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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这种源自经文道家的儒学，追源溯流又善尽人事，自成一体，在中国一些传统经学研究者眼里，仿佛是一方大家。从文化机会主义的角度来说，董仲舒确实是争取了一个秦末汉初文化复兴的极佳时机，在众多学派尚未复苏之际而捕捉了学术崛起的时机，而最为关键的，是把握住了君权神授的最高需求，因此一举而成为天下大儒。所以，几乎可以说，今天许多情况下所谈论的儒家思想，其大部份已非孔子所最初创说、由孟子慈怀普世的那种人文思想，而是经董仲舒施以杂家众说而拼凑并发挥的一种封建君权文化体系，这一体系，掺杂了太多的真理也添加了许多的荒谬甚至怪诞，以至于令人无法真正辩识它的维君维权的意识内核，可以说，经过董仲舒的文化杂交而最后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千年“伪道”，从而使文化从此走向了封建君权的教化之道，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僵化与苛严的规矩。自此之后，中国文化的想象力，也就只能在山水与闲情逸志之中寄怀了。
文化成为大一统的道统之术，可以从董仲舒算起。
《史记》与司马迁（1）
也就在董仲舒开始新兴儒学之际，在中国文化求真与求我的另一端，司马迁也开始了他的历史。无疑，这一历史的存在使中国文化史的真实一脉而得以保留。不过，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却很大，一个是影响并保存了中国的文化良知，而另一个则助长了中国封建帝王国家的权利欲。这二者之间，有2000多年的时间让后者占了足够的上风。
司马迁诞生的前后时间，恰恰是欧洲古罗马兴起的时期，到公元前100年尤利乌斯。凯撒诞生的时候，太史公司马迁洋洋五十二万六千余字的《史记》正刚刚著成，这部著作记录了起自黄帝公元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101年）共计三千余年的中国历史，并由这个中国人亲自整理了这段漫长古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所有史料、官方记载和民间野史，将它们编写成一百三十篇，成为人类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人类第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而稍后成为罗马伟大的执政官的尤利乌斯。凯撒，则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两部个人回忆录。而在此之前的200年间，新兴的罗马城邦国家正开始在亚历山大创建的马其顿王朝崛起呢，这个类似于古希腊斯巴达式的城邦国家由###院的贵族制再到僭主制，因而产生出巨大的能量（这一能量与中国秦末“斫木为兵”的陈涉和刘邦项羽们很相似），并使它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跨越北非大沙漠、东方幼发拉底河和欧洲莱茵河与多瑙河的庞大帝国。
在人类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200年的近五个世纪中，在东方，是中国的战国末期及秦汉朝的风云时代，在欧洲则是古希腊后期（含有亚历山大的大统一）的古罗马帝国时代，而此际，也是古埃及和印度孔雀王朝兴盛的时期，对于罗马以及之前的亚历山大而言，我们会发现，他们几乎都在不同的历史中与这些当时的文明区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接触，并尤以罗马帝国为盛，而古中国则仅仅只是在生成这个人类民族的自身之间产生出巨大的权利动荡。这一点，在中国与欧洲的文明发展史上不能不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深度考量，这之后的两千余年直到今天，在所产生的各自文化差异直至影响到意识形态、行为规范以及社会形态种种区别的出现，都与这一点有着深刻关系，而我们则很可能将这一历史发生的小小差异完全忽略了。
有时我在想，假若就在那个时刻，让中国战国诸侯中的某一位与亚历山大相遇，或是使尤利乌斯。凯撒大帝以及他的后继养子奥古斯都与汉武帝或是东汉汉光武帝刘秀相逢，罗马军团与大汉军队相对，首席执政官与中国天子对话，那么，中国的历史又将作怎样的解构？假若产生出这样的一段历史，是不是会有希腊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介入？是否会有基督教在中国的移植？而东方的思想是否也将成为欧洲文明的始端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普世的开端，那种“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不是也将因为这种阔大的对话与交流的产生而不复存在，从而失去它的伪道地位并深远地影响到我们今天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当然，这只是个人的臆想和猜测而已，事实上，西方思想与中国文化的交融，恐怕只是在最近一百年才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性。
这种真实性体现在司马迁这个人和他所著的《史记》上。这是一个很具体很真实的人，相比起更早前的中国那些思想者和贤者而言，这个人离我们更近，同时，他所著作的《史记》这部书也加深了我们对他的理解和认识。这样说吧，如果说先秦的中国文化更象传说或西方《圣经》一样的坚深奥秘，那么《史记》则将历史作出了最为明澈的描摩，如同我们看到罗丹的思想者和达芬奇的绘画一样，使我们对文艺复兴的感知不再象是听圣方济各或者圣保罗的故事一样，让我们总是如坠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
为了写好这一部份，我认真阅读了两天（当然是在工作之余。这些天发生了不少事情，而不久前还刚刚为童自荣老先生的一段朗诵写完一小段文稿），同时，我将写作电脑搬到了阳台上。这个十一月初的天气还不错，再过两天，由坦克库邀请的美国康斯威星大学的爵士乐团还要来此为城市作两场表演，希望天公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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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司马迁（2）
这种将历史和当下以及将中国与世界作如此近距离的沟通，可能唯有以漫谈的方式才能达成，而且，这种方式也才能适合我目前的状况以及个人的喜好。这部书究竟会为世界带来怎样的结果和影响，我是不知道的，而唯一知道的就是，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中国文化，因为它实在是算不上任何一种已有的文化史纲体裁，倒是王国维的那本《人间词话》，还有那么一些旷世而独遗的风格，令他可以在一庐之间，作出一些对文化的个人观感和意境评判出来（这一点与刘勰也颇为相像）。而就在今天下午，一场书博会的书香大使表演将公开举行，一场广商投资公司成立的酒会也将举办，而一个更大的单身日主题活动也将在这座城市的夜晚启动（今天是11月11日），另外，一位公司的老同事将在今天结婚，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在中国，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在发生，而在世界，我想，这就是一个放而大之的惯例了，我想起古希腊那位形而上学的始祖赫拉克利特所谓的“万物皆流”，于是将现实客观一瞬与历史的永恒在此分开。
而于二千多年前（公元前104年）开始编著《史记》的司马迁，是不是也是一样地将现实与历史在他面前截然分开的呢？
那时候，汉朝正处于国力鼎盛时期，汉武帝正图大略，遣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和李广将军以及其之子李陵等北击匈奴，以扩边疆，这一时期，是中国第一次以强大国家的面貌傲视四邻的时期，并有着打通西域直至更大世界的巨大历史机会。然而秦以来直至文景之治期间所采取的重农而抑商（尤其是景帝在位时期御史大夫晁错的“贵粟疏”），使武帝甚至所有中国帝王们的世界观中都缺少了一个国家通商与发展贸易的重要动因，以致征伐与统治以及农耕经济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一直都作为国家的核心职能，因此，即便是汉武帝拥有着强大的国力和外望世界的勇气，然而仍然没有为中国的后来历史带来令人惊喜的世界性改变（这场世界性的改变在公元1978年之后开始走向完全彻底了，而也不过是近三十年的时间）。
因而，今天来看，即便是司马迁所著的伟大《史记》，也只有在这个称之为中华的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的一条自转轴线上来记述了。这条自转的历史与文化轴线，对于世界而言，有着近二千年的神秘感，即便是到了今天，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仍然可能会停留于人类历史的空白或某一个历史节点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不公平，而造成这种不公平的很可能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此，要彻底了解中国，这部《史记》则不得不看，而要看明白中国的《史记》，这本《华文漫史》也就有了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的可能。
我则是为这一可能而工作的。比较凑巧的是，就在昨天，北京开幕了中国文代会，国家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中国先进文化时代揭幕的演讲，他指出：一切有理想抱负的文艺工作者，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投身到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中，开创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新局面。在这里，可以想象到：一个文化推动中国以及影响世界的时代来临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与《华文漫史》相伴而生…这是我在更早时候所预言的（在我开始谈论中华文化历史之际，一个新中华文化的历史也恰恰开端，我不知道这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历史与命运的暗合）。
感谢太史公在人类纪元刚拟开始的时候，就为我们誊清了这份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的卷子，要将浩繁同时缈远的历史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司马迁本人就亲身遭遇了这种不确定性）描摩出来，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迄今为止，我们尚不得而知有多少人在中国故宫里以及各地的文化部门做着类似的工作，在全球，这种工作则需要更多的人来做。司马迁开始这项工作时，也是一个大汉帝国的国家昌盛时期，而在之前，他就已随着父亲司马谈（朝廷前任掌管文书星历的太史令）和汉武帝巡游了中国的绝大部份地区（司马迁三十岁时担任了郎中一职），他是一个细心而且耐心的学者，游历中他尽可能实地考察了一百多年前的诸侯列国和那些国家各自不同的民风，更向前考察了春秋大思想家们的出生地并打听他们的轶事直至寻访黄帝的踪迹和尧舜禹帝的历史身影，在汨罗江畔，这位虔诚的历史学家也凭吊了那位伟大的爱国者和诗人屈原，并情不自禁流下英雄相惜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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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司马迁（3）
在这部宏篇巨著编写之际，司马迁对这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浩大工程也突然有过那么一丝犹豫。为此，他对于此书是否由他来著写以及他是否有这个能力来著写，是思考了颇长的时间。在《史记》的作者自序中，司马迁就流露了出来，不过，我想他还是获得了自己的信心，这个信心的来由，也由他自己在自序中道了出来：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就是司马迁找到的最大理由：使命般的力量（或者是天命）。这是他父亲给他的遗愿以及那么一个冥冥之中由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一个巨大力量，而且，每五百年这种力量就会在人类中显示一次。看来，司马迁相信了这一力量，他后来的一生中，所用的便是这种力量，使他超越了常人，也超越了他所著写的历史。
似乎，自从司马迁获得了这一力量之后，人类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人超越了他。这种力量之大，足以将一个平凡人从平凡之中甚至是难以言状的困厄中超脱而成为泰山之重，从而将一切藐视。自司马迁出，中国可以不再言历史，这样的话，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的。
我相信命运就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样的安排，然而这样的安排对于一个凡人而言，又是如此残酷，以致使这个人在当世之际可能会痛不欲生。上帝耶和华为了让摩西成为仆人，一次又一次地考验他，每一次，都没有不是命运攸关，而摩西，仍然是义无反顾地遵照了命运主人的意志，而在更早的古印度，佛佗也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而得以涅槃，难道这些都是巧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