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事物自己去变化吧，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到了这个时候，一切自然而来。夫子不是求天下大同么？这便是大同啊。
孔子当下就怔在那里了。于是作揖，于是感激零涕。那些弟子们，则纷纷垂手而立。
以上便是孔子会见老子之间的谈话复原。据说，孔子出得门来，对弟子们就发出一声感叹：老子这个人，是天人乎！
他们的谈话之中，即有孔子的追求与疑惑，更有老子思想的流露，同时，还涉及了中国古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周易》之经，这部书，就源自于古中国的先贤之帝，最先称为《归藏》，其后为《连山》，再后来就叫做《周易》了。《归藏》和《连山》已经失传，在中国所有的文化经典之中，《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它的核心，据说是中国最早的祖宗伏羲对宇宙世界构成规则的描摩。直到今天，道教中的许多高人，都还有这种描摩自然规则并占星算卜的高强能力。
我想，孔子后来在晚年致力于为六经作注，甚至有传《周易》的《系辞》就是孔子所作，很可能都是由这场与老子谈话之后所受到的启发。老年的孔子有了一系列的大转变，他的弟子在《论语》中记载过孔子这样说过的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窍比于我老彭。这里的老彭是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老子，而彭子则是另外一个相传得道而活了五百岁的大寿星，后来被人称为彭祖。孔子在这个时候，已经是趋向于依循老子的“道”了。
这里，我们并没有讨论什么是儒的话题，然而却看到了道与儒之间的微妙差异。如果说道是古中国人类探求客观世界和宇宙规则的一支宏大思想，那么儒则承担了安邦治家的一种责任（至少儒的思想里含有这样的一种趋向）。其实儒在孔子之先很早就有了，那些归附于王室和大夫家中并充当教习同时还兼一些主人的参谋工作者，统统都叫儒，俗称门客，在后来的中国，称作师爷。儒本是一种官宦人家的寄生者，没有什么地位，直到孔子的出现，才将这个儒提升到了更高的位置，因为孔子并不安于做一个官宦人家的寄生师爷，他要参与到治国安邦扶携手君王的更高层次，所以，大儒并在他的身上演绎了出来。又由于儒的天生寄生性，所以即便是孔子周游列国，却始终无法改变得了要去谋求一官半职的心态，也正因为这种儒与政权官宦的近亲特性，因而在后来的几千年间，儒得到了历史上几乎所有继任帝君的专宠，并尊为第一大学派，直至今天，儒家思想仍然在这个民族的文化根性上很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行为。
我们先不谈中国的孔子和儒家思想了。因为我想起来另外的一个人，这个人比孔子小167岁，活了62年，一生中大半时间里住在古希腊的雅典，他在雅典由柏拉图开设的学园里呆了将近二十年直至柏拉图死去，四十一岁那年，他开始为征服雅典的腓尼基国王菲力浦做家庭教师，他教的那个学生叫亚力山大，后来成为了欧洲最伟大的君王。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亚里斯多德，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地位。
我忽然想起亚里斯多德是因为他和孔子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时代相差了一个半世纪，然而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和孔子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方位中。首先，亚里斯多德是古欧洲第一个象教授一样为自己的学说著书立说的人（唯一的差别是孔子只述不作），他的讨论也是分门别类，涉及面极广，在这一点上，他又与孔子几乎相同。另外，亚里斯多德尽管是柏拉图的学生和弟子，但他对柏拉图关于理念的那一些观点是不感兴趣的，甚至他还拿出许多的理由和论据来反驳理念，在这一点上，孔子和老子似乎也是这样分道扬镳的。亚里斯多德更多的关注，是对伦理、常识、物理和政治，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很现实的思想者，所以，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以种种理论来加以批判。亚里斯多德的最大和最富有成效与影响力的，当属他的逻辑学，这是他在作了一整套的广泛思想涉猎之后，归结出的一种实用思想工具，这一工具后来被整理成为三段式逻辑推理，即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来组成人类认识事物的逻辑论证法。这一思想工具在欧洲曾被广泛使用，直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才丧失掉显赫的地位。事实上，当亚里斯多德第一个演绎并归纳出这一开创性的逻辑思维方式时，的确是堪称伟大，然而在将近二千年的时间中以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使用时，很显然则造就了思维和文化的僵死。这一点上，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在东方历史上所曾经起到的作用十分相同，后来，19世纪末的中国的思想启蒙和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其结果也是将孔子的思想扫进了垃圾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儒家思想：亚里斯多德式的东方教主（3）
亚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学观点中，提到：政治社会的存在是为了高贵的行为，而不是仅仅为了单纯的共同相处。这一论述，与孔子的政治抱负几乎相同。孔子的观点又是怎样表达的呢？孔子说：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个意思是指治国为政，有着高高在上的地位，所有的一切都应当服从并围绕它。这一结论，与亚里斯多德的“国家是最高集体和最优先的部分”完全一致。
这两个人的思想观点，在伦理和道德方面就更趋向同质性，同时也是双方涉及最广的一个话题。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的灵魂中有两种重要的德行，即理智和道德。理智源自于教学相习，而道德则得益于良好的行为习惯。他强调国家的治理者要通过塑造善良的习惯而使公民为善，保持行为正直。这一方面，亚里斯多德和孔子惊人相同！更为重要的是，亚里斯多德还提出了他有名的“中庸之道”的学说，在这个学说中，亚里斯多德认为每一种德行都是任何一种行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而每一个极端都是一种罪恶。比如勇敢是懦怯和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和猥琐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怯与无耻之间的中道等等。亚里斯多德似乎致力于要建立起人们思想、道德、情操以及行为上的种种规范，以达到他所指的善与美的“实质”。在这一点上，亚里斯多德的思考开始涉及了人类最初的物理学和天体学，从而超越了孔子，至少，在这一点上亚里斯多德更靠近最早萌芽的人类科学观（尽管他几乎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客观事物）。
相比较起来，孔子更象是一个就事而论事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喜欢恪守规矩并希望人们都能共同遵守这一规矩的品行教育者。在他的评论中，所涉的大多都是个人学习、修养、邻里和治国与邦交的话题，他在这些话题中始终都执着一个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主张。在孔子的思想系统中，有着一个颇为理想的境界，即是将个人修身与持家和国家治理都用一个道德体系来统一规范，这样一来，天下安定，方法又简单，省时也省力。我估计当时孔子对自己创造出的这样一个理想套路颇为兴奋，于是才有了周游列国而四处游说的冲动行为。
孔子一生中，所教的学生达到三千余众，其中也有不少做了大官的。这种阵仗，和今天中国兴起的EMBA工商学院颇有些相似的味道，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员和企业家凑成一个班，彼此唤同学，扮学友，拉成一个关系圈，呼之为人脉。唯一的不同就是，孔夫子的学生们，倒是大多都恭恭敬敬问思求学，而今天的EMBA们则更多打算做生意，结果将工商学院都开成了官商交际馆了。这样来比较，可以看得出教育与人心世故的褪化。
不过孔子还是最终实现了一回做官的梦想。名声既播，鲁国国君便请他做了一回朝廷上的副相。论语中有一段专写孔子为官见君的样子，与他在平日里侃侃而谈的风格完全迥异：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宿宿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说的什么意思呢？翻译出来看看，会很有趣的！话是这么说的：那孔子做了官，捧着国君赐予他的圭上朝非常恭敬，就象手上有一件重得捧不起来的宝物一样。上捧作揖，下执如以手授物。脸色凝重而显得战战兢兢，脚步很小就象沿着一条看不见的划线在走一样。献礼的时候，他会满脸盛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而私下以个人身份交往时，则是非常的轻松愉快。
大家看到了，而且自己现在就可以站起来自行描摹一番，把孔子曾经所做过的还原一把，也试试看自己行不行，做不做得到？这样的结果是怎样的呢？就是这样一段行为方式的描述，由于中国历代朝廷独尊儒术的缘故，于是便成为了中国所有文化人和官员们的规范动作了。在现下四处可见的清宫剧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类似的礼仪模式，那些满朝的文官武将们，见了皇帝，个个都叫主子。
儒家思想：亚里斯多德式的东方教主（4）
所以，关于儒家以及儒家的思想，站在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双重角度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儒学源于官宦权势所需的知识服务附从地位，由孔子及弟子逐步发展出相对独立的一整套社会与个人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天然缺乏人本独立精神）；
2、儒家思想的自身学术成果是仁、义、道、德，其社会成果则与漫长中世纪封建权柄结合出朝政天下的思想统治物（外衣是文化，本质是权势）；
3、由儒学独尊而引至的中国文化与教育，在数千年历史中成为独家官方指定战略合作，是中国文化霸权与文化独裁的典型范例
4、儒学思想成果除了传统说教，不含任何科学理论成份，更限制想象力与创造力
以上结论，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与传统的儒家大统思想和尊孔文化有一些不同。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孔子，总结儒家思想和传统，也可以让21世纪的中国人更加冷静和思维开阔一些。
然而，想象力的缺乏，始终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隐痛。这种想象力的不足，在孔子的教育里就几乎消失了，这一点，看看孔夫子教出来的学生颜回就可以知道一二。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什么意思呢？这段小小对话里，是鲁国国君问孔夫子，他的学生中谁最好学？于是孔夫子回答说颜回。这个好学的理由也很简单，就两个：一是不迁怒于他人，指的是克制，暗示孔子的儒家学术之本就是克己复礼，有超然自我的精神；二是不犯二次相同的错误，这里指的是一切按规矩办事，不做任何冒失的事。这样看来，所谓“好学”，在孔子眼里，实质上就是守规矩。今天全球的教育也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传授知识，二是激发想象力。然而也正是因为孔子的缘故，所以从很早开始，中国的学生就变成了规矩的产物，其所受的教育是“不能做什么而应做什么”的告诫模式，不是为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教育的现行范式中仍可以大大看到。而在西方教育中，除了传授知识，更多的就是激发学生想象力，告知孩子们“一切皆可能”。当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想象力在21世纪成为一种人类品质时，我们可以思考到：中国想象力的历史，很可能在2500年前就开始逐渐消亡了。
我在开始写这一章时，就陷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矛盾中。我知道这种矛盾源自于传统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压力。我所描写的孔子，应当是历史所承认的呢还是野史传说的？抑或仅仅是我个人想象和推测的？这中间与文化的道德和责任有怎样的关联？当我重新检阅孔子的生平以及他所倡导的思想，不能不说，他在当时开创了一个巨大的学术成就，至少，他的思想有人为之传播。然而，我们再向更广阔的世界探看一番，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止于一个人的思考和学说。事实上，我想还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发端史，同时，这个历史更属于人类全部。
关于孔子，我们说得很多了。需要强调的是，在一个刚刚发轫的中华之国，在一个曾经美好与贤明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一个充满纷争与潜在危机的时代正在到来之际，作为一个有着经国济世抱负的男人来说，孔子所做的治学之问和邦国思考工作是了不起的，同时也是需要勇气的。或许也正是因为孔子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儒家学派，其中拥有了极富诱惑力的治国与安民的基因，所以才有了后后的独尊儒术，并在历史上造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