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判的女医生- 第40部分

“这是我作为内科医生的观点，”凯特说。

“大夫，我这样的人，在这种严肃的法律场合，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说服我自己之前才去吊销一位医生的执照。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说的假话对其死亡的影响。最终我不得不问自己，正如我现在问你一样，让我们假设克劳迪亚这样说：‘是的，大夫，我性生活频繁，是的，我没来月经，’那你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会提早做怀孕检查，”凯特答道。

“就算你做了，”豪斯金斯说，“又会怎么样？”

凯特意识到豪斯金斯已把她引入一个从逻辑上她无法逃脱的怪圈。

“大夫，什么理由使你会认为，你若提早做了那项检查，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豪斯金斯穷追不舍。

“我……不知道……”凯特被迫说。

“你是不是想告诉委员会，你要是提前一两个小时做那项检查，你就会不那么紧张，可以把检查做准确？”豪斯金斯问。

“我做检查时状态很好！”凯特抗议道。

“那么早做晚做结果会有何不同呢？”豪斯金斯咬住不放。

“我说了，我不知道，”凯特被迫承认。

斯考特暗忖，他在激她，她上了钩。他觉得必须出面干涉。

“默特先生，我的当事人已在席上呆了几个小时，我请求休息一会儿。”

面对斯考特的请求，豪斯金斯得意一笑，他的对手终于尝到了他的盘问的厉害令他感到心满意足。趾高气扬的豪斯金斯想表现出大度，便说：“主席先生，我不反对。这位证人显然需要休息片刻。”他转过身时，见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满意地冲他一点头。

默特举起小槌刚要宣布休息，沃德医生举起手。

“医生，有话说？”默特问。

“休息前，我能否盘问一下证人？”

斯考特立即站起身。“主席先生，我反对！委员会成员最后将对被告做出裁决，无权充当起诉人员！”

默特看向行政官员，请他做裁决，主席的目光分明是希望能否决斯考特的反对。

凯纹·卡希尔略微沉吟片刻，开口说：“凡·克里夫先生所提出的，乍一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程序方面的问题。不过不巧的是，其依据是沃德医生对一个词的误用。我敢肯定，她说的并非是起诉意义上的‘盘问’，而只是想说‘问一问’，其真实的意图是想弄清真相，这也是我们大家之所以聚在这里的目的。我说得对不对，沃德医生？”

格莱迪斯·沃德点点头，漂亮的五官格外妩媚。

“默特先生，你可以允许医生发问。”卡希尔裁决道。

“福莱斯特医生，”格莱迪斯·沃德说，“让我们假设从一开始病人就对你说了实话。你也很早就做了那项验尿怀孕检查，而且结果是阴性。既然你知道这种检查有一定比例的误差，为什么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结果呢？”

“我没有。我吩咐做B超，”凯特说。

“可为什么病人病历上没有检查结果？”格莱迪斯·沃德问。

“因为B超没做成。”

“上帝，为什么？”

“放射科对我说B超检查宫外孕也不准确，所以得请专家做。只有格雷德温医生有资格做。但她第二天早上才上班。因为没做成B超，我就没往病历上写。”

尽管沃德看上去对凯特的解释感到满意，却还有话要说。“福莱斯特医生，虽然你一开始就怀疑病人没说实话而做了怀孕检查，但我觉得很明显，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在场并未真正影响和改变你治疗病人的方式。”

凯特解释说：“要是用不着和她争论，结果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告诉我，医生，你在做实习医和住院医期间，有没有治疗或协助治疗过宫外孕？”

“宫外孕其实很少见，虽然近来越来越多——”凯特话没说完就被沃德打断。

“医生，你到底治没治疗过宫外孕？”

“没有，没治过，”凯特说。

“这么说你依靠的完全是书本和课堂上学来的知识，”沃德说。

“是的，但那天晚上我诊断和治疗了一例艾迪森病，也是第一次，”凯特反击说。

沃德没答话，而是往小本上记了一笔。从她生硬的态度和皱着的眉头看，凯特和斯考特都认为沃德所写的肯定对凯特不利，在她最后的裁决中必然起到不良的作用。

默特敲了一下木槌：“休息五分钟！”

凯特从证人椅上起身时，发现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正瞪着她，青灰色的眸子里露出得意之情。

第34章

斯考特和凯特躲在听证会外的一个角落里，前者以律师的身份提醒他的当事人要谨慎小心。

“还记得我说过的——”斯考特说。

凯特抢白道：“我知道！不要争辩！可我不能忍受豪斯金斯和沃德的冷嘲热讽！谁也甭想阻拦我！”

“凯特，冷静点。我是你一边儿的，是你的律师，”斯考特试图让她保持清醒。他伸出手去抓她的手，凯特往后一缩。“凯特？”他轻声问，“害怕了吗？”

“快吓死了，”凯特喃喃承认，泪水在她眼眶里转动。“尤其在沃德的质问之后。”

“本来就是一件棘手的事，豪斯金斯已经尝到了甜头，施托伊弗桑特对他很满意，弄得他飘飘然的。下面他肯定会发起猛攻。一定要咬住事实，这是我们惟一的希望。”

她点点头。他用一只手指托起她的脸庞，趁她眼泪未流下来时将其擦去。接着他在她唇上轻轻一吻，她朝后一缩，抬头直视他的眼睛，仿佛在问：这是出于爱的吻吗？他用目光答道：是的，是爱的吻。

“走吧，去面对他们，”他说。

豪斯金斯让凯特讲述了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每一个步骤，他还不断地引用病历上的记录。他尽管用心良苦，却没有抓住凯特记忆上的失误，她的陈述与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十分吻合。

接下去豪斯金斯又变换了战略。“大夫，从诸多事情的发生到你在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上写下记录，中间有多长时间？”

“我对她治疗的所有医嘱都是当时就写在医嘱本上的。她病历上的我的观察、治疗方案等是抽空写的，”凯特答道。

“大夫，医院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每次看完病人都需在病人病历上做记录？”

“有。”

“可你却对委员会说，你是抽空写的。”豪斯金斯话带讥讽。

“在急诊科，什么都得见缝插针地干，否则根本没时间。但好歹病历都能写成。”

“那么在那段时间差里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的医生重新考虑一下他的治疗方法，然后设法使他在病历上所写的内容完全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吻合？”

“如果这是你的看法，我表示反感！”凯特毫不示弱地说。“如果是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豪斯金斯笑笑：“两方面都沾点儿边儿。”

“你的所谓我靠写病历为我的治疗做解释的暗示纯属谎言！”

委员会的三名成员都以不赞同的眼光盯住凯特。默特刚要开口指责她，凯特又说：“我在病历上所写的一切都与我的观察、采取的措施及其原因完全一致。”

“这么说我手里的这份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其内容从你第一次见到她一直到她悲剧式的死亡，是完整和准确无误的啰？”

“是的，”凯特答道。

“我发现这里有一条，病人曾一度躁动不安，拔掉了胳膊上的输液管，”豪斯金斯说。“这是真的吗，大夫？”

“是这样，”凯特说。“躁动不安的病人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尤其是吸毒的病人，他们的反应常常很激动。”

施托伊弗桑特正欲提出抗议，只听豪斯金斯又迅速问道：“是不是又想毫无根据地指责死去的病人？现在允许我接上刚才的话题。病人把输液管拔掉后发生了什么？”

“我立即就去看她了。我重新插上了点滴管，而且固定得很牢固。”

“就这些？就完了？”豪斯金斯问。

“是的！”凯特肯定地说。

豪斯金斯佯装又研读了一眼病历。他眼皮不抬地问凯特：“告诉我，大夫，你记不记得你是怎么知道病人把点滴管从胳膊上拔下来的？”

“我记得是她母亲告诉我的。”

“当时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凯特冥思苦想。当时的情形在她记忆中变得清晰起来时，她意识到说实话必然会显得自己有责任。但她仍答道：“我在护士站。”

“我能问你在做什么呢？”豪斯金斯问。

“有人叫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化验室来的？放射科来的？还是监护室来？是关于那个你送走的心脏病人的事？”豪斯金斯连连进攻。

“是私人电话，”凯特说。

“一片混乱之中，一人干两个医生的活儿，忙得你都不舍得把你宝贵的时间分给病中的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然而你却还能有时间去打私人电话？”豪斯金斯下垂的下巴略微抖动着，装出一副气愤状。

凯特尽力控制住自己，说：“是护士叫我去的，说是有急事。我发现是私人电话后，立即就挂断了。”

“能不能问一下打电话的人是谁？”豪斯金斯说。

“我认识的一个男的，”凯特说。

“你跟这个男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否则他不会无所顾忌地在凌晨一点钟给你往医院里打电话，”豪斯金斯说。

斯考特蓦地站起来。“主席先生。正当盘问中不应有含沙射影的内容。尤其是它与正在审理的本案毫无关联！”

“对不起，律师，可的确有关联。不过我还是收回那句话。大夫，你记不记得你对那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但愿我能挺到六点钟而不垮掉？’”

凯特猛然间记起了那句话，颇为慌乱的一怔。她一时如鲠在喉，但终于承认道：

“是的，我记得说过那样的话。”

豪斯金斯正待往下问，沃德医生伸出食指打断了他。起诉律师示意她发言。

“福莱斯特医生，”沃德说，“你真的觉得要垮掉了吗？”

“只是那么说说，”凯特解释说。“我非常疲劳，当时已经马不停蹄地干了好几个小时。”

“所有医生都经历过做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时那种长时间工作的艰苦日子。你要是真觉得快挺不住了的话，怎么还能继续给病人看病呢？”

“我说过，我只是那么说说而已，用词不当，”凯特说。“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我要是真感到失去治病的能力，会提出要求把我换下去的。”

沃德医生做笔记时，豪斯金斯抓住了凯特说的最后一句话。

“福莱斯特医生，依你看，一个医生要是头部遭到重击，会不会使其失去能力？”

“那要看有多严重，有这种可能，”凯特说，不明白他问话的含义。

“假如很严重，能否让医生失去治病的能力？”

斯考特提出反对。“主席先生，这种假设性的问题与本案无关。”

“豪斯金斯先生？”默特询问道。

“福莱斯特医生很快就能证明它是有关的。”豪斯金斯又转向凯特。“大夫，一位病人的父亲非常生气，你跟他动了手，是不是事实？动手的结果使你的头部遭到重击，是不是？”

“噢，那件事——这很好解释，”凯特说。

“那么大夫，请做出解释，”豪斯金斯口吻嘲讽地说。

“一个母亲带进来一个几乎昏迷的孩子。我怀疑孩子受到虐待，决定让其住院。孩子的父亲偏要把孩子抱走，显然想掩盖虐待的事实。我不交出孩子，他就打我。交手中，他把我推到墙上。不错，我头部的确撞了一下。”

“严重吗，大夫？”豪斯金斯问。

“挺疼的，仅此而已。”

“没有到脑震荡的程度？”豪斯金斯问。

“没有，”凯特答道。

“有没有引起头晕？”

“大概晕了一小会儿，”凯特说。

“你不觉得当时应该找人替换你吗？”豪斯金斯问。

“我当时只想着保护孩子，而且成功了。”

“接着又给病人看病，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豪斯金斯说。

“是的！”

“接着给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那样的病人看病？”

“你是不是想暗示我当时已失去为她看病的能力？你错了，先生！”凯特回击说。

豪斯金斯仍不罢休，他突然改变了话题和声调。

“大夫，你熟悉不熟悉法律上的一个名词，叫‘自我粉饰’？”

“我想我熟悉。”

“我要是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是自我粉饰，不算过分吧？”

“它对病人的记录真实而准确。包括我所有的发现和采取的所有措施，”凯特抗议道。

“根据这份病历，你做得无可挑剔，对那位可怜的姑娘极为关注，治疗得也及时和熟练。”

“是的，”凯特说。

“可我们却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你停止了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治疗，去关照另一位病人，”豪斯金斯指出。

“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