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人回寓”，学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听差收拾杂物在后。上起体育课来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浙江象山人陈汉章，是一名老举人，以博学闻名于世。京师大学堂因他名头很响，便聘请他做大学堂的教习。但老先生到校以后，得知大学堂毕业可以授进士、奖励翰林头衔，于是甘愿做学生而不做教习，以取一翰林慰平生。他在马神庙公主府梳妆楼上的大学藏书室里苦苦用功6年后，眼看就要毕业，辛亥革命却爆发了，翰林自然也泡了汤。不过这6年也没有白费，陈老先生学问大进，成为朴学大家。可以说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培养的就是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蔓延，学堂更像是衙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氛围。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如沈尹默记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仪。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绝对不允借阅。
学生也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虽然取消了科举，一般学生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有做官发财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后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据统计，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预科在校学生841人，文科学生418人，理科学生422人，工科学生只有80人。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和，是工科的10倍多。以至于北大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即可。学生入北大后，从法科改文科，随便；从文科改法科，对不起，不准。
第二，学风不正。由于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不思学术，学风极坏。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一年花钱上千大洋，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千上下。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北大还流行一种坏风气，一些无聊师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以至当时“八大胡同”有“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之说。此语指去逛“八大胡同”的嫖客，当以国会议员和北大学生为最多。“两院”指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指北京大学。北大此时虽已改名，社会上仍有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大学堂。为了将来毕业能做官，许多学生在校期间不学习，整天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还流行“结十兄弟”，即10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余9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的钻营费由10人分摊。如此学校，不乌烟瘴气才怪。
第三，教学内容陈旧，因循守旧。在清政府高压之下，京师大学堂时期课堂讲授的多陈腐无聊之论，一些有志学生对之非常不满。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人伦道德”课，学生对他的空谈不满，他仍赖着不走。当此课考试时，有个叫孙炳文的学生就在考卷上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结果孙炳文被学校挂牌开除。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所教的已不是科举时代的东西，但由于沿袭清末大学堂风气，从教学方法到教材，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一套，尤其在文科更为严重。1913年夏季沈雁冰入学时，预科第一类教中国历史的是陈汉章老先生。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以至当时沈雁冰于下课后作“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对联冷嘲之。当时教本国地理的老师是扬州人，也是自编讲义，主要参考书是《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几百年前的《水经注》，可见内容之古老。冯友兰上本科时，哲学系陈介石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4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去世了。陈汉章接着讲，讲的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一套。其实，这些老先生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的性质，都还不大清楚。后来胡适来北大也开哲学史课后，有一天陈老先生一上课就拿着胡适的讲义笑不可抑，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如此教师，教出来的学生自然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正当北大不死不活之时，历史选择了蔡元培当北大校长。蔡元培上任后，锐意革新，办了许多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新鲜事，化腐朽为神奇，北大从颓唐萎靡之中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通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北大的文化学术、道德文章、革命精神，一时成为全国教育之楷模、文化之领袖，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精神代表。
2。独开一代风气之先（1）
梁漱溟说过，蔡先生的一生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合力。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也就是说，蔡元培一生最大的功绩，是通过改革北大而开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他的成功，当然不止于他一人的努力，还有历史“运会”，即社会需要的因素。但各种原因归结起来，蔡元培起的作用是首要的，因为单有历史机运，没有蔡元培本身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内在资质，换了另一个人，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功的。他的经历、品格、器局、识见、性格、气度，均是不可缺少的。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早年受旧学教育，曾极力崇拜宋明儒学，言行拘谨，近于迂腐，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恪守古训。如母亲生病，曾刮臂和药以进；母亲病故，又坚持要学古人的“寝苫枕块”。他1883年15岁中秀才，1889年21岁中举人，翌年赴京会试告捷，两年后补殿试进士及第，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翰林院编修。此时蔡元培才26岁，可谓春风得意，青云直上了。
其实蔡元培天生是一个不喜守旧的人。比如他作八股时，就不是老老实实恪守八股老套，而是喜用古书通假字调换常字，并用古书中奇特的句法变换常格，这种别出心裁的不同凡俗的怪八股自然令那些老八股们几乎看不懂。不懂自然要装懂，又以不懂者必定古也的定理，主考官便判定蔡元培的八股文“古藻博雅”，殊不知不守本分的作者是在玩“文字游戏”。平淡无聊的翰林院生活，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甲午战争以后国势日衰、救亡新议纷起之时，他为当时维新派宣传的西方新学所吸引。戊戌政变失败后，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望，便断然决定托疾请假，决绝仕途，离京南下从事教育，以后更趋向新学，与时俱进。
蔡元培一生的主要活动不外乎教育，偶涉政治，也没有离开文化教育机关。他一生参加活动很多，但几乎每一件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898年他出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监督，鼓吹进化论，提倡民权和男女平等，为时议所不容，辞职而去。1901年秋，他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以新法教育学生，不因袭陈规，勇于革新，培养出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洪允祥、李叔同、王世激、胡仁源、项骧、贝寿同等高材生。1902年春蔡元培创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年底，组成爱国学社任总理，倾向革命，鼓吹并践行暗杀主义，试制炸药。1904年秋，他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任会长。1907年6月，他远赴德国留学，以41岁的老学生身份，到德国半工半读，次年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文学、人类学等科目，对美学、伦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辛亥革命爆发，他奉孙中山之召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倡导发展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教育宗旨，主持改定学制，修订课程，在小学废止读经、主张初小男女合校，主持、制定并颁布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壬子癸丑学制”，等等。 。 想看书来
2。独开一代风气之先（2）
1912年7月，仅当了半年多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权，便与宋教仁等一同退出内阁，不久去欧洲游学，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并进行学术研究。
1916年6月，袁世凯谋帝制失败而死，国事渐平。此时北大校长胡仁源请求辞职。北大教授马叙伦和陈介石便向教育部推荐蔡元培任北大校长。1916年9月，教育部长范源濂经黎元洪批准后向蔡元培发出专电邀请。大约同时，国会内的浙江省籍议员也电请蔡元培回国任浙江省长。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和吴玉章回到上海。在做官与担任北大校长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由于北大当时声名狼藉，蔡元培到上海后，不少友人劝他莫进北大这个是非窝。马君武就坚决反对他去北大，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弄不好反坏了自己的名声。吴稚晖也含糊地表示了反对蔡任北大校长之意，说：“中国事，云不可办，则几无一事可办；云可办，则其亦几无可办。”后来蔡元培拟请吴稚晖就北大学监主任一职，以整饬学风，并兼授《语言学概论》，拟请汪精卫主持国文类教科，“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但吴、汪二人均不就。有少数老同盟会员支持蔡元培，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该去整顿，即使失败也算尽了心意。这时孙中山极力支持蔡元培，认为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北大这个具有全国性的教育机关，以利传播革命思想。经过权衡，蔡元培认为可以一试，他当时说：“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
蔡元培之所以就任北大校长，其更深层的用意是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就任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他还以法国拿破仑入侵普鲁士时，大学教授费希特多次发表爱国主义的演说，号召国人进行大学教育改革，终于挽救了普鲁士并促进了德国的统一一事，来说明高等教育改革对国家民族的意义。蔡元培正是在对北洋军阀政府失望的情况下，知难而进，抱定整顿和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就任北大校长的。后来他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来表示当时的决心。这一念之间的决定，对北大，对中国高等教育，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意义之大不是一两句话能够简单说明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开始到校办公。蔡元培的一言一行，让北大人觉得耳目一新。蔡元培就任这一天，北京大学的校役们照例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以示尊敬和欢迎，北大校长当时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特任官（相当于部长级），官高位尊，以往对校役是从不理睬的，不想蔡元培在校役们行礼过后，当即摘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他们鞠躬还礼。这个行动使欢迎的师生和校役感到惊讶和新鲜。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都脱帽鞠躬。
1月9日，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三项要求，即“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明确指出，大学是研究学问、求学的机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求学生不仅要树立正大的宗旨，而且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