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值得讨论的新闻或争议的命题，而是一个历史存在的事实。
今天，世界在中国的面前，已经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一个人类全体的共同价值与追求已经将中世纪和封建时代漫长的割据与不交流彻底结束了，所有的闭关保守以及夜郎自大在这个21世纪面前都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甚至是一种无知的丑陋。
中国的今天，正在走向一条主动追求的道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也是一条必由之路。在我们反省曾经的历史，同时展看世界各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更替，我们可以得出十分清晰也十分清楚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加速认同人类的理想并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一分子。这个理想是真、善、美的，也是集积极追求和勇敢与创造力于一体的，而且还是一个乐观的、向上和光明的。当中国迈向了这样的一条道路时，其未来将是可以预见到的，而且，这样的未来是可以由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可以想像的，这一点，与1000年前宋朝仅仅是一些文人墨客的想像完全不同。
诗词的兴叹（1）
因此，在整个积贫积弱的宋朝时代，关于国家的理想与人文的想像，就只能停留在个别文人墨客的诗词之中了，宋词在中华文化狭隘意义上的发展，便是这样一种缺乏理想准入条件后的一个自然结果。
词是由隋朝而起的一种乐曲配词歌乐的艺术，所以作词也叫做填词。因为曲调高低与长短不一，因而词的句子也是长短不齐，故而又称词为长短句。唐朝时词已开始在坊间与文人中兴起，五代至宋时，词这一文学艺术形式已发展完备，进入到昌盛时期，几百年间，出了许多的词人。我后来想了一想，唐诗也好，宋词也好，其兴起固然是好的，然而细细一品，会发现一个以数百年育化出某一种单一的艺术形态，居然吸引众多的文人集体趋之，这种大规模的单一文艺表现形式繁荣的背后，是不是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些东西？这就好比中国菜式一样，近十数年间，也都是全国风行一道菜，先是粤人的烧鹅档，举国遍尝之，后继是煲仔饭，直到被许多咖啡厅正式进入；再就是潮人的燕翅鲍，从东北到南方，从京城到地方，皆视之为官场宴席之必备；再继是小龙虾，全国海吃，从成都到上海，从北京到广州，直到食客盈门；后来又换了，成了东北菜的猪肉炖粉条，东北军换上了花花绿绿的服务员，大江南北地上酸菜；再之后就是巴蜀的水煮鱼了，今天北京的沸腾鱼乡已是这一方面的金字招牌。凡此种种，与唐时诗、宋代词、元之曲等，似乎有极大的相似，原来，中国的文化一如中国人的口味一样，不同时期都有那么集体的一好。
我与朋友谈起这一点，对方很惊异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来看中国文化艺术史，倒是一个新角度了。中国文化史历来都很严肃庄重，都是一副正统经学的模样，所以，当韩寒这样的大少年作家诞生时，正统文化界都保持了一种自觉一致的沉默，直到社会认可以，才出现表一表态，而郭德纲所说的相声，其际遇也是如此。看来，中国的文化一直以来都带有那么一点朝廷赐命的味道，如果朝廷不表态，这个文化也就不能有态度。而即便有自己的小看法，也只能是私底下寻求一种看似安全的方法来表达，这了寻找到这种所谓安全的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人们可谓是煞费了苦心，所以，一当有诗这一体裁兴起，而皇上也乐得助兴击掌，便一时间让文人们趋之所鹜，到了宋时，词曲之工，本是达官显贵们闲情逸趣的玩赏之乐，看词工伶人的演艺唱技，兴致高的时候，还可以抱得美人而归，所以，填词作长短句便成为了文人们的热衷，也是一种附势之作（宋朝对于文人为官是大为提倡的，所以也让文化界人士多少有了出仕为相的现实前程）。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以一个数百年的朝代而仅仅盛行一种文学体裁并且招引众多文人而趋之也就不奇怪了。记得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化的主流现象就是大字报和揭发信这类形式，再不就是集体高呼口号。后来的改革开放也带来文化教育的兴起，有很长一段时间，全中国都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文化功利口号，后来再继之，就是大学的文凭热，拿个文凭比什么都重要，就等于拿到了自己一辈子的饭碗，这之后就是疯狂英语，无数人跟着李阳走，到了现在，这种教育升级到了EMBA，学生们也换成了CEO们。这种潮流式的学风与文风，与过去并无二致，比起宋代词人们的功夫来，则是不知道倒退了几许了。
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文化时，宋词兴起的原由也就好理解了。在文化的社会性上，中国文化是趋炎附势的，似乎很难有过历史上的真正独立（先秦文化可列在其外），而文化的本原性又使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能从哪怕一首诗歌甚至是一个短句中找到她自身美丽的痕迹。事实上，中国的灿烂文化，其大抵的状况便是如此，若是放在世界文化的高山大谷之中，中华文化便很可能就是那近切摇曳的一枝，也可能会是浩大绿原中的一掬青湖，而高山仰止并奇瑰多姿的，则大多来自其他的国家和民族，自近代世界以来，这样的景观就更加如斯了。
诗词的兴叹（2）
从历史的裂变所导致的国家积贫积弱，也直接影响了中华文化的积弱与积贫，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史界的态度一直都是持相反的观点。然而事实已经表明，无论以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待，中国文化的长期积弱已经直接影响到今天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文化复兴大国的阻碍。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反思，那么未来很有可能将不会被我们所把握。
我在这个平安之夜，一个人写着这些文字。有短信时不时来到。有一则短信说：夜黑了，平安夜大家开始活动了。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世界，早已不仅仅只是中国的世界了，人类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一场巨大的融合，这场融合的结果，只会是让人类了解自己更多，从而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而在宋代的词境中，这种寻找还仅仅停留于个人的感怀。尽管如此，其所述所载的丰富情感，由着“言之为文乃天地之心”的缘故，而使之在短短的词句之间而拥有着至深的情怀，这一点，也正是中国文学真正的魅力所在。
近代有唐圭璋者，编《全宋词》，收录词人1330余位，词作品19900余首，堪称汪洋了。宋朝的词人如此之多，一如今天中国的饭店餐馆酒楼之多一样，而达到精绝高妙的，却又是少之又少，而将人品、词品能集结于一身，放在历史上来审视，令我们钦佩的，便是凤毛麟角了。故而王国维在20世纪初首次发表他的《人间词话》时，就开宗明义地表达：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这是出自于近代国学大师对于词工的点评。而“境界”二字，应不独是词工上的高低，我想，这种境界的达成，与文学和人之学应有同工之妙，更是一种相得而益彰的自然华彩。这就犹如美人之出浴，无意间已是惊艳无比，也如同英雄之叹，无声之际已令人扼腕。意境之境也，乃是天人合一的征兆吧，抑或就是我们所言的心言显露。
记得少年时候，学自由诗之前，也读古诗，还曾学诗，后来也试着填词，对于意境二字，也是模梭两可的理解，当时想的就是，如何捣鼓出一条名句来，让同学和老师夸奖一把。诸君看看，这种文化的虚荣心，十二三岁便有了，若不是早一些自省到，则不知要愚蠢到几时呢！后来回观中国的诗词，再结合眼前的文化人来看，发现很多都有和我一样想法的人，吟诗填词，都很刻意地追求那一种神来之笔和惊世之句，摇头晃脑之间，念叨的是杜老先生吟成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境界，讲求的是孟和尚“推敲”的功夫。那个时候，便觉得这个文化里头存着一些很大而又弄不清楚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很简单：文化是不应当让一个孩子觉得头脑晕眩的，然而我所感受的中国文化，怎么就会觉得头晕目眩呢？我一直都以为这是我自己的过敏反应，更可能是我很笨，然而到现在，我仍然有这种晕眩的感受。事实如此。后来我观察我的儿子亚马，我发现他似乎也有同样的症状。
像王国维这样的先生，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之代表，而他所鼓吹的，也是专注于这种中华学说中的几个字，究其穷尽，从而造就出绝深的地位。而另外也有一批专注于《红楼梦》的学者们，到现在我也没有真正见到过他们几面，这些人自称为红学一派，当这个世界年轻的人们稍有狂语，就会被他们出来纠正，好像红楼那一梦就是他们的专利一样。等等这些，都是让人晕眩和不解的。
文化的妙处，亦如王国维所称的意境一样，是一种生命与自然相通的活态，即是鲜活的，不停止的。学诗读词也应有这样的态度，即是鲜活的、自己生动的。你觉得好便好，那便是好诗好词了。所以，我按照这样的标准来作文章，来写《华文漫史》，写到哪儿算到哪儿，便是自己觉得好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真境界吧。在这样的境界之中，宋朝倒也真是出了好些个真词人，活得也真我。
今夜平安，转眼又是新年，看看世界，扪心而自省，有许多的心情，难以尽释。在此也录词作一首，词牌名曰《青玉案》，作者辛弃疾。权作为穿越时空的知己感言，也计为中国诗词文化的一番兴叹，亦作2007年圣诞新岁之祝：
诗词的兴叹（3）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镂，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词录完。平安夜12时19分。再见了，2006年，我将和人类一起共同去到新的未来。
国家智力与朱熙理学（1）
今天是2007年1月1日，已经是这个世界共同的新年了。圣诞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气氛，似乎要比这个元旦更热烈。看来，世界的主题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魅力了！
就在昨天，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第一件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30日被问吊，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一位总统被处以绞刑令许多人开始对世界有了重新的思考。从个体到民族，从国家到世界，新的尺度正在改变所有的传统的价值观。这场冲突的发生，表面上是国家、民族、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党派之间的斗争，而更为深远的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人类价值背景则通过这一事件而浮出在这个世纪之中。全球化已不仅仅涉及到经济和我们的生活，它也开始在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我们唯一不清楚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意识形态才是真正属于人类全部的共同利益价值观？
第二件事是关于写给我儿子亚马的那封书信集《类物质》，我在昨天再看到它时，邓抒已经将它们校对完毕，我才发现第十二封信只是刚刚写了一个开头，写这封信时是2004年的6月，开头是在西斯廷咖啡馆写下的，后来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搁置了，估计是因为忙。于是我在2006年的最后这一天里将这封信补写了。这是迄今为止为时最长的一封信。我在这封信里提到了兔子与乌龟赛跑的故事，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这两种动物之所以有着如此巨大的行为差异，并非仅仅是形态的不同，而根本在于它们不同的思维速度：兔子一刻钟可以思考的事情，乌龟则需要花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有些类似于电脑的软驱，运行的速度快慢决定了电脑的等级。反过来，这个小故事启发我们想到，一个国家如果思维过慢甚至思维停滞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智力则不会高到哪里，而这个国家的行动亦将相当缓慢。事实上，中国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这种极其缓慢和缺乏变化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种猜测。
我之所以提出“国家智力”这一概念，是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一话题，也没有什么称得上科学的专门研究。有那么一些相似的概念，与“国家智力”有着一些关系，这些相似概念一般说来是国家传统、文化以及历史，如果再精确一些，就可能是这个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人数以及历年以来的发明和创造成果等等，然而，我却认为这些并不足以直接充当“国家智力”这一命题的有效论据。
什么是国家智力？我想这一定义与个人智商会有着相类似的地方。综合来看，国家智力的系统中应包括国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