着瘾君子、强奸犯和会枪杀天主教徒的疯狂的牧师。
“合同期是六个月，我在那里干了一个月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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