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美贼- 第19部分

“对不起，邦雅曼，让您受惊了。别为埃莱娜担心，我们会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她。您会天天得到她的消息的。”

我失望了：这个肩宽体壮的保护人又以“您”相称了。我跟他的距离又拉大了。我们仅仅认识而已。他就像隐居在山中的方济各会修士一样，又跟人疏远起来。但他的手使我感到了温暖。我们俩握着手，沉浸在欢乐之中，站在这座吞噬着我们的灵魂、不祥的屋子前面。突然，“乒乓”一声，传来玻璃打碎的声音，埃莱娜在楼上的房间里大肆破坏。我们的告别因此被打断。

“我去看看。”弗朗切西卡咬牙切齿地说。

“千万别动粗。”斯泰纳提醒她。

他说了我想说的话。雷蒙穿着暖暖的皮袄，已坐在驾驶座上，行李也已在车厢里放好。斯泰纳站在我面前，替我扣好安全带，往我口袋里塞了一张纸，并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

“勇敢点，小伙子！我们会有机会进一步认识的。”

一切都过去得那么快，我都没反应过来。在出发前几分钟，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但直到车子开动时我才说出来：

“用什么向我保证你们会放了她？”

但车子已经开走了，车轮发出轻轻的声音，在雪中留下两道深深的印痕。我在倒视镜里看见斯泰纳激动地朝我做着手势，作为回答。而埃莱娜则没有向我告别。

于是，所有困难的东西在那天早上都变得简单了：路通了，村庄有人烟了，我们遇到了别的汽车，一辆扫雪车，一辆往路面撒盐的卡车。经过一个小镇时，我借着路灯的灯光，看了看斯泰纳塞给我的东西：那是埃莱娜40岁时的一张画像。我泪流满面，不住地说：“对不起，埃莱娜，对不起。”

雷蒙像疯子一样取笑我。那种笑，我即使闭上眼睛也看得见。他的脸油光光的，就像中国的小漆器。我越哭越伤心，抽泣起来。雷蒙从手套盒里抓起一顶司机的鸭舌帽，戴在头上，说：

“先生，愿为您效劳！”

邦雅曼·托隆沉默了，好像声音被掐断了一样。几分钟来，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伸了伸腿，关节硬邦邦的，几乎都僵死了。我轻声问：

“后来呢？”

他用手指指天空。黎明了，天马上就要亮了。最早醒来的鸟儿已经在抖动身体，广场上有人在开水龙头冲地。水开得很大。圣母院的钟敲了五下，塞纳河两岸的教堂也都敲起钟来。有只鸽子在“咕咕”叫着。

“您不想再讲下去了？”

不想了。他讲够了。在医生到来之前，他想睡上一会。他的面具就像是包着伤口的一副绷带，外壳已被唾沫弄黄了。他戴着羊毛圆帽，活像个穿睡衣的滑雪者，在盛夏时节迷了路。他隐约有点让人厌恶。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您的脸？”

他摸了模自己的嘴唇，好像在碰一个伤口似的。

“当我给您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讲完？”

“快了。”

“您知道，我值班值到明天晚上。我们也有个合同。”

在内科大楼的门口，已经有病人在那儿喝咖啡了。也有几个病人在露台上一边抽烟，一边聊天。天边发白了，照亮了屋顶的钟楼、鸽子和天线。邦雅曼经过时引起了一阵笑声，有人惊异地望着他。看着他矮小的身躯渐渐地消失在走廊尽头，我有点怅然若失。

我突然感到很沮丧。我竟然能在两个多小时里不想费迪南，真是不可思议！只要我被邦雅曼的故事吸引住了，我便会忘了一切。惨白的天空好像要出太阳，又好像要下雨。天边那块黑色的东西，似乎是已经过去的黑夜留下的残余，就像一道乌云。我去睡觉了。

在床上，我发现阿伊达缩成一团，半边脸埋在枕头中，双腿弯着，夹着合抱的双臂，被子一直被掀到腰部，露出嫩嫩的肌肤。她这样躺着，好像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她又成了一个小姑娘。

我脱掉衣服，在她身边躺下，用一条薄薄的床单盖起两人。一束头发粘在她的额头上，我把它拨开了。我轻轻地翻转她的身体，让她对着我。她均匀的呼吸轻轻地扫在我的脖子上，耳朵就像两枚贝壳，我真想对着它们讲一些好听的故事。她散发出孩子半睡半醒时好闻的香味，一种温热的奶味。她的四肢像昆虫一样精美，红红的舌尖露在唇边，长长的睫毛轻轻地颤动着。她是个典型的孩子，处于人被彻底地分成男性和女性之前的第三态。她不像我们这些按部就班的愚蠢的成年人。

我吻了吻她的眼帘，轻轻地搂着她：“小孤儿，我该拿你怎么办？”我希望自己既不要发火，也不要失望。一小时后，一个问题突然把我惊醒：邦雅曼是否亲眼看见过“晾草架”的女囚？画像和录像带证明不了什么。随后，我又进入了梦乡。

第一章　怪客的消失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我到医院值最后一天夜班。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邦雅曼·托隆走了。当然，他有权走。他签了出院单，离开了房间。更糟的是：他脱掉了他的伪装，把面具和帽子扔在一张椅子上。我大叫起来：

“你们至少应该有他的一张照片！他长的什么样子？”

“再普通不过了。”

“他有缺陷吗？印痕、伤痕……”

“没有，他跟您我没什么不同。”

“他留下地址、电话了吗？”

“什么都没留，他没有固定的住处。”

“放他走之前为什么不通知我？”

“可这个病人并不属于您管！”

我好像病了：他用他那套伪装愚弄了我。我真想走出医院，找遍全巴黎！但我甚至不知道他的长相。我抓起面具和帽子，闻了闻，塞进口袋。我想诅咒人道。有的故事让您开心，有的故事让您伤心。邦雅曼的故事就属于后一种。这个神秘王国的密使，用他的秘密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我想知道结局时，他却抛弃了我，让我悬在深渊的边上。他的故事使我冷静下来，并与费迪南这个巨大的阴影抗衡。邦雅曼变成空气消失了，我又成了随便什么人的工具。我已看见那帮吵吵嚷嚷、急不可耐的病人迫不及待地要凑到我耳边，讲述他们的那些龌龊的事情。

我的心理突然出了问题，我决定休了我的情人，离开他，与他一刀两断。我就像掉入陷阱的狐狸，为了重新获得自由而咬断自己的腿。我打算一意孤行，消灭所有的感情。

费迪南见女人就追。不但如此，他还从不放过贬低我的机会。如果说，爱就是暴露自己的弱点而对方又不加以利用的话，费迪南则恰恰相反，他利用我的弱点，无情地折磨我。朋友之间讨论问题时，只要我提出反对意见，他就打断我：“你不会懂的，你不是艺术家。”他嘲笑我的工作，“心理医生，哼，你以为你那套谁也听不懂的话有什么用？”假如我不幸地说了一句医学术语，他便打断我的话：“马蒂尔德，请不要说这种难懂的话。”他让别人作证，把我当成是一个卖弄学问的人。起初，当他还喜欢我的时候，他便进行他所谓的“解除魔法术”：他戴上老花镜，让我躺在灯下，凝视着我的毛细孔，把它放大成千倍。我身上的红斑和缺陷使他放心了。他一层层脱我的衣服，说：“最漂亮的女人，是让人看得朦朦胧胧的女人，没有一个女人经得起这种检查。”或者，他揭我的短，说：“你之所以当。心理医生，是因为你不会生孩子！”

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他摆出审美专家的样子，其目的就是封住我的嘴。他有这种本领，能让人相信准以相信的事情。有时，吃晚饭时，他会吹嘘自己是佛教徒，乞求不事张扬的喇嘛的支持。他赞扬他们的智慧和敏锐，学那些清心寡欲的人的微笑。“你注意到没有，佛教徒经常脸带微笑？”有时，他又说自己无所适从，没有国籍，因为他母亲是利摩日人，父亲是里尔人。他渴望流亡者的尊严，就像渴望荣誉勋章一样。他总是幼稚地想默默地生活，不随大流，像“小牛犊”一样老是跟在妈妈身边。

当他在台上演出时，他说话结结巴巴的。开始几个月，我不知道他有这个毛病。我把它当作是他的一个缺陷，求他去看正音科医生，进行治疗。我恢复了一个医生的威信，这使他感到矮了三分。我越是坚持，他的舌头越是不灵，老是重复前几个音节。看到他这样，真让人同情。最近，我对他的这种毛病感到高兴，我老说他在舞台上笨嘴笨舌的，把他用来增高的后跟垫片藏起来——他觉得自己太矮小——我老说他36岁了，还没有出名，他的名字只局限于小舞台极小的范围内。

“你不干活，替人配音，当替角。你什么时候能扮演一个真正的角色？”

我揭他的伤疤：

“除了在情妇的床上留下精斑外，你在历史上不会留下别的痕迹。”

他难受，我就开心。谁让他与我对抗呢！他错了，以为来点狠的，能刺激灵魂，调剂日常生活。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马上就傻眼了。两人的仇越积越深，双方都以互相报复为乐。他跟我讲些骇人听闻的下流故事和阴郁的浪漫故事，还让我给他熨下一场演出要用的长裤！

他的抒情以前曾让我如痴如醉。现在，我觉得简直是一堆乏味的垃圾。一天，费迪南的一个朋友喝醉了酒，向我揭露了他勾引女人的计谋，我如梦初醒。原来，他把诗歌、格言和趣事熟背于心，这使得他在女孩子面前显出一副深刻的样子，十分富有欺骗性。第一次见面。他跟我说的那些闪光的语言，我原先还以为他是即兴发挥的呢！现在我才弄明白，那不但不是他自己的话，而且跟好多女人都说过，说了许多年。他既做记号，又藏纸条。“费迪南，你欺骗了我。你是个骗子，你盗用别人闪光的思想。我讨厌你那套陈旧的鬼把戏。”

跟前一天晚上一样，我很窝火。我发现我的这个情人尽管被糟践，但仍深藏在我心中，轻而易举地控制着我，我气愤极了。我对自己说，让那些病人插到我的中间来吧，把我们隔开。我还要工作14个小时才能离开医院，在这期间，既然不能做婊子，就让我当贞女吧。

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天一擦黑，巴黎所有的疯子都冒出来了，又孤独，又忧伤。他们急急忙忙来到急诊室，像是一群求情者，从巴黎的墙里钻了出来，如同奶酪上的霉菌。他们吵吵嚷嚷，火气很大，十分冲动，因为生病而郁郁寡欢。他们一点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应该把我的时间、精力和青春献给他们，他们觉得我献身于这些低下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住院实习医生、普通科医生、护士，我们这些人不足以吸干这些痛苦的潮水。痛苦率几乎是可以察觉到的，我们同样也可以测量出巴黎的污染率。病理随着黑夜的变化而变化，似乎每一个小时都有每一个小时的特例。我发觉自己不配当医生，于是赶紧取出藏在头发中的听筒，并把线塞在白大褂的领子里。病人好像在窗后跟我说话，我好不容易听到几句，否则对方都看得出来我没在听，病人看着我，乞求我的同情和关心。我暗中发笑：“但愿你知道我是多么不在乎你！”音乐创造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我可以避开别人。巴赫的音乐可比男人的呻吟动听多了。

我空忙了一阵，突然感到恶心。我从早上起就没有吃东西。我上班是不化妆的，怕那些东西有害。现在，我突然很想化妆。我打开化妆盒，往脸上涂了几笔，一点都没用。不管怎么弄，我还是那么苍白。脸是不听人指挥的：当我们忘记它时，它突然像黎明的旭日喷薄而出；当我们以为能控制它时，它却收缩了，起皱了。我逃到院子里：天太热了，暴风雨随时都会来临。医护车和警车接连不断。邦雅曼的离开使我。心里很烦，我失去了讲故事的人和故事的线索。

为了寻找安慰，我打电话给阿伊达。在把她送回到那群矿工当中去之前，我请一个女邻居照看她。这个小女孩是我三天来见到的惟一美好的东西。在电话里，我发现她惊恐不安。我告诉了她关于她奶奶的消息：老太太有精神错乱的预兆，加上主器官有些损坏，她必须隔离。事情显得很复杂：博埃尔迪厄夫人，这是她的名字，发现自己毁了，她在马莱的公寓多次被债权机构抵押。心理的混乱加速了经济的崩溃。扣押期临近了。我认识才24小时的阿伊达突然没有了家庭，没有了财产。她的亲人都死了，眼看要被送进慈善机构。在这令人窒息的8月，她突然遇到了这么一个奇迹。现在，她在电话里哭，求我把她奶奶还给她。医生和其他人一样，总是更喜欢悲痛者一些。但我已精疲力竭，无法同情她了。我已经老了200岁，我没有行善的义务。“对不起，阿伊达，别哭了，我帮不了你什么忙。”我答应明天去看她，然后便把电话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