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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十分强大，而这种同化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都被中国人所津津乐道，他们会举出许多的例子，来说明蒙古人、满族人是怎样学习汉文化而转变的，甚至也会谈到日本和朝鲜对于汉文化的学习和传承。然而，一个同化力强的文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极容易出现思维和意识同质的极大被动，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文化会忽略自身的生长而一味强调传承的经验，以致于产生固守和自封的文化态度。
兼爱天下勤而行之的墨子与国士屈原（5）
然而以一种稍稍微观的历史观来看，当时的战国尽管同出一门，却也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墨菲的提示很重要，使我们可以从更深的一层上看到由夏、商、周再到春秋直至战国的这样一条古中国的文化基因链条，事实上，除了列国的利益与权势分争之外，这个刚刚形成的民族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它们只不过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不同罢了。这很有点象孔子说过的小人“同而不和”。也正因为是小人之国（当时的国君们都爱自称寡人或不谷），所以春秋形成的丰富思想并没有被几个稍有能力的国君真正吸收，最后，还将那些伟大的思想变成为争霸王的帝王之术了。这个过程，大多数文化人都接受了这个现实，只有老子逃避了，墨子则相对独立，而屈原，则采用了抗争的方法，以保存自己的清白思想和志向。
这个志向就是赤子报国，也是古中国中最为典型的高尚爱国主义情操。
屈原有一句著名的诗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个短句子后来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和仁人志士争相效仿的座右铭。然而，这样的话出自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条漫漫之路，究竟有多么的漫漫？不是每一个意欲做成理想并实现之的人们所能够统一得了的。今天的中国现世，这样的话几乎已经绝迹了，人们都开始更加快速地变更着自己的职业、生活以及愿望，而所有的东西也更快地来到这个现实的世界，变似乎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而不变则被大家所忽略。我刚刚在博客上写了另外一篇祝福小天鹅与何永智的短文，说的就是小天鹅从24年前的三口小火锅做成今天的一个餐饮、文化和地产集团的经历，说何永智这个重庆妇女所做成的一件大事（为此她付出了腿断七次的代价）。我曾经问过她，断腿之后想了什么？她告诉我，每次腿断，她都不得不放下所有工作，但是她会想很多，而最重要的，是她觉得这是老天爷在考验她，在与她对话，告诉她不要放弃她对梦想的追求。这样的回答，出自于一位文化并不高的妇女之口，你很难去想象是不真实的，而真实的也就只有一点了：信念和追求。何永智追求了24年，中国自上一个世纪之端开始，追求一个国家的复兴和强盛，也追求了一百余年，而人类自诞生以来，追求自己能够和谐并幸福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博爱而真善普世，则已不知追求了多久了。这样的一条漫漫之路，总有人上下求索之，屈原算是其中一个吧。而这样的求索之苦，却不是每一个将之作为座右铭的人们所能够最终体验到了（更多情况下它只是表明我们懂得这句话的意思而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去体验这种意思，即便是有，这个过程也是越短越好）。
后来的人们，被屈原的文采与想象力所感动。今天看来，能读到《离骚》和《天问》《九歌》的人早已稀少得不能再稀少了，屈原的想象力再加上当时代的神话鬼怪，加上刚刚脱离诗经简约体裁而进入到更加自由的个人独创文体，所以他的诗句跌宕起伏，字句错落，想象奇魄，以致于坚深晦涩而令许多现代人难以卒读。这就好比到了一座高山之前，见其云雾缭绕，风过松林，阳光之下还有什么在熠熠闪光，而我们只是这样的仰望而难得深入其中，我们不过仅仅只是一队21世纪的旅行团，在这个人类已几乎完全掌握主动的世界上周游（与孔子周游列国大不相同），或许我们见惯了城市，于是我们开始探访深幽险峻，弄出了类似于野外生存、蹦极、徒步旅行、探险等等够刺激的玩艺，然后，我们较为偶然地来到这座熠熠闪光的孤峰之下。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拍摄留影，以表明我们曾经来到过这座奇诡高山之下（这类似于我们取其中一句来作自己的座右铭）。那些曾经仰望过珠穆拉玛峰的人们，读到过它的照片的人们无数，而据说能够到达海拔六千米的大本营，人数已不过一千了，而能够继续前进而攀登到达突击出发营地的，则不足数十人，至于最终能够登上峰顶的，则不过在十人之下。这条漫漫之路的结果，大概便是这样的一种分配规律和比例吧，所以，有时想，人们有多少具备这样的一种精神或信念去做他们的事情？这些事情中有多少是归于人们某种一时的需求还是属于他一生中的那个追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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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天下勤而行之的墨子与国士屈原（6）
所以，论起屈原来，一个关于信念的话题便浮出了这些文字的表面。学堂老师们若以这样的角度来解析屈原的诗抄时，便也可以带领孩子们走上一条解读上的捷径了。
就在屈原死后二百年，有一个人以几乎相似的情怀将这个孤独沉江而亡的诗人记录了下来，他以《屈原列传》的体裁方式，将这位中国第一位伟大而孤独的诗人与忠贞爱国者的生平事迹细心录入到了大汉国所编纂的宏篇正史之中，这个人，是中国另外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在中国的中学生课本里，现在还有屈原所作的《九歌》中的《国殇》一篇，而自此之后，国殇便成为了一个经常在中国近代史中频频出现的一个字眼，用来纪念那些为国而遭受非正常命运并捐献生命的志士仁人，而国殇产生的因由，则一如屈原本身的际遇一样，有着国运不堪的深刻原因。一个幸福祥和而强盛的国家，又如何需要国殇呢？下面这一段，可以窥见到屈原的文采和他的个人视觉一端：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里的“出不入”与“往不返”，刻有屈原自己一味坚执性格印痕，也表达出他的爱国信念。相比起进进出出的人们而言，这种信念的力量是何其之大，同时也表明，在量子力学原理中由A至B的粒子运动轨迹里，这样的一颗粒子，便是以它自己的目标而行。而事实上，无论是就现实观而言还是历史观来看，这个目标便没有如诗人所想象的那样达到，他自己最后的结果是自沉破身之大灾大难。而这一点，诗人自己似乎已有所察觉甚至是完全清楚，所以，他以“终刚强兮不可凌”作为对这种“出不入”“往不返”的注释。而且，更近一步，他相信神灵，相信魂魄的存在，也相信这种魂魄的英雄（中国民间长期以来将这种异域神灵的存在称之为鬼）。这种精神，便是“虽九死而犹未悔”（这也是屈原的诗句）。
写屈原的时候，写得慢了。有朋友就问：你怎么不写屈原了？怎么能不写呢。这其间有许多工作穿插，而另外，则是因为在思考这个人与前面所述那些单纯的思想理论者或是一个帮派的首领时究竟有怎样的不同？为什么我会在写到这个人的过种里自己也会出现至深的感动？这种感动在别处也有过，怎么会在屈原身上有着如此的强烈？老子、庄子以小吏而从容论道，孔子以布衣施教，孟子以仁爱情怀普世，墨子则以敢为天下先而获声名，那么屈原呢？在一个中华文化大爆炸的开端，无数的思想者和他们魄丽的光芒之中，我为什么要收下属于这样的一束？百折而不回，九死而未悔，是因为这样的表达？抑或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表达者最后的悲剧？是人们总偏爱悲剧中最后死去的那个不完全的英雄？
好了，说得远了一些。作为文化的历史，当每一种思想诞生的时候，我们都有必要对这种思想来作一番探索，以便知道我们今天的来路和曾经出现过的那些人们。屈原在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的那一年（公元前278年），确信自己已无力回天，抱国无望，于是投江自尽了，当地的人民闻知后，都自觉组织起来，驾舟集聚于江面，投入裹着糯米（稻米中最好的一种，富有糍糯口感，米粒细长柔嫩）的棕子，来纪念他。这是一件颇为奇特的事情：今天你若出现在都市大街上的任何一处，都不会有人关注，你在世界的任何一角去世，能够来参加你的葬礼的也只会是你的亲人和朋友同事。在2300年之前，一个人的死去应该是更加的寂寞，世界上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当年放逐他的王宫更加不愿意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更何况你是一个被流逐边远的诗人！那些目不识丁的百姓们，平日过惯了节衣缩食的人们，怎么会如此舍得撒弃他们的粮食，并隆重地为这样的一个人而集聚，徘徊不去而久久不散呢？到这里，我的眼睛就湿润了。
兼爱天下勤而行之的墨子与国士屈原（7）
这样的人还有另一个，那就是司马迁。他是一个细心而沉静的人，也是在青灯下孤独发奋著写历史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会在后面由衷地向大家介绍到），在他写到屈原抱石沉江之时，也是流下了两行热泪的。
在《华文漫史》这部书中，我意欲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所形成的文化思想直到今天作一个现代式的梳理（纯粹是自己想要做的更有点象是没事找事那种），然而这种华文所承载的，则远远不止是所谓字面上的“文化”二字，她的产生，离不开她的人民与这段不可以被忽略掉的历史，那些关头，那些曾经在关头之中出现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思想（每一次都会有这么一些人以一种全新不同的思想出现在历史上），这样，才真正构成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同时也因为这样的思想影响着后世。自屈原之后，中华儿女中的一些优异分子们，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可以效仿的真实目标了，因而并不断在中华的历史上层出不穷，象一条链子一样，结构出了中华精神的中枢主轴，这条主轴的发端，便从屈原这里开始。
屈原流放沅、湘之间，是彻底地由贵族降到了民间，并亲见了2300年前人民当时的艰辛生活。这个原来的王廷高官，一个怀着富国强兵并任贤纳能主张的人，会发现，真正的国家就在他的面前，并以一种切实的感受让他体验。如是他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一起欢乐与悲伤，一起生活与度日，并将当时民间所流行的鬼神祭祀之歌改编成为楚辞体而作为一种独创的诗赋体裁（我想屈原他并不知道他创新了，他仅仅只是将民间已有的歌乐方式改动了一下并填了属于自己的词）。他在人民之中，一定想到了终日作乐的国君和那些群臣，他终于明白了有些事情是高高在上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和明白的。在他的诗中，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句子，可以看到他对百姓艰辛生活所抱的伤感与同情，这种伤感与同情早已超越了他自己的凄凉境遇。
自屈原之后，流放似乎就成了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条颇为漫长的支流，几乎可以称为放逐文化。这条支流中，后来出现了许多灿烂的华章，而每一个被流放者，也似乎都不会不记得这个最早被放逐的鼻祖屈原，因此，在这条支流中出现过的中国文化墨客们，都自称为“骚客”，这与屈原的代表诗作《离骚》直接相关。
司马迁在描写屈原这段被放逐的历史中，曾以“被发行吟泽畔”来描述。此时的屈夫子，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曾经是怎样的风流倜傥，博闻而广识，带着一个先王所赐的贵族印记而来到世间，在王公贵族之间挥洒自如地发表关于富国安民的思想，提倡抗秦强兵的联盟主张，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改变了，一切也都失去了。当他披散着花白的长发，在沅、湘之间的水岸泽畔一边慢慢地行走一边吟着他的诗歌。这个老头，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那双充满着善良与慈爱的眼睛，已经不再如他青春年少时那样昂扬眺远了，而是缓缓地凝视着眼前，淡然地掠过2300年前的天空和原野大地，以及那些在大地上劳作的人们，他不断地诵念着那些诗歌，那些由他填入的词儿，将那些由心间汩汩流出的感受，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表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