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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一面忙于军阀混战，另一方面对五四时期大出风头的高等学校变换着法子折磨，其中最常见的是欠薪。我把你饿得饥肠辘辘，衣带渐宽，枯瘦如柴，看你还有没有闲工夫动不动就到政府门前请愿到大街上游行。在这种情况下，北大的“大管家”蒋梦麟之狼狈可想而知。
1920年9月，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全体大会上说：“本校最困难之问题，为校款不能按期领到。因经费不按时来，实行预算甚为困难。移甲补乙，移乙补丙……去年有一个建筑公司，我们欠他一笔巨款，屡次向我们来讨，我们因为没钱，只好搪塞过去。将到中秋节的时候，他们到我的家里来讨，每天来一次。到了中秋节，我就逃到西山去，不敢见他们。”
1922年12月17日，本是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日，北大学生干事筹备大庆，蒋梦麟因北大校方囊中羞涩，不得不写信给学生泼冷水：“政府视教育如无物，经费积欠已九阅月余，学校势将破产。机关之日常生活，尚虞不给；教职员勉力维持，已久苦枵腹；庆祝事项，在在需款，将从何出？”
他在信中又说：“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近年经费困难，不特曩所拟议，如图书馆、大会堂等大建设，不能实现；即添购图书、仪器等一切关于同学修学方面之设备，均无从发展。故今年之大庆祝，理宜展缓……现在国立八校，以经费无着，事将关门；本校虽赖教职同人，困苦维持，而来日大艰，正自难言。故不特无举大庆祝之经济能力，实亦无庆祝之可言。”
作为代校长，值此全校同乐、皆大欢喜之时，不得不给学生泼冷水，实在是校长脸上无光之事。蒋梦麟处境之困窘，可想而知。
1923年北大开学典礼，蒋梦麟讲话说：“学校在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之下，竟能如期开学，是同人精神奋斗的结果。至于物质方面，可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政府里积欠了我们8个月的经费，计有50余万，此外学校里还垫出了17万余。两项共计70余万，差不多一年的经费没有了，所以去年开学时我们说过要建筑大会堂和图书馆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同人数月来终日奔走经费的事，忙得不得了，几乎天天在街上跑。”因为经费有限，招生人数大大削减，1923年报考北大的近3000人，最后只招了160余人。外界对北大也有各种责难。有人竟谣传要放火点了北大第一院，为防备起见，蒋梦麟决定把行政各机关移到易于防范的第二院去。
1923年11月蒋梦麟给胡适写信说：“我现在忙得‘不亦乐乎’，有几分厌倦。教育部无人负责，他校大都不死不活。京师教育事务，我首当其冲，简直是大学校长而兼教育总长。我现在买了一架汽车，天天在街上跑，真是和gasoline（汽车）有仇。”
万般无奈情况下，蒋梦麟也没有当逃兵，而是想方设法维持，“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它中断。”
其实这一决心在蒋梦麟1919初入北大时就已下定了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21日（按：指1919年7月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人应该做的事。”后来他给胡适的信中也发出类似的感叹，“蔡先生致评议会函，又属我代理校长。半年的欠款，六百的饥饿的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我昨晚一夜睡不着觉……到了这时候，我已失去自由，只好被人宰割罢了。”
蒋梦麟之所以能献身北大，其中原因很多，如他是搞教育出身的、北大诸多朋友的关系、蔡元培的厚爱等，而更为关键的恐怕是北大校风传统与他的教育思想契合。他热爱北大，热爱北大的青年，愿意为他们奋斗，同时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初到北大，他对朋友说：“（北大）教职员方面，精神一致，都天天兴高采烈地做事……学生方面更不必说了，这班青年，个个是很可爱的。并不是说空话，我实在爱他们。他们对我说，此后他们要一心尽瘁学术，定要把这个北大变成中国文化最高中心；这般青年的眼光，是很远的。我有一句话，要给在上海的诸位先生讲，北大学生是全体一个精神的，并没有分迎甲迎乙的派别。”热爱北大学子之心，溢于言表。正因为爱北大之深，发展北大之切，所以要和干涉、破坏教育的北洋政府斗争。在罢免彭允彝、五卅学潮、三？一八惨案中，蒋梦麟均代表北大出面周旋应对，最后上了北洋政府的黑名单，不得不躲藏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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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问不及办事高明的“北大功狗”
20世纪30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后，勉力将代校长时期和任总务长时期的发展学校愿望逐渐落实。抗战初期，他为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奔走，不以为苦。西南联大在昆明安定后，蒋为常委之一，虽不常在昆明，为联大及北大之事思虑，实未尝稍歇。在联大这种三校合办情况下，蒋自认与实现其教育理想有距离，因而也有苦闷。他1943年写信对胡适说：“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即王世杰）、孟真（即傅斯年）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大事。我说：‘不管者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蒋对联大现状不满，是特殊情形下的思想，因为他认为教育需要好的环境。他曾说过：“教训青年的地方，是在山林花草、鸟鸣虫嘶的天然景内，不在臭虫跳蚤的囹圄内。”所以他把北大的发展寄托于抗战的胜利，并老早地在1942年就酝酿战后北大的办学方针。1943年1月在给胡适的信中，他和盘托出了将来北大办学的设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方针：以北大之向来一贯政策，并蔡先生治学立身之精神为基础，战后在北平创立一文史与自然科学之中心，以社会科学与应用科学附之，而尤以文史为中心之中心；
二、外国文：凡学生无论习何科，必通一外国语，而习国文者尤所必备……
三、群性、个性均加以适当之训练；
四、学科程度当加以严格之训练，以期一般程度之提高，不及格者饬令留级或退学；
五、请美国大学在北大设讲座，并准派学生数人留学美国大学，而给以奖学金（Scholarship）……
从这个既继承北大固有历史，又企图补北大以前之失的设想，可见蒋对北大发展，见地之深远，心情之迫切。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的某些人对蒋梦麟的评价很是苛刻，对于他请回胡适、制定北大规章、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与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合作、反对学生运动等，多有指责，认为他抛弃了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行了国民党的教育方针，压制学生爱国运动，是个圆滑的政客，口头标榜民主而实际在北大推行专制统治等。如果我们抛开有色眼镜，平心而论，这样的评价实在有失偏颇。首先的问题是，在那个时代要不要教育？回答当然是要。既然是要，便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去奢谈教育。蒋梦麟与蔡元培同样热爱北京大学，他曾说过“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北大建成为全国最高学术中心”。他还在北大31周年纪念时题词写道：“你是青年的慈母，我祝你永远健康生存。”他不是一个政客，因为他没有像后来的刘哲之流一样把北大作为做官的资本去瞎折腾，他只不过在处理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合作与不合作两种选择中，采取了与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相反的态度。对于北大来说，合作也许更利于它的存在。而且蒋梦麟至少还没有把北大变成培养国民党党棍的工具，这就够了。对于学生运动，从蔡元培要求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观点看来，在那个时代，救国对学生和校长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在救国问题上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责任有不同，如果我们承认在革命没有胜利之前还要培养一些科学文化人才，那么，在校言校，在教育言教育，有时分析问题还不能不如此。至于利用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庚子赔款”，我们就把他当作与张伯苓接受军阀捐款办教育一样，“鲜花也要臭大粪浇啊！”
让我们再来看看蒋梦麟的另一面。
日常生活中的蒋梦麟，十分风趣幽默，就是在极艰苦的时候他也会时常谈笑风生。初到北大时因为与陈独秀气味极相投，他常对陈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同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蒋梦麟是秀才，陈独秀也是秀才。清朝时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这一种便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蒋梦麟：“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蒋梦麟老实回答。
陈独秀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就向陈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蒋梦麟与傅斯年、胡适均是好友，可谓无话不谈。傅口才极佳，谈话时忽而中文，忽而英文，庄谐杂出。有时讲的太多了，他便不客气地说：“孟真（傅字孟真），你说的太多了，请你停止吧！”傅斯年一面笑，一面也就停止了。因是老朋友，向来如此。傅、蒋二人在一起好辩论，有两次，蒋梦麟辩论不过，急得举起手杖来要打他，傅一面后退，一面大笑。
1950年12月17日，北大52周年纪念时，傅斯年演讲说蒋梦麟学问比不上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下台后，蒋梦麟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说完，蒋笑着溜走了。这真是知人论事的妙喻。
第三章 概述
北京大学从懵懂少年到青春焕发，享誉全国以至于全球，应该说主要得益于三件事：其一即前述蔡元培掌校并进行的改革，使北大在教育领域做了改革先锋；其二即本章所述新文化运动，北大在思想文化领域打了头阵；其三即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北大当了救国运动总司令。这三件事先后蝉联互相影响，共同造就了北大的新形象和新精神。三件事中，新文化运动上乘蔡元培改革之东风，高扬旗帜，破浪前行，下启五四运动之先声，并为其做好了思想和生力军的准备。运动中，蔡元培先生所聘来的那些“大腕”们，几乎个个都是赤膊上阵，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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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独秀“一枝独秀”（1）
前述蔡元培履任到京后，先去访问了当时颇有名望的医专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情况，并征求文科学长人选。汤尔和极力推荐陈独秀，称其“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北大预科国文主任沈尹默也以陈独秀来回答蔡元培的征询。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芜湖编辑“安徽白话报”，1903年他曾参加拒俄运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首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于1916年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干将之一，后曾参与发起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总书记等要职，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蔡元培本来就与陈独秀打过交道，陈独秀之坚毅力和责任心给蔡元培留下了一种难忘的印象。蔡元培对陈独秀求贤若渴，真有点儿像三顾茅庐，自从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