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留给我们今天的人们，并非仅仅是他的军事天才，而是一颗勇敢报国的青年之心。他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话，将一个国家良才与俊杰的榜样高高树立在中国的历史上，而他仅仅24岁的青春，则以此为完全的目标，因而成为天下有志于国家的青年范式。
在公元前121年开始的河西战役期间，汉武帝为了嘉赏这位年轻的将军，特地从京城长安派使者为霍去病送来一坛美酒。霍去病并没有独自享用，而是将酒倒入泉水中，让全军将士饮用，后来，此泉就称为酒泉，今天，这个霍去病曾经将美酒倾泉的地方成为了中国的卫星发射之地。
公元前 117年，霍去病年青的生命消逝了。这样一位旷古的军事名将过早离去，令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的悲伤，直到今天，想起这样的一位青年，我们都不免神伤而惋惜。汉武帝的悲痛可谓无比，他特地命人在自己的茂陵旁边为霍去病修建了一座形状象祁连山的坟墓，今天，我们都可以在西安茂陵旁看到这位卓越军事将领的墓碑。霍去病墓的两侧，留下了汉时的许多石雕，这些石雕十分奇异，人工的雕刻只是些许少量，更多的都是依循着石头的天然形态，而最为著名的，便是墓前的“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霍去病的不朽功勋。
霍去病的军事奇谋和超人胆略，堪称天才，与亚历山大和恺撒几乎相当，唯一的遗憾就是他过早逝世。他墓前的那些石雕，以天然铸成，这样的构思，恐怕也是在当时颇费了心思的。要纪念一位这样年青而伟大的将军，怎样才能使之在未来的永久都那么栩栩如生？我不知道这个总规划设计师究竟是谁，然而我认为他最后所作的这种决定是正确的：就让那些天然去雕饰的石头来表现这位年青的将军吧。他是那样的直朴、纯粹，是日月之精魄，大地之光华，那就让他和山川同在吧。
于是有了霍去病墓前的石牛马。写完这一段，关于这位2000年前天才与英勇的将军，我想起了自己20岁的时候，一个守卫中国南疆的士兵，也有着一颗报国的热切之心，今天，许多年过去了，这颗心对于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同样的热切。我也想到今天中国的青年们，还有我的儿子亚马，这些渐渐长大的男孩们和青年们，他们会记得这样一个青年的将军吗？记得他曾经说过的话？在我的看法中，那些英雄的话，总是能够让后来的人们热血沸腾…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热血沸腾。这样铁马金戈，气吞万里如虎的时刻，这样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少年英雄辈出的画卷，还会在中国的未来再度来到吗？
关于汉朝文化与国家的思考（1）
我在这部《华文漫史》中，省略了不少令人看来会很重要的东西，譬如重大历史事件、朝代段落以及许多各领域的重要名人和成就。我认为对于历史这种给定的存在，关键在于对它当中某种启示的发现而非单纯的追溯，过于依赖或是停留于历史是不妥的。于是我想做的就是写一些出现在历史时间轴线上我认为可能会重要的东西（也许读者未必这样看），同时在这条时间轴上切入一些属于当代文化对话和漫谈式的个人解读（这种方式会有些象电影的蒙太奇即自由剪辑），总之，这是一种较为随意的写法，今天的世界令我们在从事许多工作时已经拥有十分宽裕的空间，而且发达的设备与全球网络让我们能够涉及得更加广泛。然而，我仍尽可能采用司马迁所创立下来的信史法则，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凡属文字涉及的，都以史藉为依据。为此我还购买了不少书籍，对于网络的依赖甚少（仅仅是将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委托同事放在网络上发表）。
今天晚上刚刚结束的“文化创意大讲堂”，也是我和大家的工作之一。这是以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的名义而共同举办的，我想可能也会是目前国内第一个以这种形式来宣传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一场实验吧。苏彤来短信告诉我他正在阿姆斯特丹拿着软实力杂志在和一帮欧洲创意产业人士吹呢。经委、新闻出版局和CBD的政府官员也参加了这次首场讲堂，叮当和太太，还有清源（下一场将归他主持），还有很多朋友。很久没有见到的韶颖也来到讲堂。她是一个典型的重庆女孩，一副少年老沉的样子，后来她提了一个很尖锐的意见给我，我把她的意见放大了：你应当更好地把大家的话题组织起来，让这个讲堂的内容有深度。她还私下里批评我飘来飘去，“这样怎么能够把事情做扎实”？她不知道为了这场书博会我已经扎在这座城市里好一阵子了。
但凡每次探讨关于文化的话题时，都会有一种声音出现，这种声音是质疑的，甚至是不相信的（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文化这么谈下去会有作用吗？这种声音来自企业也多，来自个人也多，甚至来自政府的一些官员。放而大之，我想这种声音很可能就会是代表今天中国对于文化的一个普遍态度了。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我是不能一个人来解答的，希望这部书能够作一些工作，解决一些质疑（我甚至不能了解究竟能解决到哪一种程度…这几乎可以判断为我也质疑撰写这部书的实效性了）。
之所以想在霍去病这位年轻将军之后再写些什么，是觉得这段起始于秦未的汉朝历史和文化实在太重要，而我们对于这段重要历史的了解则远远不够。在晚上的讲堂上，我还没有把司马辽太郎的故事说出来，也许暂时还不需要。我们需要一些刺激，需要一些比较，需要更大的一个视角，但是，这一切都需要一点一点地来，需要让这个国家一点一点地来理解，最后直到自己明白和领会。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一个历史沉重而巨大无比的民族，这个巨大性几乎难以由任何单个的人来完全认知，或者，某一代人也只会是成为这个历史的一部分而不能整体了解历史本身。尽管如此，这些仅仅都只是这个巨大的一个小小部分而已。在我们的国家与文化、历史与知识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巨大”包容着我们，包容我们所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巨大”的包容实在是太大，以致使我们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认识到的）。当先秦的诸子思想与古希腊哲学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发生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爆炸时，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是人类与自然宇宙所产生的第一次接触，这次接触是稚气的，然而也是全面的，系统的，这种全面与系统性并没有在当时显示出某种一定的结果（追求结果是我们人类惯常的单方面愿望而已），从另外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这种结果已经被自然历史所慷然给出：人类文化的客观依存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我们所有的文化，均发端于自然而然的宇宙之元，而我们的认知，仅仅只是这个自然宇宙万千生成体中的一种自我感悟而已，这种感悟的能力，在人类元初之际是最为强烈也是最靠近那个“巨大”客观自然的，当人类渐渐繁衍甚至是越来越强大直至成为地球上某一程度的主宰时，这种客观性反而将获得相反方向上的消减。这是自然宇宙的辩证，不是我们的辩证。这一现象和规律，的确在我们今天的文化观念和相关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这句话可以这样来说明：当我们越来越懂事或取得某些经验时，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人类自身所创设的环境时，我们对于自然宇宙的客观关注将逐渐转化为人类的主观关注，所谓的每个人的客观都可能成为他自己的主观便是这一结果。或许上帝就是这样来看人类的笑话的。现在，在中国所发生的许多笑话皆出于这样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离自然世界的规律越来越远，相反，他们越来越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
关于汉朝文化与国家的思考（2）
这样的一个大题目，或许仍然需要自然宇宙给与我们以时间来解决。
刘勰曾这么来解释文化的：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说的就是自然而然的文化客观生成的道理。人类所有的文化，皆生成在这个道理之中。而时间，则又在自然与人类之间架设起一座看不见的隐蔽桥梁，以供人类的文化通过。汉朝兴起的时候，这个时间的刻度恰恰触发了作为中国东方民族的文化发生机制，这个机制是被自然宇宙所客观触发的，继而开始形诸于一个超级民族的文化胚胎。可以说，这个胚胎的精魄来自于自然赐予，这种赐予是慷慨而无尽的，而它着床的卵子则是这个民族自身。这是一个精妙无比的中华文化生成的宇宙奇观，透过历史，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文化元始生成的情况。所以，汉朝就是这样充当了中华文化着床的这只受精卵子，而这个国家以及它她延续至今的历史，则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时空子宫。今天，我们无一例外都从这个子宫中诞生出来。
汉代是中华文化开始孕育的那只受精卵，我想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探讨。同样，在更为旷远的宇宙中，或许就是时间这种奇特的存在，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宇宙的母体，一切均在时间中产生，而我们，则可能更钟情于对物质与存在的研究。或许我们的方向出现了谬误或是误差？刘勰说“傍及万物，动植皆文”，我们将“文”体悟、描摩、创造出来了，而后来的学习却仅仅是记住了这种由人类自身总结出来的“文”，对于那些产生“文”的本元却不再认知了。于是，我们很有可能越走而越远。老子在他的《道德经》第二十八章曾有过这样玄而又玄的说明：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他在说什么呢？我想，老子在2500年前时就告诫了人类对于自然宇宙不可或离的客观本质性，也是人类文化与一切成就的自然本元性。在北京的时候，胡石英先生对我说到他的世界观，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在他看来，这便是人文的最高境界。何也？源于本而归于本，自然而然也。
这种自然而然，一如我所写到的霍去病墓前的石牛石马一样，也是充满着这种自然而然的精神与境界的。所以，可以作出这样的一个历史判定，汉朝的诞生，成为了中华文化自然之元与人文文化的分水岭，而至此之后，汉朝开辟了中华人文文化的通衢，而至于这条通衢究竟在2000年之后变得如何宽敞或是狭隘，这已与自然世界的因素无关，而直接与我们的祖宗有关，甚至，这个祖宗可以直接追溯到董仲舒这个个体的经儒学者。
当一个巨大的国家需要通过文化复兴而使之更加强大并持续保持她的充沛精神时，这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而这个关键点，就在于对文化的透彻认识。由于文化的客观性存在，因此，会有相当一批对于传统文化和知识所受教育少的人，反而没有了文化的狭隘束缚，以一种自然而客观的态度获得对于事物的看法，这种状况下，唯一的条件就是：他有探索世界的兴趣。中国现代化以来的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和各个领域的实践者，都验证了这个结果。而在2000年前，一位年青并初出茅庐的将军，也证明了这一结论。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
当刚刚准备结束这一章节时，这天的报纸刊出了弥尔顿。弗里德曼11月16日在旧金山逝世的消息。弗里德曼被美国称为经济学泰斗，同时也是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然而，这个学界泰斗在60岁之前一直都为美国的经济学界所诟病，他的思想更被排斥。原因也很简单：弗里德曼与鼓吹政府干预经济并称雄达半个世纪的凯恩斯理论完全相反，作为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同时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弗里德曼更相信国家与社会的进步之源不是政府而是自由市场和个人的创造力。在他看来，政府的干预往往会加剧经济的波动。
这种自然而然的人本思想成就了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理论，尽管他的声音在很长时间内亳无应答。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素，他指出：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而对于另外一个关乎中国经济未来的命题则是：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见弗里德曼的独到眼光。在《华尔街日报》在2004年问到他未来75年中哪一个经济体将成为全球最大时，这个92岁的美国老头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
关于汉朝文化与国家的思考（3）
对于这样一位思想者与学者的一生，撒切尔夫人这样评价：在所有人不屑一顾时，是弥尔顿。弗里德曼唤醒了自由经济。而布什总统则对这个长者作出这样的评价：美国失去了一名最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