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赞钱穆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陈寅恪则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声名卓著的胡适借到苏州讲演之机欲见钱穆。他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湜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其时在中国学术界已是大名鼎鼎，他与钱穆素昧平生，因事过苏州，也约见钱穆。他在看过《先秦诸子系年》后，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你已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应去大学教历史”。顾颉刚还把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带回北平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后来也是因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请钱穆去任教。自从到燕京大学后，正值盛年的钱穆将其多年积累的学力迅速地迸发出来，加上这时北平城内人才荟萃，钱穆结交了诸多学术名流，除胡适、顾颉刚、蒙文通外，又认识了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陈寅恪、贺麟、张荫麟、张孟劬、张东荪、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容肇祖、向觉民等，尤与蒙、汤、熊、林等过从甚密，经常相聚，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当时熊十力正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同为欧阳大师弟子的蒙文通不同意熊的观点，每次见面必加反驳。汤用彤也曾去南京内学院听佛学，在北大教的是哲学史，也是佛学名家。此公号为权威，但在熊、蒙二人争论时，他常微笑旁观，就是不表示意见。于是钱穆常在激烈关头充当二人的和事佬。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时，蒙文通和熊十力照例又必争论，钱穆仍须作缓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4。最叫座的史学教授——钱穆（2）
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写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他在信中说：“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
钱穆任教北大，讲授通史课。他的讲授有据有识，不骋空论，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比如关于中西文化的对比，他把秦汉文化比作室内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把罗马文化譬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通史课的教室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3倍，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他自己也曾颇为自负地说过，“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既惊异于他的渊博，更惊异于他的记忆力之强。他因与胡适都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所以后来学生才会把这个没有任何大学文凭的土包子和曾出国留学的洋博士相提并论，称之为“北胡南钱”。
北大教风、学风都很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胡适像顾颉刚一样，对钱穆可谓有伯乐知遇之恩。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胡适。为了帮助钱穆治学，胡适甚至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使用。但牵涉到学术问题，一旦有分歧，钱穆也还是坚持己见，寸土不让。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很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中各自把自己的观点讲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学生之间也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激烈抨击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还有一次，钱胡二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却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钱穆思想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学术著作的高产时期。他的传世之作，多生成于这忧患的时代。他于1933年写成《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其著名史学著作《国史大纲》。40年代，钱穆还花大力气编写了《清儒学案》，全书计四五十万字，字字都是他亲手抄写。可惜在抗战胜利时，书稿装船返南途中，落入长江之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人们只能从事先发表的书序中得窥此书的概要了。从《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到《国史大纲》诸书，钱穆以自己不朽的著作无可争辩地跻身于国学大师的行列。
钱穆治学不盲从，一心本其为天下宏道的责任感和爱国热忱，发抒其困心衡虑所得，这种治学态度也是令人感佩的。他治经学，敢向康有为挑战；治先秦诸子，敢与章太炎、梁启超论短长；讲近300年学术史，根本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另起炉灶；研究历史，在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思潮盛行之时，他打起信古的旗号，重整了中国历史连绵不断的生命脉络。钱穆对待自己的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见解。据说《先秦诸子系年》写成时，先送清华大学出版，但清华有人指责其体裁不当，建议改撰，钱穆二话不说，转送商务印书馆。《国史大纲》写完后，国民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钱穆坚决不从，经多次争执，终于依原稿出版。
多少了解点儿中国近现代科教史况的人都会惊羡于钱姓人家人才辈出。现代中国物理学界最出名的“三钱”（三强、学森、伟长）都是需仰视才能窥其一鳞半爪的人中之龙，这姑且先不去说，就说跟钱穆同时代的钱姓同事。这个人叫钱基博，钱基博比钱穆扬名来得还要早，1927年，钱穆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国学概论》，还要拉大旗做虎皮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其时还只是十七八岁的毛孩子，正像小王勃之与宴滕王阁，受命也不谦逊，即刻挥笔，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便签上大名。那时钱穆也还年轻，大概小钱基博10多岁，而比起钟书，又长了10多岁。二钱家的关系一时又不好查对宗谱，所以就按年龄来称呼。钱穆见了钱基博尊称叔父，钱基博稀里糊涂地又命儿子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这也许又算得上读书人算糊涂账的一段笑话吧。而钱伟长则真真切切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子了。“钱伟长”的大名即钱穆所命。后来钱伟长考入清华，由历史系转物理系，费尽周折，最后还是托叔父做清华理学院长叶企孙先生工作才如愿以偿。
钱穆解放后去了香港，在那里创办新亚书院，后应蒋介石之邀定居台北，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去逝。这位被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或“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故去，也可以说是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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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书香世家之三沈二马（1）
在中国近现代高教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各高校教授关系颇为复杂。比如师傅徒弟共同任教的，有北大的陈介石与马叙伦；也有父子先后在一校任教的，像清华的梁启超与梁思成；师兄弟相互提携，一起任教的也很多，如五四前后的章太炎门下弟子，在北大就有那么好几位。至于兄弟同执教鞭于一校的就更多了，前面说过的周树人兄弟，读者诸君已是知道的了，其实还有很著名的“三沈二马”也是北大教授中有名的兄弟同校执教。
“三沈”即有名的沈家三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二马”即有名的马家二兄弟，马裕藻（幼渔）和马衡（叔平）（有人曾严格计算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北大教师，此时马衡尚未进北大，便拿马夷初来充数）。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在北京知识分子中间本来就有些名气，加上又都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北大任教，且都是浙江人，因而更有影响。
沈家兄弟中沈尹默进北大最早，所以资格老，实力大，但也并不守旧，而且很有改革思想。陈独秀进北大任文科学长，少不了他的举荐之功。他办事沉着，多思虑，又很讲究方法，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都很起带头作用。1917年北大实行改革，也有他一份功劳。北大的朋友们送他一个绰号叫“鬼谷子”，他也欣然接受了，并不以为这名号有阴谋家的嫌疑。沈尹默是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最初进校时想教小说，后来却讲起了历史。他国文基础好，诗文俱佳，古诗新诗都在行，被誉为国内五四运动前作新体诗之第一人（国外第一为胡适）。因旧诗作得好，他被列为南社社员，但他却极力否认，谓此乃柳亚子强拉，本人未曾同意。沈尹默能书，一度因求书者太多，无暇应付，蛰居上海钱须弥家借以躲避。他在书法理论上亦有造诣，曾有一妙喻：“书法虽无色，而有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但最初时，他的书法还曾得过陈独秀的无情嘲笑。有人演绎说因此沈、陈有了矛盾，后来沈阴谋搞派系斗争，从北大挤兑走了陈独秀。这是没有根据的。据沈尹默《书法漫谈》一书所记，他“25岁左右回到杭州，遇见了一个姓陈的朋友，他第一面和我交谈，开口便这样说：‘我昨天在刘三那里，看见了你一首诗，诗很好，但是字其俗在骨。’我初听了，实在有些刺耳，继而细想一想，他的话很有理由，我是受过了黄自元的毒，再沾染上一点仇老的习气。那时，自己既不善于悬腕，又喜欢用长锋羊毫，更显得拖拖沓沓地不受看。陈姓朋友所说的是药石之言，我非常感激他。就在那个时候，立志要改正以往的种种错误，先从执笔改起，每天清早起来，就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肘腕并起地执着笔，用方尺大的毛边纸，临写汉碑，每纸写一个大字，用淡墨写，一张一张地丢在地上，写完100张，下面的纸已经干透了，再拿起来临写4个字，以后再随便在这写过的纸上练习行草，如是不间断者两年多。”
第二“沈”是沈兼士，他是沈尹默的老弟，曾留学日本学物理学，但兴趣却在国学的“小学”，也在东京听过章太炎讲学，算是章门弟子。
本来沈尹默和沈兼士是同时去日本自费留学的，后因家境不好，沈尹默先回。国内盛传尹默也是太炎弟子，沈尹默也硬着头皮，挂着太炎门生的招牌进了北大。沈兼士比沈尹默稍晚进的北大，后来结识史学家陈垣，二人相互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后来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后，沈兼士于是离开北大去辅仁任文学院长去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5。书香世家之三沈二马（2）
沈兼士的学术贡献主要在语言文字领域。他曾经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汉字省体委员会的委员、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建立汉语字族学方面，他著有《广韵声系》一书，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字为标音符号，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广韵声系》是其从汉字读音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代表作，而《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65岁论文集》，1933年）一文则是其从汉字形体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重要著作。他认为右文说的作用在训诂学上可比较字义，把握语言的变化，而不致拘于汉字的形体，还可探寻语根。他研究右文说，把汉字作为音符，以此将形、音、义联系起来研究并探讨其间的关系，突破了《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可启发后人注意对汉语语根之源的探讨，为汉语语源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了进一步研究音符，他还著有《声训论》，认为义类相通、声类相同是声训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声训义类，可证明古音的分部，也可确立汉语的字族。《广韵异读字研究序》一文则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字数音现象和古代有无四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汉语自古就有声调，声调变动是汉语单音节词最容易发生的必然现象，古代字音的声调本来就是流动不居的。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