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判的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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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判的女医生-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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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考特在布里斯科的办公室里已等了一个钟头,才见那个年轻的外科大夫火急火燎地撞进来,满口歉意地说:“对不起,给一例结肠切除手术当助手。恶性肿瘤扩散的面积比古德里奇大夫预想的要大得多。”

斯考特站起来同他握手,布里斯科忙不迭地说:“请别客套,用不着起来。”他在堆放着杂乱无章东西的办公桌后面落座,松开白色大褂的扣子,四肢摊开,以驱除刚做完手术的疲惫,然后说:“凡·克里夫,找我有什么吩咐?”

“你知道此事不是为我,”斯考特说。“而是为了凯特·福莱斯特。”

“当然,我也是这个意思。只要是为了凯特,什么事我都乐于效劳。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聪明能干,充满活力。一流的医生。遇到这种倒霉的事真让人惋惜。当一个住院医生或实习医生可不是闹着玩的。在急诊科一干就那么长时间,说实话,一般人决对承受不了。可她干得特好,干绝了。但眼下被人指责,真不公平。你知道,这种事指不定哪天就落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头上。”

“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大夫。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佳辩护理论。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医生尽力而为,这种境况实在很糟糕。任何一个医生,无论资深的或年轻的,都肯定会像凯特·福莱斯特那样去做的。”

布里斯科肯定地点点头,说:“凡·克里夫,我马上要协助一个外科大夫做一例十分复杂的内脏剜除术。一个病人癌状扩散,从子宫扩散到腹腔。所以希望咱们不要谈得时间过长。”

“我只想泛泛了解一下,你在听证会上作证时将说些什么。”

“作证?你——你想让我作证?”布里斯科问。

“福莱斯特医生自己的陈述肯定会被认为有偏见,所以我们需要证实。谁能比你作证更有力呢?当时你在场。你也检查了病人。也看到了所有化验报告。”

布里斯科点点头,但倏然变得沉默起来。

“布里斯科大夫,关键的问题是:根据所有化验室报告、病人的症状和凯特·福莱斯特观察到的迹象,你从医学的角度出发,能不能说凯特采取的治疗措施符合当时情况的规定?”

“从医学角度出发?”布里斯科问。

“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外科大夫,目睹过许多这类病症,你是不是认为福莱斯特医生对施托伊弗桑特的治疗很得当?”

“她治疗得不错,我是说——”布里斯科似乎不知如何措词。

“布里斯科大夫,让我换句话说。福莱斯特医生的所做所为是不是符合这座医院的治疗标准?”

“治疗标准——”布里斯科若有所思地沉吟着。

“这是法律措词。简单地说,从医学角度讲,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是治疗得很得体?”布里斯科踌躇不语,斯考特又追问道:“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当然,你作证时,问的问题都带有法律语言的特点。我和豪斯金斯——”

“豪斯金斯?”布里斯科吃惊地问。“他是谁?”

“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法律顾问。”

“他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布里斯科问。

“州委员会开听证会时,他是福莱斯特医生的起诉人。”

“你是说他也将问问题?”布里斯科问。

“当然,他有权盘问我推荐的任何证人。”

“凡·克里夫,你给我打电话时,我以为你只是想了解点情况。但做证人——我过去从没当过证人。没跟法律打过交道。”

斯考特见布里斯科要打退堂鼓,便只好采取另一种方式。“我们先暂时忘掉作证的事。只简单地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应该明白,我希望能尽力帮助凯特。我对那个女孩儿印象很好。所以你提的所有问题我都会尽力答复。说吧。”

“很好,”斯考特说着掏出黄记事本。“福莱斯特根据她对病人的观察把你叫去时,你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急诊科的一名住院医,她叫你去是不是一种正常合理以及谨慎的做法?”

“这个——呃,对,我觉得这很普遍正常,也合乎道理。她遇到了令人迷惑不解的病例。”布里斯科就此打住。

“你下面的话是……”斯考特追问。但布里斯科却不再开口,于是斯考特又紧逼:“她遇到了令人费解的病例……你下面还要说什么?”

“我想,有了化验报告以及病人的呼吸、脉搏、血压等情况,却还不能作出确诊。这时——呃——叫来一位外科大夫,确定一下是否需要做手术是很正常的,”布里斯科说。

斯考特·凡·克里夫注意到布里斯科回答时,措词中加进了许多条件句。

“换句话说,大夫,遇到一个疑难病人,比如他发高烧、白血球高,还有其他化验出的症状等,此时叫来一位外科大夫磋商是不是正确的治疗手段?”

“是,没错,很正确,”布里斯科承认。

“那么你当时的意见是什么?”斯考特直率地问。

“你得明白,我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福莱斯特医生对我陈述的影响。”

“你没有检查病人吗?”

“检查了,当然检查了。”

“你同意福莱斯特医生的看法吗?”斯考特紧紧追问。

“我刚才说了,我的意见主要取决于她对我说的情况。病人的前后经过只有她最了解,我不过是间接了解一点儿。就像你们律师爱说的所谓‘传闻’。当我得知病人性生活并不频繁,月经也正常时,我没法怀疑病人患的是验尸官报告中所说的子宫外孕。”

“当时情况下你怀疑她是什么病?”斯考特问。

“可能是感染、肠内病毒、骨盆发炎等。但不会是宫外孕破裂。”

斯考特意识到,埃里克·布里斯科决意不与自己合作为凯特·福莱斯特辩白,而是想明哲保身,脱离此事,斯考特仍希冀做出最后努力,从谈话中有所收获,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

“大夫,那天晚上,你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做了检查,包括盆腔检查,是不是?”

“是的,”布里斯科说。

“检查时你有没有发现任何能表明那个年轻女子所患疾病的症状?”

“我一直想对你说的是,别人先告诉了我一堆信息,然后我才做的检查。我依赖的是福莱斯特医生的观察。没有性生活,没有停经……”

斯考特打断他说:“福莱斯特医生治疗时依照的不是也是类似的事实么?那么你们俩得出的结论是否一致呢?”

布里斯科脸颊涨红,表现出他内心的焦虑。“我说,凡·克里夫,我可没被人指控!我也不想让人指控!我希望能在市立医院完成我的住院医实习,走时获得个好名声,然后回科罗拉多与人合开一个诊所,人家在等着我呢。”

斯考特朝布里斯科凝视了半晌,见外科大夫泛着红晕的脸上渗出了汗珠。他似乎窥出了布里斯科不想被牵连进此事的苦衷。然而他又要保护自己的当事人。

“布里斯科,还剩下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警告、劝说或威胁你不要与我配合调查此案?”

布里斯科迟疑片刻,颇有些内疚地嗫嚅说:“没有,没人这么说。”

斯考特看穿布里斯科在撒谎。但逼他亦无济于事。而且传唤这样一个不情愿的证人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更糟的是,倘若豪斯金斯唤他出面作证——这现在看来十分可能——布里斯科将是个十分棘手难以对付的证人。从法律的角度看,明智的办法是根本不让他作证。布里斯科缄默不语,会不会是受到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恫吓或压力?

斯考特·凡·克里夫把黄色笔记本塞进公文包里,说:“布里斯科,谢谢你腾出时间和我谈话。”说罢朝门口走去。

“见鬼,凡·克里夫,我以为你能理解我!”布里斯科感情冲动地说。

斯考特转身直视他。“理解?那还用说。你想回科罗拉多行医,所以必须保持名誉上的清白,而昧不昧良心无所谓,”凡·克里夫尖刻地说。

“仅仅由于凯特在那个可恨的电视采访中提到了我的名字,你无法理解我招致了多少流言飞语。”

“把你的魂儿都吓出来了,是不是?”斯考特问。“是啊,所以要保住你自己,让别人下地狱!”

“要是我真能帮得了凯特也好说。可我作证根本救不了她。我将冒极大的危险,又不能带来任何结果。对凯特我表示歉意,因为我喜欢她,非常喜欢。可我无能为力,毫无办法!”

斯考特怒视着他,目光中充满蔑视。他走到房间门口。

布里斯科突然冲他大吼道:“那个阴性怀孕化验结果不是我做的,是她做的!是她误导了我们俩人!”

斯考特不屑一答,他跨出门,沿走廊走去,耳畔回荡着布里斯科的最后一句指责。

第20章

斯考特·凡·克里夫在为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做辩护准备的过程中越陷越深,与她配合得也越发紧密,因而他逐渐意识到,他对她的情感亦变得愈发亲近起来。这本身暗伏着一种危机。

他清楚地记得在法学院第二年上取证和审判实践课时,他的教授曾劝说:“千万不要把个人情感卷入一桩案子或当事人身上而失去客观判断能力。律师在法庭上遭遇的一些令人震惊和措手不及的话语往往出自自己当事人之口。因而要以看待敌对证人那样对待每一个当事人。质问他说的每一句话。找到核实的佐证,否则拒绝让他出庭作证。”

由于没有获得布里斯科医生的合作和佐证,加之听证会召开的日期又迫在眉睫,斯考特·凡·克里夫决定将教授的劝告运用到凯特·福莱斯特身上,检验一下她所陈述的那天夜晚在急诊科发生在克劳迪业·施托伊弗桑特身上的情况是否立得住脚。

为达此目的,他打算咨询几位妇产科医生。他所选择的男女医生都是有正式资格的、持有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证书的专家。每一位的工作单位都不是市立医院。他不希望这些医生的观点受到他们所隶属医院的影响。

在采访每一个人的过程中,斯考特还估量着对方是否有成为辩护证人的可能。当然,当证人的医生要能承受作证的压力。近几年陪审团对医生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所以医生们都把法律程序看做折磨人的宗教法庭,而没有公正可言。自然还有一些被称作为职业证人的专家,他们的观点无论是站在哪一边都是论价出卖的,因而既昂贵又未必靠得住。

然而斯考特思量,总可能会有一两个具有正义感的医生愿意挺身而出向凯特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他要先证实凯特处理施托伊弗桑特的方法是无可挑剔的。

他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妇产科专家斯蒂芬·威洛斯。在威洛斯的候诊室等待时,斯考特感到极不自在。满屋子全是妇女,有的肚子已大得吓人,有的则刚怀胎不久,还有的根本不像有孕,大概在等着做常规检查。为了掩饰他的尴尬,他随意翻看着一本极无兴趣的杂志。时不时地禁不住偷偷朝四周瞅一眼,看看那些女人是不是正以好奇的目光盯着他。

他恨不得站起来向一屋的裙钗宣称:“你们别以为我是谁的丈夫,到这儿来是检查精子的。或是让医生指点我什么时候和怎样做爱,以使我妻子受孕。”但其实他什么举动都没做,而是深深地埋头于杂志之上,直至候诊室空落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为止。

接待人员大声叫道:“凡·克里夫先生,威洛斯大夫现在可以见你了。”

他见威洛斯近六十岁的样子,或许更老一些,花白头发,戴眼镜,神态干练异常。

一个理想的见证人,斯考特暗忖。

威洛斯在刚离开的病人病历上写完最后一笔,抬起头说:“年轻人,你就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律师吧?”

“是的,大夫。”

“有事就快说吧,半小时后我还要在医院查房,”威洛斯说,他并没不耐烦,而是很热情。

“威洛斯大夫,此事与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即将召开的一次听证会有关。”

“噢?”威洛斯收起热情的笑脸。“这种事时有发生。”

“是的,先生,时有发生,而这次这桩案子是毫无根据的。”

“律师们常这么说,”威洛斯又接着说道:“我可不是专业证人。说实话,我惟一一次作证是冲着一位医生的。”

“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先生。”

“你想什么就说吧,”威洛斯说。

斯考特于是将凯特对他叙述的那天晚上发生的情况以及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历上的记录转述了一遍。威洛斯沉吟半晌,说:“病人说她性生活不频繁?”

“是的。”

“而且说她例假也正常?”

“是的,大夫。”

“为了证实,那个医生做了验尿怀孕检查?”

“是的。不幸的是,化验结果是阴性,误导了医生,”斯考特说。

威洛斯说:“我本人不愿意使用尿检,而认为放射性荷尔蒙分析更可靠。不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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