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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没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国家。在当代，日本经济的强劲世界共睹。在部分日本人心中，日本比亚洲其他国家“高贵”甚多，向“低等”的亚洲人道歉，是莫大的耻辱，必将大大损害日本国威。
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在他颇为自豪的《脱亚论》中极力主张日本要和中国、朝鲜等“野蛮国家”划清界限。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加藤弘之曾将世界人种分为三六九等，欧洲人是“上等人”，而在亚洲“下等人”中，唯有日本人是和欧洲人一样的“上等人”。类似的理论在今天看来荒谬不经，但对日本人的影响却深之又深。
站在人性的角度思考，侵略他国、践踏人道，肆意烧杀的日本人未必不知道自己在犯罪。日本人有罪恶感，销毁罪证，百般抵赖就是其有罪恶感的最好证明，没有人愿意负罪前行。西方人通过反省自我，净化灵魂，洗涤罪恶；而迫切渴望摆脱旧罪恶的阴影，希望能自信满满地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日本人则选择了用“遗忘”这种方式消除罪恶。对他们来说“心外无物”，什么时候将罪行遗忘得一干二净，什么时候便无需再受罪感地纠缠。让他们懊恼的是，那些饱受他们伤害的国家，总是执着地将罪行摆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无法遗忘。
反思、忏悔本是洗脱罪恶感的最佳途径，但在深信“道歉是耻、忏悔是耻”的日本人看来，绝没有反思、忏悔的可能。因此，摆脱罪恶感的唯一办法，就是篡改历史，拒不认错。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知耻不知罪”。不管她对日本耻文化的研究是否尚存在争论，这句评价都极精准地勾勒出日本人的性格。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和西方的罪文化不同，日本的文化是耻文化。罪文化强调自律，耻文化强调他律。罪文化下的人不会顾及他人的评价，但他们会自觉地将社会规则作为自己灵魂的一部分，无条件地遵守。一旦违背了这些规则，他们无需他人评判就会自认有罪，虔诚地忏悔，因此，罪文化下的民族多有很强的自律性。既然更强调自律，相对忽略外界评价，罪文化下的人总是坚定地做自认为对的事，他们不喜欢自由和个人权利受到他人的阻挠，同时亦不会干涉别人的生活方式。“这是我的自由”、“我为我自己而活”是他们的口头禅，也是最让他们自豪的地方。
但在“耻文化”的氛围下，个人是高尚还是卑贱，行为是否正当，都要由别人评判。来自于他人的评价体系总是相对的，不固定的，这就让日本人缺乏固定的善恶观，而是时刻以他人的看法为参照，尽可能让自己的行为为他人接受。他们会为他人的好评价备觉欣慰，为他人的坏评价感到耻辱，他们对耻的敬畏超过了对罪的恐惧，他们用“是不是耻”来衡量他们看到的事物，思考着自己的言行。如果正义善良的行为和外在的评价体系发生冲突，他们多会放弃伸张正义；如果邪恶暴戾的行径得到认同，他们就会果断地大行不义。在畏耻而谨言慎行的日子里，他们渐渐遗忘了耻文化建立的初衷：集社会舆论之力，惩恶扬善。
建立在罪文化上的民族崇尚人的个性、自由，而建立在“耻文化”上的民族则格外团结，其社会中人都会自觉地向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他人评价体系看齐，并愿意为此牺牲自我。因此，一旦这个评价体系倾向于恶的一方，整个民族就会毫不犹豫地做起恶事。如果其中哪个人因良心不安拒绝为恶，他就会被社会孤立，甚至遭受社会的严厉惩罚，耻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远远高于了罪。
南京大屠杀时的日本士兵，以杀戮平民为荣，不杀的就会被大家看不起；今天的日本右翼以承认罪行为耻，承认罪行的就会被他们大肆攻击。而一旦“以承认罪行为耻”上升成全社会的普遍意识，谁也不能保证日本不会再次走上侵略他国的老路。
兵家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方便战后美国制定对日政策，本尼迪克特写就了《菊与刀》，提出了“日本是耻文化的国家”这一概念。其后，日本的诸多社会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日本的耻文化”的进一步研究，而对和日本关系微妙的中国来说，也确实有必要了解一下影响这个邻居独特性格形成的“耻文化”。
象棋中的每个棋子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步法”腾挪转移，否则棋局就无法展开，社会中的个人，也就是“我”，也要每时每刻小心翼翼地向权威者的规则看齐。社会学家为了研究方便，将“我”以及和“我”一起遵守同样规则的人称为“所属集团”。“我们”都被要求听命于规则的制定者，即使有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也要唯他们马首是瞻，社会学家形象地称他们为“参照集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待规则的态度不尽相同，罪和耻就因这态度的不同区分开来。前者看重的是否违背规则，后者则更执著于与其他守规之人相比，遵守规则的程度是高还是低——即“我”在所属集团中是否居于劣势。因此看一个人是否犯罪只需看他是不是遵守了规则，而看一个人是否是“耻”，则要对比每个守规之人的表现。就像论断一个米的男人是高是矮，不取决于米的数字，而取决于他身边的人是米还是米一样。
日本人的自尊心极强，一旦发现自己没有身边的人出色，就会备感耻辱。他们很少像中国人那样，以阿Q式的安慰调整自己的心态，在他们眼里通常看不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们多会暗下决心，不超过比自己出色的人绝不罢休。因此，看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后，为国家的落后感到耻辱的日本人会那样热衷西学，支持维新。为了尽快摆脱耻辱，一向保守固执的他们竟会要求“全盘西化”，让世界大跌眼镜。当日本人意识到自己强大起来后，便开始迫不及待地通过攻击、侵略其他国家来显示力量，希望借此改变自己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形象，他们向心目中的强国发起挑衅，甚至偷袭了曾驾着“黑船”撬开自家大门的美国。
一、耻与罪之间的日本文化（2）
今天的日本人在教育不爱学习的孩子时，还经常用“我就知道你肯定比别人做得都差”这样的话来激励他们，并认为此举格外有效。因为孩子们在听到类似的评价后，多会卯足了劲儿学习，非要做到比别人强不可。可在别的国家，这样的教育方法则有让孩子自暴自弃的危险。在职场上，即使没有领导的要求，日本人也会严格地敦促自己做好每一件事，生怕落后于人，他们总是自觉地向最优秀的人学习，甚至会像尊敬神灵一样尊敬他们。而对被尊敬的人来说，被尊敬就意味着被当作超越的目标，必须更加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绝不可以沾沾自喜，掉以轻心。
另一方面，耻文化下的日本人又格外害羞，西方人曾称日本人是“害羞的文化人”，他们不善于表现自己，被人注视的时候会浑身不自在，在陌生人面前会显得相当拘谨。在外国人眼中，他们是不喜欢显山露水的实干家。他们不仅会为自己的劣势害羞，甚至还会为优势害羞。譬如作家太宰治，就一直为优越的家庭环境感到不自在，甚至写了《人间失格》分析小时候的害羞体验。这在外国人看来无法理解，但对日本人来说却自然而然。
害羞和感觉耻辱不同，虽然二者同是耻文化的一种表现，在感觉上也很容易发生混淆。为了深入了解日本的耻文化，有必要将二者区分开来。
有人认为困扰太宰治的害羞感和感觉耻辱没什么两样，因为在他人眼里的优势——家境富裕，在太宰治眼里却是和自己所向往的共产主义者间难以逾越的身份障碍。太宰治家是殷实的地主家庭，共产主义者则多是为地主、资本家压迫的无产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太宰治富足的家境就变成了他融入共产主义人士队伍的劣势。因此，害羞和感觉耻辱一样，都是“我”在所属集团中居于劣势的感觉。其实不然，将害羞感和感觉耻辱等而视之的前提是“不同的人对优势的看法不同”，但“感觉耻辱”的情况只发生在人的所属集团内部，始终都由贯穿这个集团内的同一种标准引发，而“不同的人对优势的看法不同”则明显涉及多个评判标准。
在现实生活中，人总会扮演多重角色，即便是尚未完全踏入社会的孩子，也是如此。在学校里，他是老师的学生，同学的伙伴；在家庭里，他是他父亲的儿子；若用财富多寡来衡量，他属于富人阶层，而感觉耻辱，衡量的标准只会发生在同一个角色群体内的同一个标准中。譬如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作为学生的他成绩比别人都差，这样，发生“耻感”的圈子必定是同级别的学生这一区域内的。
简而言之，耻感的产生，会因身处不同群体间，或当时身份的不同，群内评判规则、标准不同，而使人产生不同的耻感。这些耻感可以是一种羞辱感，也可以是一种害羞感，或者仅仅只是一种不自在，这些只能是针对特定圈子、特定参照物而言。
以一个富孩子为例，将他放在特定的学生集团时，他会随着各种情况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耻感。当富孩子面对同一阶层，他会以自己所在的富人集团的标准，即钱的多寡衡量自己的地位。山外有山，富人外还有富人，面对比自己富有的人出现，这时他可能会因财富“劣势”而产生自卑的耻感。当富孩子面对非同一个阶层时，他也会产生耻感。这种耻感可能会是看不起穷人而不齿与其为伍，却又不得不在一起时所生成的羞辱感；又或者是其希望融入集团却又因身份尴尬而格格不入产生的不自在感；还有一种可能，是富孩子原本以为自己的财富会给自己赢得一定的优势，而最终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而使其心里产生强烈的落差。
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和不同的集团打交道，不可避免地会有和富孩子类似的遭遇，从这个角度上看，耻文化下的日本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易害羞的困扰，他们比别的文化影响下的民族更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脱离了日本社会，只要耻文化还萦绕在他们心间，哪怕生活在罪文化笼罩下的国家，也是如此。
很多人将产生害羞归结到他人关注的目光上，认为如果不是因为那么多目光投到自己身上——尽管其中很多都只是想象——就不会感到害羞。关注的目光，往往是人们对自己进行评价的前提，越是担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就越容易害羞。害羞让人不自在，害羞的人往往因太过谨慎而拘谨僵硬，日本人在公众场合中总不大放得开，而当他们私底下和亲朋好友相处或单独一个时，就自如得多了。
害羞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课题。实际上，人们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被人关注。即便再腼腆的人，也绝少时时刻刻都为害羞困扰，因此专家们才会称那些让人不自在的目光为“特殊的关注目光”。
每个人既是他自己，又是某种社会角色的扮演者，是某种普遍概念的象征。当人们希望他人用看待普遍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并且如愿以偿时，便不会有害羞的感觉，同理，当人们希望他人将自己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体来关注，并如愿以偿时，也不会感觉害羞。那些会让人们产生害羞感的目光，正是那些和我们内心期待相左的目光，如果人们希望别人把自己当成普遍人，却收获了大量看待个体人的目光，或者满怀被当成个体人关注的期望，结果却只被作为普遍人看待时，害羞的感觉便会迸发出来。
耻文化下的日本作家，就很擅长拿捏这种微妙的害羞感，尽管含蓄的他们未必会像心理学家那样，用学术语言解释为什么好端端的人突然会为害羞感左右。
譬如村上春树，在他那本颇晦涩的小说《发条鸟年代记》里就描写过一个妓女突然迸发的害羞感。妓女加纳克里特，从来不避讳向人们谈论自己的职业，而在工作的过程中，她也不会有丝毫的害羞感。因为她是一个妓女，男人们也刚好把她当成妓女这个普遍概念看待。不过，当她感到某个嫖客正关注着她本身，试探着她的灵魂时，害羞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让她再没勇气面对这个嫖客。
太宰治小说《耻》中的女主角，希望被自己倾慕的作家当成独一无二的女人（个体人）看待，然而，最后她却发现在那位作家眼中，她只是一个热心读者（普遍人）。小说用了大部分笔墨，描写这个女人的微妙心理，表现女人在得知作家真实想法后而产生的极度害羞感。文中描述了这种耻感——“自己对世人的感情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