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的家电和传统的厨房用具摆放得非常协调。草垫上有一个柳条筐，里面有十来个又圆又光滑的鸡蛋。两个像衣橱那么大的大冰箱面对面放着，发出“嗡嗡”的响声，如同白色的巨虫。我打开冰箱：里面放满了食物和新鲜蔬菜。放奶酪和牛奶的格子可与大酒店的相比。那里的东西简直可以吃上一个世纪。这些人一定是饿怕了。我摸了摸厨房操作台，那是用木头做的，有刀痕，但像是印上去的，光亮如新。这一切都具有浓郁的传统气息和法国外省古老的风格，只有高水平的仆人才能把它搞得这么出色。
我打开了所有的抽屉，欣赏着摆放整齐的漂亮餐具和五颜六色的碟子、盆子，然后打算离开这个地方，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惊跳起来。面包箱上面放着一个电话。我犹豫不决，电话响了很久，响了十来次才停住。当我抓起听筒时，我只听到忙音，那头没有任何人。这时，我的目光落在一扇用锁锁上的木门上。雷蒙曾对我说，此门通往“老板”的私人空间。
我想冒冒险。我的探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发现。不管怎么说，没有别人，谁也不会知道我干了些什么。我取下挂在钩子上的钥匙，插进锁孔。门开了，发出“吱嘎”的尖叫声。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我接了电灯开关：一个小小的平台，然后是一道石刻的阶梯，一直通到地下。阶梯高低不平，我不得不扶着栏杆，怕滑下去，我来到一个用水泥砌成的地窑里，那其实是中心通道两端的一系列狭窄房间。装满旧衣服、破鞋、报纸的箱子一个叠着一个。远处，有一张木工桌，旁边有几个油漆罐和一些正在修理的家具。另一些小屋装有温度调节器。藏着几十瓶按产地和年代排列的红酒。通道尽头，有一个屋顶高一些的房间，里面端放着一个炉子，一个大肠似的东西布满了操纵杆和刻度盘，并露出一些管子和分支。地窑大得让我感到惊奇。板壁颤抖着，气喘吁吁，好像它也在消化。金属上渗出了细小的水珠。每个按钮都有一个标签，上面手写着相应的房间名。
这就是“老板”的密室？分明是一个普通的杂物堆放处。雷蒙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我感到很失望，想立即上楼。就在这时，我瞥见炉子后面好像有道微光从地面照来。整个地窑都是用来存放木柴的，但这道微光穿过了单独放在墙角的一捆树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捆树枝引起了我的好奇：它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房间？我大胆地（这种大胆现在还让我感到惊奇）搬开树枝，看见一块布满灰尘的毛织品遮住了一个中间有把手的铁门。我左右转动着把手，把手纹丝不动。这里又冷又潮，锁头也许锈住了。我继续弄锁，上下左右乱晃，又去摇门，门终于开了。
眼前的景色完全变了。一条阴暗的小通道出现在我眼前，它坡度很缓，消失在黑暗之中。插进岩石中的板壁散发出湿漉漉的泥土味。我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几滴冰冷的水滴在我的脑门上。一人高的地方，架着一捆电缆，接在一个自动开关上。一些可以说是方方正正的木头支撑着这条通道，就像是石头的纹理。我无法看清何处是通道的尽头。我的头顶压着数吨矿物质。我看到的已经太多了，这不是我呆的地方。
我正准备沿原路返回，突然，寂静中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很轻很轻，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也许是滴水的回音，抑或是炉子的响声？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只听见一些“沙沙”声和一些“嗡嗡”声。地底下传来众多的声音。我想走，但又听到了与刚才相同的声音，而且，这回还混杂着一个轻轻的哭泣声，从深深的隧道尽头传来。声音很小，但很清楚。我不是在梦中。我顿时毛骨悚然，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撞在铁门上，铁门弹在墙上，整个过道和泥水墙都震动起来。我正想跨过那捆木柴，脑门边响了一个轻轻的声音：
“您迷路了？”
这就像有人朝我的脑门开枪一样。我吓得跳到一边。
“啊，我吓着您了？很抱歉！”
杰洛姆·斯泰纳朦朦胧胧地站在我左边半明半暗的地方。他的呼吸向我脸上直扑而来。我看不清他的眼睛，但我敢肯定他黑色的眼珠正瞪着我。我想开口说话，但我像溺水者一样呼着气，发不出一点声音。他一把抓住我的耳朵，让我跪在地上：
“邦雅曼！看来，弗朗切西卡说得对，您不过是一个混蛋小偷！”
我想抬起头来，但斯泰纳怒气冲冲的脸就在我头顶晃动。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逃票者。斯泰纳衣着古怪，他穿着猎人常穿的那种有流苏的皮衣，我的鼻子正好对着他的裤缝。他弯下腰来，我以为他要扇我的耳光，连忙护起自己的脸，但他把我扶了起来，松开了我的耳朵（我的耳朵被他拧得疼极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竟搂住了我。我感到了他身上的体温。我们就这样搂了一分多钟，我差点要被他压扁了。在这个巨人身边，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孱弱。他用痛苦的声调，轻轻地说：
“啊，不幸的人，您有什么必要打开这些门呢？”
他粗糙的脸贴在我的脸上，他哭了。他的手，手指长得要命，掐着我的背。他巨大的身躯痉挛得颤抖起来。
“但愿您知道埃莱娜的半夜来临给我造成了什么影响！您要知道她重新撕开了我的什么伤口！上帝为我作证，我让你们离开这座木屋是完全有道理的！”
邦雅曼·托隆的故事讲到这里时，我的呼机响了。现在是凌晨3时15分。我恼火地抓起挂在墙上的电话找医监。原来，刚送来一个企图自杀的年轻人，他本无表情。陪他来的是他的未婚妻，他们几小时前刚刚断绝关系。我不想管，把他打发给另一个医生。我低声地向邦雅曼道歉了几句，请他接着讲下去。
主人流泪比打我骂我更让我害怕。当我能讲出话来的时候，我求他让我重新上楼。他不由分说地拉着我来到刚才走过的通道。我浑身发抖，双腿发软，就像做坏事被人当场抓住一样。斯泰纳强迫我跨过水洼，当天花太低时又压下我的脑袋。我们只需往前走。在一条漆黑的缝隙尽头，主人在一个凹进去的地方停住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选了一个，插进一个嵌着开关的箱子，打开了另一扇铁门。
“欢迎来到我的密室！”
我走进一个直接在地上挖成的房间，像是祈祷室，里面有一张用支架撑住的桌子，上面放着一台录像机、一台电脑和一架电话机。电脑的荧屏亮着，把整个房间弄成一片蓝。刚才听到过的那种叹息声更清楚了，但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斯泰纳去关声音和图像。这里好像是商店的监控室，东西都是东拼西凑的。墙上有一盏灯，灯杆可以扭动，但灯座没钉牢，已经脱了。屋里有许多架子，堆满了录像带和材料。斯泰纳让我在一张转椅上坐下，用不安的目光盯着我：
“是您强迫我把一切都告诉您的！”
“告诉我什么？我不明白。”
“可您知道这里是禁止入内的。雷蒙没告诉过您吗？”
“这是一个误会。我迷路了。您遇到我时，我正想上楼。”
“一个误会？”
他大笑起来。
“您搜查我们的房间，差点抢劫书房，还打开了不准打开的门，在这地下历险。您把这些也叫做误会？”
“啊，我知道，我很抱歉，我错了，但……我是好奇。我想更好地认识你们。事实就是这样。”
他古怪地凝视着我，重新打开了录像机。屏幕上的图像起初模模糊糊的，有一条条杠：雪中的木屋，先是大门，然后是前厅和各间主屋。一想到斯泰纳能从这监视器中看到我和埃莱娜第一夜的情景，我吓得浑身发抖。他接了另一个键，我看见一个长头发的身影，在一个密封的地方，坐在地上，背对着我们。
“您刚才听见有人呻吟吧？”
斯泰纳在我旁边的一张圆凳上坐下：他差点要用嘴咬我。灯光照在他的脑门上，使他的发根看起来红红的。他的头发是那么浓，那么密，银光闪闪的，我心里感到一阵刺痛。20岁时，我的头发就比他少，比他稀。
“这些呻吟，邦雅曼，是那个被关在离这里几米远的地方的女人发出来的。”
他的呼吸断断续续的。他把头发往后一捋，我看见他耳朵里的毛粗得像荆棘似的。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听得清他在讲什么：
“一个女人关在附近？”
“您知道为什么吗？至少猜一猜呀！”
他的右眼皮跳起来，他焦躁不安。一阵紧张的抽搐使他的鼻子皱了起来。他抓紧拳头，低下眼睛，好像接下去要讲的秘密不能面对面说似的。
“这个女人犯了一个错误……”
我喉咙一酸，感到火烧火燎的。我不敢让他重复。
“我说的是一个错误，甚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他站起来，带着他的小圆凳，走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关了录像机。我看不清他的脸了，只听到他的呼吸声和仪器的“嗡嗡”声。不见身躯，只有声音，我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它就像一个飘荡的灵魂。我应该当机立断，打断这些没完没了的叙述。我预感到，一旦听了他的话，我就要跟他同流合污了。
“好奇者，您首先要知道，这里横跨瑞士和法国。边境就在500米远的地方。这座木屋自1941年起就成了抵抗组织的大本营。上杜和弗朗什…孔泰的游击队员们利用这个地方的特点（这里的奶酪很出名），在这里挖了一条地下通道，用来藏匿逃跑者，存放武器。有一条隧道应该一直通到瑞士，但直到1944年秋盟军解放了这个省时隧道才挖通。尽管有许多人告密，但不论是德国人还是自卫队却都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当时，人们采取一系列技术手段隐藏起它。木屋的主人是个左派组织的成员，大家都知道他是维希政府的同情者，这使得他避开了嫌疑。我跟您讲这些，是因为我本人6岁时在这里住了整整一个冬天。我父亲是个共产党员，也是当地的义勇军①首领。在送我们，我母亲、姐妹和我到瑞士躲避战争之前，他把我们藏在这里。长达数周不见天日的生活，使我对黑暗产生了恐惧。当时，我们只有几支破蜡烛用来照明。我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加固通道，搬运一袋袋的石头和木块，还有食物。那几个月的地下生活教会了我不少东西：如何掩藏挖出来的泥土，如何挖通道、加固通道。尽管我那时很小，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于是，7年前，当我得知此处已差不多要成废墟时，我从继承了这个地方的一些纳沙泰尔人那里买下了木屋，并加以翻修。当时，大部分通道都已经塌了，我和雷蒙小心翼翼含辛茹苦地干了差不多两年，才从80米长的地方清出一条通道来。我们在通道尽头挖了两个储藏室，后来又挖了这个我用来当办公室的小房间。”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法共领导的抗德武装。
我抓住机会打断他的话，站起身来：
“对不起，斯泰纳先生，我得去找埃莱娜了！”
“坐下！”
他的声调不容我作任何申辩。我猜测着他沉重的身躯在黑暗中的什么地方。他随时都有可能向我扑来，把我压扁。
“我答应您，我会长话短说。请允许我往后再退一点，让您听我说几分钟。您知道，我是个商业律师，这个赚钱的行当使我有机会接近一些富翁。我生活富裕，不需要任何人养我。但这一职业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猎艳，我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用来追逐女人了。还在上大学时，别人就叫我好色的左派：我很想造反，不过是在被窝里跟妓女造反。由于一些合理的原因，我结婚了。在婚姻的幌子下，我进行着各种阴谋。我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情人的臂膀，常换常新；我只有一个野心，那就是点燃女伴的欲火。只有想到在路上能遇见一个漂亮的女人，我早上才起得来床。我的妻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年来，这愚蠢的女人一直希望我改。终于有一天，她的宽容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婚姻的围墙中我感到窒息，那种夫妻生活使我失去众多别的刺激。一种更加丰富，更多激情的生活正与我擦肩而过。我们离婚了。我很急。
“但一宣布分手，什么都变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上了年纪，不那么让女人愉快了。女人们抵制我。我曾把引诱看作是警察的一场大逮捕，现在，我只好请老天帮忙了。我害怕遭到拒绝，满足于小打小闹。可以说，我妻子是不想让我受到粗暴的对待。这一点，我明白得太晚了。如今，我满心痛苦，将成为情场败将。我看见自己已成了小老头，被迫为在此之前得到的大量好处付出代价。有钱就能勾引女人，这并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