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汉武帝的诗才还是极其有限的。谴词造句颇有生硬，意境勉强应付，审美难得上佳。倒是“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两句，有些陡然，让人一下看到了汉武帝作为一个男人的内心世界，尽管群臣在侧，美人在怀，江山在握，这个人也是于心有些寂寥落寞，想起自己的老来，也长叹一口气。此情此景，与秦始皇帝求仙山蓬莱的长生不老之术，又有什么两样呢？
司马长卿（司马相如）就是一个汉代的大才子，传说与他的相好卓文君私奔出来在长安沽酒为生，后来才情被人发现并获得了提携（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颇为令人遐想的美好自由爱情故事）。在当时，汉代所出现的达官显贵对于文化的偏好与在文人与辞赋艺术家的支持，与十六世纪梅奇美家族和崇尚人文主义的教皇对于哲学家和艺术家们的资助十分相似，正因为如此，一场文艺复兴才得以形成。司马长卿写过不少辞赋，这就跟十六世纪的许多追求自由创作的艺术家们譬如米开郎基罗这样的艺术大师（他在1535年为梵蒂冈西斯廷大教堂创作壁画时，首次将《圣经》中的人物以裸体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禁区突破），更多的时候，这些艺术家们大多都是为贵族和权柄者或者教皇来作画或是塑像的，所以，也就免不了带上歌功颂德的意味。然而，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发掘出了属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艺术天赋（从这一点来看，即便是在今天，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催生和发展也免不了需要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与关注）。
看来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工作者并没有看到这种文化发端之际的实际情况，因而，在华文历史的发展过程与纪录当中，对于汉代文化的兴起和艺术家们的命运都着墨不多，除了帝王史之外，中国的文化史籍中颇少汉文学的研究，以致于今天要看一场汉代的电视片或影片已变得很难，文学创作的史料也相当不足，相对于清代的宫廷大戏而言，是少之又少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兴趣发轫大概是从东汉末年的三国才开始的）。
我在这一章以《沉雄大世》来命题，也是为了将大汉的文化的形成和普世尽可能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作一个历史的表达。汉文化的沉雄，既有着前三千年的处世积累，氏族领袖的贤明先烈以及先秦的百家争鸣，同时更有国家的策论和纵横中国的方略，可谓是集中国文化大成，还有一点必须说到，就是在汉朝兴起之初，中国文化虽经历了秦朝的暴政和压抑，但毕竟时间不长，坚冰很快被打破，而原有诸国的民风与文化大都尚存，经过汉初的养息政策大多获得良好的恢复。此际间，虽有董仲舒出来罢黜百家，而毕竟也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环境里渐渐酿成的，并且，这种酿成的力量在汉朝当代尚未构成对文化整体的完全淹没，更不象由此之后2000多年中不断被变形扭曲的专权文化。也正因为这种汉初文化元气的恢复，所以才有了后来汉武帝开疆辟土的雄图。所以，汉之沉雄，当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之邦的文化元始…尽管它还没有后来更为丰富的体裁，但是，它的阔大思想却远远引领了中国文化的历史。
汉风：汉赋乐府与霍去病的石马虎（4）
这就有点类似于一棵大树的长成，如果说先秦文化是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根，那么汉则是这棵树的躯干，躯干上几无枝叶，却可以支撑起未来。到了东西两晋时，我们将会看到华文开始开枝散叶的情形，而到了唐代，则更可以看到这棵树的茂盛之情状（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哪里？）。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棵树的躯干，它沉雄粗壮，遗世而独立，在旷远的人类的历史上，如同欧洲的罗马帝国一样，成为了一个阔大无疆的东方之国。
司马长卿有一首叫做《长门赋》的辞赋，此赋写的是宫闱之中的哀怨。据说是汉武帝的陈姓皇后因爱嫉妒而失宠，后来通过重金向司马长卿和卓文君取酒，以作赋消愁。此赋由司马长卿献与汉武皇帝，皇帝看过此赋后又重新宠幸了陈皇后。故事一般，不过是皇帝与皇后之间的情事而已，但是司马长卿却是作得文彩飞扬，令人动容。
暂且看看以下的节选，是不是后来的文人墨客们都喜爱的情书始祖？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
抚柱楣以从容兮，览曲台之央央。白鹤嗷以哀号兮，孤雌踌于枯肠。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
看来，司马长卿并非一味只是为他人作赋，实在自己也是一位情场之人，颇得感情之事的妙处，以致让汉武帝这样的男子，最后也被由衷说服了。而陈皇后以黄金百斤取酒，所取并非为酒，而是司马长卿的才情，借情以忘忧解怀而已。
从文学角度来审视，汉代的辞赋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楚辞》，屈原所做的《离骚》等作品，这种超越《诗经》四言诗而进入到自由发挥的歌咏颂叹，可以说开创了中国自由诗歌文学之先河，由此也可以见到，屈夫子不仅仅在国家操节上以行为立下了榜样，更以立言的方式引导了汉朝文学的大统，这一结论，不能不在这里作出。以致于象司马长卿这样的一代才子，也难以摆脱辞骚这种阔大的体裁，在其中一咏而三叹（这一点又更加证明汉朝与先秦文化同根同元的躯干特性）。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精心赏析一下屈原的诗歌，看看这位伟人流淌而出的心迹，即便是2000年多年之前，这股心灵之泉仍然清澈晶莹。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蹇将儋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焱远举兮云中。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摘自《九歌。云中君》
屈原的想象力和词章，华彩绝世，惊世而骇俗，而心灵之犀细，则描微执著，婉约如歌，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美学史开端之至伟。
而在自然与心、人与宇宙的对话之中，屈原则更是恣意汪洋，引领慷慨豪放之先风。于是乎，自秦汉而后，唐诗宋词，莫不难出其右，今天中国之文章，则尽可以在夫子之下矣。
这一点，可以在《九章。涉江》一篇中体悟到一些。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此处开笔而率真，很妙）。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混浊兮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自喻也，对天剖白己心）。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顾兮，歙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忧方林。乘龄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其兮，虽僻远之何妨！
入溆浦余值徊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狡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此四句与《诗经。郑风》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和秦少游“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作意境气象同比）。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汉风：汉赋乐府与霍去病的石马虎（5）
这应当是屈原刚被流放之时迁徙到沅湘所做的诗歌。那时的沅湘一带还是地广人稀，山高林深，雾多而晦，猿狡遍布（不象今天我们早把这些野物吃光了）。他一个人独乘而至，内心惨淡凄凉，想起一生的际遇，对天自语，最终抱定了决不变心从俗的决心。按司马迁对于为为诗作文的说法，是“此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即人们所常称为的“悲愤出诗人”。
然而大文化观中，所有的悲愤也好，欢乐也好，闲情也好，都是情绪为致。这种情绪之源，则产生于思维和想象力。按照笛卡尔的说法，思维是一切精神的本质，不依赖物质而独立存在。在他的主观主义哲学中，精神与物质并存为两个可以相互联系又同时独立的二元体。我们暂且不论这个二元论的优劣，值得注意的是，屈原的诗歌典型地表现了这种精神独立，同时在这一精神独立的表现当中，将中国的文学化成了出来，如果我们尊重这一历史，那就不能不说，这是屈原精神胜利的一个很客观的现实成果。
汉朝的文人骚客们继承了这一成果，并开始努力滋长它们。尽管汉朝仅仅才是中国文化中兴的开始，尽管很快国家又将征伐的目光投向了边境四方，尤其是北部的匈奴。所以，汉文化有相当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文学的部份，而在建筑、服饰、农耕、国家治理以及军事上，均有不凡的建树和表现。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兵精粮足，开始实施对边境扩张的野心。最早是对东南部的越王国（包括今天的越南），很快，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又向东北进军，征服了包括今天的东三省南部和朝鲜半岛。这之后，就是汉武帝以重兵开始出击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了，这中间，发生了许多的故事，既有匈奴的侵袭也有汉军的进取，双方互有相当的损伤。对于这种以游牧为主的马上民族，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的汉朝颇感难以应付，这种经济产业模式不同之间所发生的战争，很难与经济模式相同的战争类比（这一点与北美大陆印第安人和欧洲移民之间的矛盾冲突相类似以及和今天美国在伊拉克所际遇的情况接近）。汉代就对匈奴曾有如此评价记载：夫匈奴无城廓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
然而，从中原崛起的汉朝，尽管很不适应这种西北风沙大漠之中的征战，但还是出现了一批勇敢的将军和士兵们。这里就不能不讲到一位年轻的将军霍去病。不凑巧的是，这一天我在发廊洗头时看到一部红色封皮的历史小说，名字叫《项羽和刘邦》，作者是日本的司马辽太郎。这部历史小说在1977年就发表在日本新锐文学杂志《小说新潮》上，2006年首次在中国翻译出版，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据说这个司马辽太郎是司马迁的《史记》迷，决心一定要做一名现代的历史小说作家。在日本，这本反映中国大汉朝开端风云时际两位英雄的历史小说，其发行量仅仅次于《挪威的森林》。这是一个颇好的例子，再一次表明文化的无国界，不过，让韩国人来证明汉字的发明，让日本人来著写中国的历史，让美国人来为中国提供桌面系统，让德国人来中国制造漂亮的汽车，让哈佛来给中国精英们上工商管理大课，让好莱坞来为中国人导演电影，让诺贝尔来为中国的小说家们来评文学奖，那么我们还能干些什么呢？
此际，让我再度想起汉高祖的《大风歌》啊！幸亏历史上我们还曾有汉朝。
霍去病在历史上仅仅活了24年，然而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年青的军事将领和统帅，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北征匈奴直到贝加尔湖并封勒阴山的将军。这在中国的军事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是空前绝后的。霍去病自小生长在奴婢之中，生活艰苦，但勇敢艰忍，聪慧过人，武艺高强，十八岁时担任汉武帝的天子侍中，听说有北击匈奴的战事，就自告奋勇从军前线，汉武帝见此，便委为骠姚校尉，率八百骑士。结果霍去病并不以为己兵之少而深入不毛，反而是奇兵罕袭，衔枚疾奔，最后直捣匈奴大营，击杀敌人2028人，被汉武帝封赏为2500户冠军侯。今天的所谓冠军者，大概就是由霍去病开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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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风：汉赋乐府与霍去病的石马虎（6）
霍去病一生中共计四次出塞北击匈奴，几乎战无不胜，共歼敌11万之多，在汉军中居功至高，被汉武帝将他与大将军卫青相提并论一起被拜为大司马。这样的雄才大略，令汉武帝大为称奇，汉武帝常常劝他学习孙吴兵法，霍去病却表达出他个人对于军事理论的看法：为将须随时运谋，何必定拘古法？这一点，表现出他的创新与独到的军事战略与战术眼光。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霍去病能够在瞬息万变的万里战场上凭借直觉和判断指挥战斗，这种随机应变的果敢决策，才导致了他特有的闪电战模式，并使他百战不殆。这一点，二战时期的古德里安和巴顿倒是有几分与之类似。
霍去病留给我们今天的人们，并非仅仅是他的军事天才，而是一颗勇敢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