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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大中华末了的代表”——辜鸿铭（3）
正当辜这通妙论谈完之时，他的小女儿进来了。辜给客人介绍说，她是皇帝退位那天出生的，“我想她是新时代起源的使者”，又说，“她是这老大帝国覆亡的末了的一朵花。”“你看我留着发辫”，辜又说，把小辫子拿在手中，“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末了一个代表。”
毛姆临走时，辜鸿铭送给他两首诗。毛姆请辜给他一个译文，辜说：“翻译是对诗原意的伤残。”后来毛姆请人译出来一看，原是两首赠妓女的诗。
另一件事是1918年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即安福国会选举时，许多人拉选票，也有许多人卖选票。有一个政客来拉辜氏，人家一张选票卖200块，辜张口就要500块，经过还价，最后400块成交。选举前一天，人家把钱和选票送来，千叮咛万嘱咐辜必须到场。结果来人前脚刚走，辜后脚就出门，一车坐到天津，用这400块与津门名妓“一枝花”玩了两天。钱花完了，他回到北京，人家找上门来，大骂辜不讲信义，辜二话没说，举起手杖，指着政客一顿臭骂：“你瞎了眼睛，竟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辜氏行事，大抵如此，并不怎么考虑黑道白道的。
辜鸿铭不仅行事怪，说话也怪。他说话有两绝：一是骂人，敢骂、善骂，骂得你口服心服；二是诡辩，话语幽默，能把歪理讲正了。辜鸿铭之所以有名，与他敢于骂人有关，尤其是骂名人。他性格孤僻又愤世嫉俗，无论东西洋人，或是当朝权贵，他看不顺眼，便发议论，如讥讽曾国藩之“陋”，李鸿章之固守陈规；当面批评张之洞只知利害，不知是非，“为学不化”；挖苦盛宣怀“贵货贱德，善于聚敛”。尤其是对袁世凯，辜鸿铭特别看不起。一次在中外宴会上，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指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意思是他没有学问办事也比张强。当袁氏幕僚将此话得意地转述给辜听时，辜鸿铭当即反击说：“当然，这要看办的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之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事是用不着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在另外的场合，他又公开说：“人家说袁世凯是豪杰，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辜对袁是如此憎恶，以至于1916年袁世凯称帝不成，气绝身亡，北洋政府下令全国举哀、停止娱乐活动三天时，辜鸿铭存心作对，偏要请来戏班，在家中大办堂会，邀请中外好友数十人同乐，锣鼓喧天大闹了三天三夜，也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
辜鸿铭骂人不分对象，不避场合，谁都敢骂，有时还真有点替老百姓出怨气的意味。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大典，铺张扬厉，大宴群僚，并唱新编《爱国歌》。辜心里不快，在饭桌上对学监梁鼎芬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没听有人唱《爱民歌》的。”梁说：“你为什么不试编一首？”辜氏沉吟一会说：“我已得4句好词，不知大家想不想听？”众人说：“愿听。”辜于是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还有一次在北京一个有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出席的宴会上，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氏道：“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辜不仅讲话骂人，写文章也骂。在一篇英文文章里他讽刺说：“什么是天堂？天堂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而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宣称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辜鸿铭这些话骂得真是淋漓痛快。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老大中华末了的代表”——辜鸿铭（4）
骂人之外，最能体现他智慧的是其机智和幽默的诡辩。他的诡辩诙谐、戏谑，经常让人难以反驳。如他反对新文学、白话文，尤其反对将中国古文视为“死文学”。他说：“最通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世界上，面包和果酱要比烤鸡消耗得多。但是，我们决不能只因为后者比较稀少，而说它没有前者那么美味可口而富于营养价值，且认为我们都该只吃面包和果酱！”又如对于辫子，人家问他，满清专制早已推翻，怎么还留着辫子呢？他则振振有辞：“这是我个人独有的审美观念，和政治思想无关。”他还说：“中国的存亡，主要在于道德，而不在于辫子。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去了辫子，如果国家果能强盛，则去之也未尝不可。否则我决定不剪辫。此系我个人自由，不劳动问！”这一套理由真是堂而皇之的了。最有趣的是他关于纳妾的一系列理论。五四前后，提倡新道德，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纳妾。而辜氏认为这是大大的荒谬，是“中国人不识货，把古董卖给了外国人”。他说，男人纳妾是很必要的，理由是：“‘妾’就是‘立女’嘛！其妙用就在于男子疲倦之时，有女立其旁，可作扶手拐杖之用也。故男子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扶手之立女！”妾是男人累了的扶手，男人怎么能缺呢？有外国人说一夫多妻，太不人道。辜鸿铭反驳道：“这有什么稀奇？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配上几只茶杯，不是中西同理，很自然的事吗？而且中国人纳妾是光明正大的，不像你们西方人偷着养情人。”说来倒是西方人更加不是了。又一次，有外国女士反驳辜氏理论，既然男的可以纳妾，女的也可以多夫，这样才平等。辜氏听了，大摇其头，期期以为不可：“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他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洋车，还是汽车？”妇人答道：“汽车。”辜说：“那可不！汽车有4个轮胎，请问府上可备有4副打气筒？”如此谬论，举座大笑。辜氏这一套茶壶、轮胎、打气筒的理论虽然不合正道，但他能如此脱口成章，妙语解颐，却也无人能及。后来陆小曼与徐志摩热恋时，她对徐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老的比喻来作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或打气筒，你是我的牙刷。茶壶、打气筒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啊！”此语或可拿来一驳辜鸿铭的谬理歪说。
以上所述辜老先生的种种古怪之处，自然不能做大师标准的，大师首先是要有大学问、大学术的。辜之所以堪称大师，首先从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数种语言来说，在国内就属凤毛麟角，尤其是他的英文，极其漂亮，写成文章，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道，连英国人都点头称叹。他一生著述很多也很有份量：中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张文襄公幕府纪闻》，英文著作有《春秋大义》（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又译为《中国人的精神》）、《尊王篇》（PaperFromAViceroy’sYamen）、《清流传》（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又译为《中国的牛津运动》），还有《中国问题他日录》、《日俄战争之道德缘由》、《辜鸿铭文集》（日本讲演集）、英译本《论语》、《中庸》及英汉合璧本《痴汉骑马歌》等，内容涉及到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及中国古典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春秋大义》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分析，批驳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明的攻击，提出中国文化是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清流传》介绍了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从清流到洋务的历史转变和实绩，已成为公认的研究中国近代的重要参考书。他第一次用英文和德文翻译《论语》、《中庸》，使西方人对儒学有了新的认识，在欧美掀起了研究汉学的热潮，这也使辜成为世界知名的文化学人，以至泰戈尔、托尔斯泰、毛姆等纷纷与他通信结交、切磋观点，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得斯专著长文介绍，使他在欧洲的名声比故宫三大殿还要响。辜鸿铭还曾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实事求是地讲，他扮演了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大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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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政治所误的经学大师——刘师培（1）
除了怪胎辜鸿铭，周作人还曾说：“北大教授中畸人，第二个大概要推刘申叔了吧。”他口中的刘申叔，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师培。刘师培，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生于1884年，病死于1919年。刘师培虽然英年早逝，可是早已名满天下，是全国公认的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师。
刘师培的学问有家学渊源，其曾祖父刘文淇，以治《春秋左氏传》而闻名于清代道、咸、同、光四朝。他自幼天资聪颖，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8岁开始学《周易》，12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诗，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19岁中举。如果他循此道路走下去，也许会前程似锦，但他最早却是以少年革命家而闻名的。20岁那年，刘师培赴京会试不中，回家经过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投身反清运动，遂取光复汉族之意，改名刘光汉。
1905年，刘师培的兴趣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年2月，他与邓实等在上海创办了《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宗旨，通过作文字，“谈学术而兼涉革命”，通过国粹宣传达到反清宣传的目的。这一时期，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系列重要文章，如《国学发微》、《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近儒学术系统论》、《古学起源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中国哲学起源考》、《孔学真论》、《王学释疑》等，奠定了他的国学大师的地位。这时的刘师培才20岁出头，就已经与另一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齐名，人称国学界“二叔”（章号枚叔，刘号申叔），并被称为“中国经学第一人”。
1906年春，刘师培到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同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等地的乡土历史教科书等。
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了《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
此后，他先与蔡元培合办《俄事警闻》，后任《警钟日报》主笔，参加光复会，出版《中国民族志》、《攘书》，发表《黄帝纪年论》、《论激烈的好处》，主张激烈破坏，攘除清廷，光复汉族，自称“激烈派第一人”，表现了年轻人敢作敢为的豪气，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刘师培毕竟不是一个能够安分守己的人，他似乎并不想只做一个革命学人。1907年2月在日本结识了幸德秋水等人后，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1907年6月，刘师培在东京与夫人何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这是在东方第一个系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刊物，刘师培也因此成为中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同时，他还发起组织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民谣民谚，反映农民疾苦，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面包与自由》、《总同盟罢工》等著作，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他自己还写了《社会革命大风潮》、《政府者万恶之源也》、《毁家论》、《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等长短论著，极力鼓吹无政府主义，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1907年，也许对革命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