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之死- 第16部分

但是华盛顿规定的预备役名额有限，所以一个指标起码有上百个小伙子申请，我有权批准的指标是每月30名，原则上是先申请先批准。

每个月我手上都收到近千份申请表，以前我总是按照递表的先后排列，秉公办理，可是在排列表的过程中，我的上司们——一名常规军陆军少校参谋和一名在预备部队当指挥官的中校经常会叫我把他们的一些关系户插到前面。对他们的这些要求我一律照办，从无异议，也从不在意，我的心思仍在忙着写作，上班仅仅是为了有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应征入伍的青年越来越多，不愿意到远在天涯海角的越南和古巴去的人也日益增加，我每月收到的申请更是与日俱增。这时候，发生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怀疑的事，以致把我这个从来对周围漠不关心的人也吸引得注意了起来。

事情是从弗兰克·埃尔克开始的。他比我的年龄大些，也已成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行政级别相同，工作性质也一样，各人负责自己管辖的单位，每天所干的事务大同小异，每周所领的工资也都是100美元左右。虽然他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弄了个上士头衔，每年也不过比我多挣1000美元，然而他却开着一辆全新的比翼克牌汽车上班，还特别保管在每天收费三美元的附近停车场里。另外，他非常爱好赌球，什么橄榄球、篮球、垒球……总之是逢球必赌，一掷千金。我诧异他哪儿来这么多的钱，他眨眨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命好，常捡到钱，后来又说自己会算命，赌马的押注每次都使马场经纪人叫苦不迭。我知道这些全是谎话，听后一笑了之。既然他不愿意讲，我也懒得去打听，直到有一天，他请我到第九大街的一家意大利高级餐馆吃饭时自己主动地亮出了底牌。

那天喝完咖啡后，他问我：“墨林，你每月为你的单位征多少兵？华盛顿给你的指标是多少？”我知道他突然涉足我的地盘，肯定不怀好意，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上个月是30名，一般是25到40名左右，要根据我们损失多少人员而定。”

“这些指标可值钱呢，你可以从中发点小财啊！”弗兰克不无诡谲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他继续往下说：“每个月你让五个指标给我，我每个指标给你100美元，怎么样？”

虽然有了这500美元就意味着我的月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但是我没有动心，摇摇头劝他别胡作非为去干这些违法乱纪的蠢事，并且告诉他我虽穷，却有自尊，成年后从没做过亏心事，不想为了几个钱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期待着成名的小说家，不诚实就等于是一个大坏蛋，就会糟蹋了我心目中自己的那个完美的形象。为了维护这一形象，我可以忍受与妻儿一起在贫困线上煎熬的生活，可以顶着酷暑或严寒，假日和晚上去兼职来帮补家用，尽管人们自愿出钱买预备役指标的事弄得我心里痒得难受，我仍然宁可当一个自命清高的男子汉。

弗兰克不死心，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你不会有一点危险的，那些名单可以是假的，又没有留底，而且你不必亲自从小伙子那里收钱，也不必亲自和他们谈条件。这一切都由我来干，当我说可以时，你就招他入伍，就这么简单，钱通过我的手交给你。”

如果他给我100美元，那么就意味着他肯定也留给了自己至少100美元。按每个指标卖200美元计算，他的职权是招15人，也就是说每个月起码增加了3000美元的收入！现在的富翁、政客、国会议员、参议员们为了子弟逃避现役都纷纷送他们来预备役部队，这滚滚的财源一定势不可当！可是弗兰克委屈地告诉我，他的那15个名额实际上不能全归他支配，因为他所属的部队的层层指挥官也出于种种目的有他们指定要照顾的人。这些占用了指标的高官把到了弗兰克嘴边的肥肉给夺走了，害得他每个月只能卖五个指标，真是哑巴吃黄连。在一番捶胸顿足后，他只好另辟蹊径。

俗话说：堕落的人总能为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其实无论上级怎么克扣，弗兰克仍能赚到每个月1000美元以上的免税的额外收入，却还在那里嫌少。对于捉襟见肘的我来说，这笔钱已无异于天文数字，不过我还是一口回绝了他的诱惑。我是真心实意不想干有损自己人格的肮脏交易。我从小就以诚实为美德，不会说谎，更不会因金钱去为非作歹。在这方面，我自以为颇有哥哥阿迪的风范。阿迪是绝对不会腐化堕落的，他在联邦食品医药局当化学工程师，主管新药的检验工作，掌管着一定的权力，收入相当可观，当然工作中的责任性和承受的压力也相当大。特别是他这个人在工作中铁面无私，总是认真得一丝不苟，结果往往会发生国内其他化学家检验通过了的药品到了他的手里却卡住不放的情况，为此，一些大的制药公司就经常派人上门疏通，或者是企图要他手下留情，或者是干脆想用高薪挖他到公司去。阿迪如果是个贪婪的人，甚至可以说阿迪如果是个原则性没有那么强，容易通融的人，他也早就富甲天下了，可是他把所有的说客都打发走，始终矢志不移。有一次，他的上司利用职权硬是放行了一种他否定了的新药，一年后，临床证明这种药有毒，甚至造成了一些病人死亡，传媒把这件事的内幕全部曝光，引起公众哗然。这段时间里的阿迪成为了万民瞩目的英雄，晋升到民政级别中最高的一级，但同时上司也向他暗示不可能再往上提升他了，因为他实在太迂腐，太不近情，太不会耍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所以永远当不了局长。对此他毫不在乎，我更是为他感到自豪。

像阿迪那样过诚实的生活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我自诩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不奢望自己能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好汉，但是倘若我犯了错误，也绝对不会为自己开脱，而且日后会记取这一前车之鉴，只不过错误的种类和犯错误的机会实在太多，以至于我常常对自己的不检点感到吃惊，对自己的不争气感到失望。我实际上也很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像阿迪那样的英雄——他的诚实出于本能，而我想当老实人是因为我觉得说真话要比讲假话好受得多，清白要比犯罪舒坦得多。也就是说，在我的灵魂深处，要当老实人是出于实用而不是为了浪漫的理想，如果我觉得撒谎、做贼更好受和更舒坦的话，我早就干上了。我对那些讲假话、做违法事的人从不觉得厌恶、反感和看不起，反而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这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职业上而不是道德上的选择。也许很多人会说我这样看待骗子和贼人，是在向自己兜售变成这类人的思想，可能是吧，反正我始终认为真善美与假丑恶均是出于价值观念。

听了弗兰克说明真相后，我的竞争意识是要做一个比他完美的人。发现自己并不贪财，不像他那样为了得到金钱而自甘堕落时，我的心理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满足感。珍惜名誉，尊重妇女，保持清白都是我的美德，此外我还能够做到信任别人的所作所为，不随便猜测他们的动机。我唯一不信任的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干什么事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结果却往往是一塌糊涂。在与人交往中，我情愿被人欺骗，被人愚弄而不愿意去欺骗和愚弄别人，宁可别人有负于我，我却不愿有负别人。不要浪漫地认为我有多高尚，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应付社会来武装自己的盔甲，穿上了它以后，除非我有负罪感，否则这个世界就伤害不了我。只要我对自己的评价不错，哪怕别人把我说得一钱不值也无关紧要。当然，这种处世哲学并非放诸四海皆准，铁甲威龙尚且有被击倒之时，过去的几年中，我的麻烦同样不少。

另外，我的这套引以为荣的处世哲学说穿了不过是最低级的狡猾。我的道德观念以冷漠为基石，我之所以奉公守法是由于还没有能令我朝思暮想的东西来引诱我贪污腐化。迄今为止，我唯一想做的事仍然是写出轰动世界的，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艺作品。我认为自己拥有这一理想不是为了金钱、名誉和地位——可能也只不过是认为吧！记得在少年时代，我曾被负罪感和没有出息的情绪所困扰，在陷入绝望之时，偶然发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克拉玛索夫兄弟》，就是这本小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给了我力量，使我意识到：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外表看起来多么卑劣的人，都有着自己善良的一面。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依依不舍地把小说还给了孤儿院的图书馆后，在秋日的阳光下散步时，心灵充满了一种圣洁的感情，恍若超凡脱俗。

从此，我渴望自己也能写出一本让人们读后也有我那天感觉的书来，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意味着鞭策自己去完成一项最高尚最纯洁的使命。然而，当我历时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再加上两年含辛茹苦的奋争才得以出版的小说问世后，我看到的第一篇书评竟然是攻击它俗不可耐！说它是一本根本就不应该写，写了也根本不应该出版的劣作。后来，尽管这本小说在文艺界得到了不少很好的评论，许多权威的评论家说我创作了一本有真正艺术价值的书，甚至认为这本小说一脉相承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风格，还有很多人写信来鼓励我，但是，我觉得这些安慰远远弥补不了因小说不受广大读者欢迎，销售上一败涂地而带来的失落感。

我本来还想以全身心投入再写一本真正伟大的小说，书名拟定为《罪孽与惩罚》，可惜没有一个出版商肯预付稿酬给我，我因而也就不得不辍笔。这时候的我已经债台高筑，全家生活穷困潦倒——孩子们没有起码的玩具，妻子不敢想象得到女人们都中意的物品。搁笔后，我躲到了维加斯，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逃到了无人知晓的角落，但是，舔干净创口上的血污后，我只能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次的经历再加上弗兰克的花言巧语，我倒是悟出了一条哲理：要想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作家，就必须有金钱做坚强后盾。只有在物欲得到满足后，才谈得上精神的享受。

弗兰克足足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死死纠缠，终于把我拉下了水，不过，他还是碰上了运气才成功的。弗兰克是个生活中的赌棍，连给妻子买礼物也像投赌注那样总是买些在日后手头紧时可以去当铺典卖的东西。我更佩服他因为滥赌而发明的使用支票的方式：每逢星期六上午，弗兰克总是上街采购家庭生活用品，他家附近的商人都认识他，并且都肯用现款兑换他开的支票。比如，他在肉店里买40美元最好的小牛肉和牛排，给店老板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老板找回60美元的现钞给他。在副食品店、蔬菜店以及酒店等，他都如法炮制，到了中午时分，从采购中找回的现金就起码有200美元以上，这样到下午时就可以用来赌球赛了。如果他在星期六就把现金输光了，星期天还可以在经纪人那里赊账赌马，变本加厉地赌。要是赢了钱，便在星期一早晨赶到银行去把支票的透支款补上；要是输了，他就先让支票透支，接着在这个星期的工作日里，使出浑身解数，骗取那些想以人预备役部队服六个月役来逃避服两年现役的年轻人的贿赂。

弗兰克经常请我去看那些晚间的球赛，还支付了两个人的全部开销，包括门票、吃热狗、喝饮料等等。他天生慷慨大方，当我抢着掏钱时，他总是把我的手推开，调侃道：“老实人是承担不起看球赛的消费的！”我无论在节假日还是上班时间，和他在一起总是很轻松愉快。在午餐休息的那一个小时里，我们有时会赔纸牌，我往往能赢他几块钱，不是因为我的牌艺超过他，而是他的心思不在纸牌，注意力全在运动项目的赌注上。

凡是道德防线崩溃的人，无一例外必然可以为自己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其实只有当你心甘情愿让防线崩溃时，它才会崩溃。

有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看见办公室外面的大厅里挤满了准备参加预备役部队的年轻人。整个国民兵训中心里人山人海，这栋八层楼里的所有部门都在为招兵入伍忙得不可开交。国民兵训中心是座旧建筑物，平日提供好几个营的士兵的军事理论训练场地，每层楼的一半面积用作储藏室、课室和行政管理办公室。

我的第一位顾客是个小老头，带着一位21岁的小伙子来应征入伍，小伙子的名字排在名单的后面。

我对他说：“对不起，我们恐怕起码要再过六个月才能招你入伍。”

小老头的蓝眼睛里闪着自信和高傲的火花，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你最好跟你的上司核对一下。”

此时，我透过间隔着办公室的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