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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很多的时候，一旦人们察觉到他人看待自己的目光和自己心底所期待的有所不同，尤其是大相径庭时，就会为“没想到别人是这样看我”而慌乱、不自在，会满心困惑地重新审视自己“我真的是别人评价的那样吗”。这种自我认知和他人评价的落差，很容易让人迷失自我，丧失信心，从而产生耻感。
一、耻与罪之间的日本文化（3）
耻文化下生活的日本人更是如此，他们重视他人的评价胜于自我认知，总是会像渴望融入学生集团的富孩子那样，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而除了这种“特殊的关注目光”会让人感到害羞外，被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也会让人产生害羞感。自我保护是人的本能，正如动物在打斗时，总会极力保护自己的脆弱部位，例如柔软的腹部，关乎生命的脖颈部，同样，人也会不自觉地掩饰自己的劣势。
日本是亚洲时尚潮流的中心，日本的女孩恐怕是全亚洲最擅长装扮自己的女生了。从很小的时候起，她们就能熟练地运用各种对操作技术要求颇高的化妆品，比如使用双眼皮贴和睫毛膏，而且很擅长用流行服饰掩饰身材的弱点。在日本，你很难看到女人们素面朝天的样子，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间也难得见庐山真面目。这是因为日本人会为自己不如他人的一面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感到害羞。当然，让他们感到害羞的优劣标准，既有可能是客观存在的某一集团所制定的，也有可能是为大众普遍认可的，社会环境下的特定标准，比如对他人的关爱，对生命的敬仰，违背了这些也会使他们产生耻感。
在现实生活中，当为大众普遍认可的社会环境下的特定标准和人们所属集团的标准发生矛盾时，人们往往会更倾向前者。比如，自古以来，富人集团的标准几乎都是“以钱多论地位，以会赚钱论才干”，靠坑蒙拐骗等违背“对他人的关爱”这一标准发财的富人，自然会被大家斥为不择手段，而为富不仁之人也会为社会、所属集团所不齿。尽管他积累财富的手段未必触犯法律，但这些人还是要用种种办法掩饰自己的不仁，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的恶行被曝光，他们就会像过街老鼠，无处容身。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直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二战中的罪行，因为那时的侵略和杀戮曾被当作爱国的标准，让日本人疯狂，竭尽全力地去杀去抢。人们把抢得多、杀得狠当作为国效忠的良好表现，并引以为豪，而当他们察觉到践踏生命和其他国家的尊严乃是违背人性的滔天大罪时，巨大的耻辱感产生了，他们只好用篡改历史、美化战争的方法取得自我安慰，希望用掩耳盗铃的方法摆脱耻辱。
人总是会遇见比自己强的人，大多时候还会被强者包围。耻文化下的日本人有着强烈的进取心，总是希望事事都做到最好，因此不同的耻感会经常纠结到一起，困扰日本人的内心。害羞或是耻辱的感觉的威慑力，使他们像变色龙一样，根据不同的情况变换自己的社会角色，希望尽可能得到人们好的评价。
当他们作为美的热爱者，他们可以花几天的功夫制作一幅插花，孜孜不倦地钻研着庭园艺术，对宇宙万物都抱有友好的、欣赏的姿态；而当国家要求他们作侵略者时，他们也会尽可能地让自己称职地扮演这一角色，毫不犹豫地毁灭前行路上的所有障碍，包括美丽的自然、宝贵的生命——尽管他们曾满怀激情地赞颂它们。
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本人既柔美又暴力，同时具备两种矛盾的性格特质。在日本人看来，柔美和暴力根本不存在矛盾。他们会自动适应不同社会角色的不同标准，被甲角色要求柔美时，尽可能地柔美，被乙角色要求暴力时，也绝不会受甲角色影响，毫不犹豫地暴力。他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不管他人的看法，在扮演任何角色时都首先要求个性的完整，他们或许“知耻不知罪”，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超强的自我控制能力。
日本文化是耻文化，但对日本人来说，相比对他人评价的畏惧，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五花八门的评判标准更加不安。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经引用过三岛女士自传《我的狭岛祖国》中的一些描述。在日本长大，后到美国留学的三岛女士，在留学之初感觉自己“像是从别的星球上掉下来的人”。日本人习惯按固定的规矩办事，并将“循规蹈矩”当作赢得周围人认可的前提，但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个性的社会，评判标准自然要比日本五花八门得多，美国人的无拘无束，反倒让三岛女士局促紧张，显得格外害羞，因为她不知道要遵从哪一种评判标准才合适。
值得注意的是，罪文化和耻文化并不像人们想像中的那般泾渭分明，强调自律的罪文化也有外部制裁的意味，讲究他律的耻文化也能转化成内部制裁方式。对于前者来说，如果人没有受到外界的惩罚，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犯罪。如果上帝让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继续留在伊甸园里不将他们打落人间，也就没有千百年来为西方人念念不忘的原罪了。
耻文化下的日本人，也并非因为外部机制无时无刻的监督才谨言慎行的。在日本，如果一个小孩子偷拿了别人的东西，做家长的就会教育他，偷是丢人的行为，偷东西的人会被看不起，而不会说偷窃是犯罪行为，小偷会被警察抓走。小孩因畏惧“丢人”而再不敢偷东西，“偷东西会被看不起”也像戒律一样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仅会控制住自己偷东西的欲望，当看到别人偷东西时，也会油然而生不齿之感。此时，偷东西是耻，已经不仅仅是外部的机制，而转化成了他的内在约束机制了。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耻文化和罪文化双重影响，西方人强调绅士风度，以彬彬有礼为荣，粗俗下流为耻，这些都是耻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日本人在犯下滔天罪行后，若不是因为对罪的认识，也不会竭力抵赖。耻文化和罪文化中都有凌驾于国家、民族的普遍规则，只是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二者力量的对比不同罢了。日本是耻文化的国家，不代表日本只受耻文化的影响，确切地说日本是罪与耻之间的国度，只是为耻文化赋予了更多独特的性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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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耻与义理（1）
不少日本人感觉来自于遥远封建时代的义理就像浮士绘那般珍贵，是值得珍惜的“文物”，它的繁盛时期——江户时代早已过去，当今的日本是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国家，义理的锋芒不如往昔。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义理的影响。
论及耻辱，则必然要涉及秘密。每个人都有秘密，其中不少是绝不希望他人知道的，一旦它们被赤裸裸地曝光，为他人注目评论，人自然会倍觉耻辱。曾有日本学者直接将耻辱定义为秘密的暴露。然而，在一个社会中，究竟什么样的事件会被当作秘密，什么样的秘密让人感觉耻辱，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受制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
义理总在无形中左右着日本人的行为，日本是耻文化国家，对规范尤其重视。所谓义理，就是在耻的“制裁”下生成的关于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本尼迪克特将之称为“一系列的美德”，人必须审慎遵守义理，以便言行正确。都说日本人责任感强，对义理的膜拜，便是其责任感的来源。中国人习惯说“人情世故”，日本人则喜欢讲“义理人情”，在那些被认为最能反映日本人传统精神的影视剧中，正面色彩的主人公总是不厌其烦地思索义理，为完成义理引发的人生悲剧以及在义理、欲望间苦苦挣扎的痛苦，这些在别的国家看来颇不可思议的情节，却格外能感染日本人。
本尼迪克特曾称日本人的义理是“人类学家在世界文化中发现的一切怪异的道德义务中最少见的一种，它尤其反映了日本特色”。日本的社会学者安田三郎也曾感慨，义理是众说纷纭的概念，充满着谜团，大家对它的“多义性”倒是达成了共识。
义理是为了帮助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亲密交往而设，若按字面意思解释的话，即“正确的道理”。遵循义理可以让人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同时保全自己和他人的体面、情意，让人谨守在道德的界限内，而对日本人来说，体面、情意、道德又都是每个人必须小心护持的东西。
但“正确”本身就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正确观”，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正确”的理解也会有很大差别。
义理本是在中世纪前期由中国传入日本的，随着语言的发展，“义”字也逐渐派生出多种含义。其实，江户时期盛行的义理和今天的不同，并不存在和人情的矛盾，相反还和人情自然地融合一体。近松门左卫门是古代日本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后人在研究他最擅长的悲剧创作时，认为抒写“义理和人情的冲突”是其制造悲剧的重要手段，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近松门左卫门的“义理和人情的冲突”实际上并不存在，他惯常表现的是对甲的义理和对乙的义理不能两全的悲剧。
后来的社会学学者源了园将义理分为两种，一种是为私人情谊而设的情感道德，姑且称为“热义理”；一种是社会固有的、社会中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称作“冷义理”，前者和人情互为表里，后者则经常作为人情的矛盾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义理“冷”的一面发扬光大，和其“热”的一面越走越远，终于分化成公共性的义理和强调私人感情的人情。在近松门左卫门之后，文学家们就开始热衷于表现人情和义理的矛盾了。义理那仅有的一点情感规范的色彩，也被消磨殆尽，尽管其发自情感，却最终变成了由社会外力强制人们必须遵循的社会规范。
最早站在社会学角度研究义理的是津田左右吉，津田阅读了大量江户时代的文学作品，寻找义理最初含义的蛛丝马迹。在《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研究》一文中，他认为义理源起于战国时期武士们的热情，和意气紧密相连，如果着重于自我情感，武士们的热情便成了“意气”；如果从他人的角度观望，这种热情便是“义理”。在纷争不休的战国，舍生忘死被当成武士的最高境界。津田认为，武士们之所以要求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不服输、不怕死的英勇气概，正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免得后代被人耻笑。义理和耻辱在这时已经被联系在一起。
另一位学者福场保洲也赞同津田的观点，认为义理是因顾及体面的心理以及避免被他人非议有损体面的心理而生，同时也包含着避免被误解成玷污了别人体面的人的想法。福场和津田都指出了义理出自体面的观念，并和体面保持一致。
不过，也有人对这些观点持保留态度。据下出隼吉则认为，义理多出自于对他人的体恤，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为义理下了定义：所谓义理，就是在采取行动之前，人不单要考虑到自己，还要考虑到被行动牵连的其他人的立场、感受，然后再审慎行事。因此，不管他人感受，只凭自己喜恶做事的人不是有义理的人。
显然，据下出隼吉对义理的见解刚好和津田左右吉、福场保洲相反，前者强调义理“利他”，后者认为义理“利己”，这两种相距甚远的“义理说”，在大正时期（1912年—1915年）流行一时，1926年后的昭和时代，也有不少支持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中断人们对日式义理的研究，樱井庄太郎将“恩”和义理联系起来，姬冈勤则认为义理基于对善意的回报，是一种“善意的交换”。战后开始专注于研究日本文化的本尼迪克特也与之类似，从“交换、赠与”的角度审视义理。
武士和农民是古代日本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姬冈勤认为，义理的观念最早也从这两个阶层派生出来。由于二者分布广泛，义理很快成为遍行整个日本的观念，无论出自什么阶层，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遵守义理。武士是最讲究义理的群体，他们的义理格外强调对君主恩德的回报。武士们被要求遵守和君主的契约，要对君主效忠。这种义理发展到后来，又演化出“忠实于契约的义理”和“道义的义理”。
所谓“忠实于契约的义理”，起初不过是指武士要对君主忠诚，武士受君主之恩，不能辜负君主的信任，必要竭尽所能地完成君主交代下的任务，以此来回报君恩。人们在赞颂武士精神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