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道德、特性。可是，我所认识的人不能与居辽同志相比。如何同他一起工作呢？我觉得他自己将亲自写讲话和报告，我只给他搜集资料就行了。这样，我至少可以轻松些。”我坐在桌旁想道。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适应与塞姆塞丁同志一道工作，幻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后来，我马上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每天我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下来一部分同居辽同志交谈的内容，记录下来他电话中的部分讲话，记录下来他与人们的部分交谈，这将是一件稀罕事儿，我就可以重新从事文学事业了，泽奈柏就将看到什么样的作品是最棒的杰作。是亚当·阿达希写的那些描写订婚、退婚，虎背熊腰的男人和教士的作品好，还是我将写的作品是上乘之作。”我又笑了，不过，这一回我可是笑出声来了。这笑声之后，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攫住了我的心。在我的第二意识里经常有报告的回声传来。这一回声经常这样跟踪我，即使某一种模糊不清的高兴之事在我身边出现的时候，报告的回声也撞击着我那自身意识的墙壁，并将那刚刚燃烧起来的喜悦熄灭得无踪无影。“在居辽同志这里也一样。”我默默地想，“我不会从报告中得救。居辽同志需要我，所以他要求把我留在身边。比如说，他将会叫我平静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向自个儿发问，“如果居辽同志不搅扰我，那Q同志也不会放过我。Q同志照样也需要报告。噢，戴木克，你的后腰上要背着从白色的档案中进进出出的全部函件！”
我再次像个精神病人似的笑了起来：“不，不，我觉得要出错儿……”
坐在桌旁，我想起了居辽同志的请柬。他的请柬没到，等也是白等。他知道请柬没寄出来，而且即使没有寄，他也要说寄来了，只是没兴趣去罢了……Q同志有放弃盛大晚会的危险，他要到居辽同志家。（居辽同志是这么想的。）
我为他感到遗憾。如果我有一份请柬，那我就送给他好了，让他去嘛……
坐在桌旁，透过窗户我看到了我的同事巴基里。他看见我，转身向我走来。
“我们说你要到我们办公室工作，可你要和当官的人在一起工作。”他说。
“我是头一次去那里。”
“他给你作指示了吗？”
“我们一起谈了谈。”我回答道。
“他从科学的角度讲述了头一批研究成果？”
他笑着说道。
“我们说别的事儿啦。”我说道，因为我不愿意嘴上念叨居辽同志。
居辽同志期盼一份请柬（5）
“迪奥金的总乐谱他跟你说了吗？”他又问道。
“没说。”
“奇怪！他把总乐谱放在提包里……”巴基里笑着说道。
“要来一杯咖啡？”我问他。
“任何东西都不要。”他说，“以前您很了解居辽同志吗？”他补充说。
“了解一点儿。”
“我很了解他。从前我跟他有相当深厚的友谊。他以为我是嘲笑他，于是他离开了。”巴基里说。
“从前你们还一起干过什么工作吗？”
“在学校里我们是同班同学，后来他提升了，做负责工作。尽管这样，我们的友谊还继续存在着，即使现在我们也依然有点儿交情。”
我们的交谈停了片刻，从窗外吹来一丝温暖的风，薄薄的窗纱摆动着，风不时地吹到我的脸上。
“居辽同志的理想是被任命为驻欧洲某国家的大使。”巴基里说。
“这个我有所耳闻。”我说。
巴基里笑了。
“有一天，他告诉我们，说人家请求任命他到一个国家当大使，可是，他拒绝了这件事儿，因为他不喜欢单调乏味的工作。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没那么容易……他说：‘对习惯于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生活的人来说，出国是寂寞的事情。’”
我也觉得好笑。巴基里非常逼真地模仿起居辽同志讲话的音调来，每个字的腔调都和居辽同志的很相像。做着跟居辽同志一样的手势，一样的动作。也许这就是居辽同志对巴基里冷淡的原因。没有比把一个人置于出丑可笑的境地更可怕的了。笑可以叫人垮掉。阿里斯托芬用笑声解除了上帝的武装。巴基里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当他讲一句幽默的话的时候，便放声大笑，双手拍打膝盖，然后抓住你的肩膀，以便引起别人的注意力。
“你到过他的家吗？”他向我问道，抓住我的肩膀。
“没去过。”
“你要去，去了会很满意的。”巴基里说道，闭上了一只眼睛。
“为什么？”
“我什么也不告诉你，以便不让你失去稀奇感。只不过你去他家时，把我也带上。”巴基里说完站了起来。
“再待一会儿！还早呢。”
“我走了，戴木克。”
我独自一人待在那里，我的思绪又重新回到我应当从居辽同志的生活里保存下来的记录中。顷刻间，我为之感到很难过，心都碎了。我想起了阿尔封斯·都德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心里琢磨我的记录将跟那本聪明的书中所描写的内容很相像。“人们会以为我模仿了《达拉斯贡的戴达伦》。”我对自己说。后来，我又平静下来。《达拉斯贡的戴达伦》的写作，要比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太凯里的《无用的展览》晚得多，但是，人们并没有诬陷都德模仿了这三部著名的长篇小说。
想过这些事情之后，我站了起来，这时候中午已经过去，我妻子应该下班了，所以我便慢慢向家里走去。
进到屋里时，我看到桌子上有个信封，信封上写着“泽奈柏同志收”。
我打开信封取出一张厚厚的磨得光光的纸，原来是一张请柬。
我手拿请柬走进厨房，妻子正在往盘子里盛菜。
“是出席盛大晚会的请柬？”我问道。
“你干吗大惊小怪的？怎么只有你写报告的人才有权利出席盛大晚会吗？”她说道，狡黠地一笑。
“奇怪得很，这样的一份请柬怎么就没到居辽同志的手上。”我说。
泽奈柏手里擎着盘子，惊奇地看着我。
“什么？居辽同志竟然没收到请柬？”
居辽同志期盼一份请柬（6）
“真是不幸。”我回答说。
“这不可能！”她说。
“就是没收到！”
我们彼此又交谈了两三句话，然后开始吃午饭。
午休以后，我妻子穿上深色西装和白上衣，我们一起出去了。她去出席盛大晚会，我去会晤亚当·阿达希，交流对文学的某种想法，向他介绍我未来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情节。自然了，我不会告诉他我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情节的，因为他了解居辽同志。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可不要叫他看穿了我的心计。
我和妻子肩并肩地朝前走着，在经过文化宫前面的广场之前，迎面碰上了居辽同志。他穿了一件黑色西装，扎着一条细碎白点的领带，满脸正气。他看见我，朝我走来，脸上露出微笑，伸手拍拍我的肩膀，说道：
“去出席盛大的晚会？”
“不去，陪陪老婆，她有请柬。”我说。
他把头转向泽奈柏：
“请原谅，我没注意到您，您好吗？”他跟泽奈柏握了手：“那好，您去吧，我稍晚一会儿到。”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克里斯托夫。此人留着稀疏的偏发，裤线笔直笔直的，像刀削的一样。我妻子很了解克里斯托夫，他担任过食品联合企业的工程师。
“咱们晚了，走吧？”他说道，看了看我，“戴木克，您也去吗？”
“泽奈柏有请柬。”
“咱们坐在一块儿，泽奈柏我喜欢和你坐在一块儿，真是太好了。”克里斯托夫说道，然后又转向居辽同志，“走，居辽！”
克里斯托夫从小就认识居辽同志，就像巴基里了解居辽同志那样。对于居辽同志及其聪明才智，他总是有一个弱点。克里斯托夫不像巴基里那样总是嘲讽居辽同志，而只不过是常常刺激他。
居辽同志把黑提包夹在腋下，将一只手伸进兜里。
“往前走吧，克里斯托夫！我在等Q同志，我们要一起切磋一下我现在正准备的一项研究课题。”他说道。
“稍微歇一歇吧，我说你这个幸运儿！连在盛大的晚会上也要搞研究？”克里斯托夫眯缝着眼睛说道。
居辽同志笑眯眯地说：
“你可是了解Q同志的，他一分钟也闲不住。我有啥办法？他请求我：‘求求你了，请你看一看研究提纲和想法。’我把它拿到手里，笑了笑对他说：‘如果选我进主席团，那怎么切磋？’因为他希望我们坐在一起。”居辽同志笑容可掬地说道。
我差一点儿笑出声来，克里斯托夫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此人从外表上看挺愚笨，可实际上却很聪明。
“不管怎么说，我劝你还是别太累着。”克里斯托夫说。
“在我们这个年纪，应当工作。”居辽同志说。
“我在办公室的时间里，邮递员一份请柬也没送来。”为了控制满腹的笑意，我说道。
居辽同志活动了一下右肩膀，脸变得微红，转身对我说：
“邮递员是些粗心大意的马大哈。在家里没找到我夫人，把请柬扔到邻居家里了。他应当把请柬亲自送到我手上，信封上甚至还写着：您在主席团的座位上入座。假如不是Q同志从中干预，不要我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的话，那我可要丢人了。主席团的同志已经到了半个小时了，可我这会儿才刚刚拿到请柬。”
我们大家都相信了他最后的一句话。
泽奈柏捅了一下我的胳膊肘，小声地对我说：“毫无疑问，居辽同志收到了请柬。”对她的话我也予以肯定。
“太好了，泽奈柏，咱们走吧？”克里斯托夫说。
“走吧！”她说道，然后，他们就消失在文化宫前的广场中了。
居辽同志期盼一份请柬（7）
克里斯托夫走在我妻子的肩膀旁边，居辽同志对我小声感叹地说：
“这个克里斯托夫挺不错，不过太能吃，胃口太大了。有一次我去打猎，差不多打了二十只鸽子。我找他到家里吃晚饭，好家伙，他竟吃了我十一只，十一只啊！”居辽把一根手指举得老高。
我们一起站着的时候，我注意到居辽同志的神情很不安。
“Q同志是怎么搞的！莫非是？！”他问道。
“你有出席不了盛大晚会的危险。”我说道。
“怕会这样。”居辽同志说。
我和他分手了，去一个小卖店买盒香烟，我面前是文化宫的台阶。最后一批人登了上去。与此同时，居辽同志匆匆地从小卖店前走过，只走了几步，就钻进“十一月十七日”的电影院旁边的那个小巷子里了……我点着一支烟，叹了一口气，我为居辽同志感到遗憾……
3
我没有到亚当·阿达希那儿去，我感觉先前我没开始为别人写报告和发言时那种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又在自己身上重新复活了。“只是为了这事儿我也要晓得感谢居辽同志才是。”我思忖着，“是他复活了我自我意识中那早已开始酣睡了的创作激情。然而，我又害怕，那些报告或自然主义的句子，作为出版业的反动，可别涌入我的小说中。不过这是不会的，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要写起我的长篇来。我要努力展开对居辽同志形象的塑造。归根结底，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是人的再创造，是创作者的心灵和思想经过过滤器的过滤，是一种对抗，一种创造，它是抽象的东西。它是雕塑出来的一团烟雾。”
我脑子里装着这些想法度过了整个会议时间，直到盛大的会议结束为止。于是，我便从我苦思冥想过这一心事的咖啡店里走出来，向文化宫前的广场走去，等候我妻子。
人们开始走出来，我放眼瞭望，寻找泽奈柏。突然间，居辽同志手拿一个黑黑的提包，汗流满面，不知从哪个胡同里钻了出来。
“你妻子说话就来。”他说道，“太热了，我受不了，所以快点儿出来了。出席这样盛大的会议，为了一支烟会叫你鼻子火烧火燎得难受。”
居辽同志点着一支烟，好像是如愿以偿地开始抽起来。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泽奈柏和克里斯托夫来了。
“你钻到哪里去了，我说幸福的人！我根本就没看见你，你是不是坐在最后一排了？”居辽同志说道。
“靠近最后一排。”克里斯托夫说道。
“我想就是嘛！我在第一排，跟Q同志坐在一起，休息时我都没出去，因为埋头看研究课题的提纲去了。Q同志怪得很，最爱追根问底了，是一个伟大的探索家！‘你是如何形成这想法的？这一概念有什么意义？这一评价的本质在什么地方？……？’得啦，得啦，对我提出了一百个问题！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