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伊格纳季奇，决意要从他嘴里探出秘密，因为这个秘密正折磨她这位老太太好奇的心。
华西里莎·叶戈洛夫娜起先闲话家常，好似开始审判的法官先问几个不相干的问题，借以分散被告的注意力。然后，沉默一会儿，她便深深叹一口气，一边摇头一边说：“我的上帝呀！你瞧，这是什么新闻！会有什么结果呢？”
“唉，老妈妈！”伊凡·伊格纳季奇回答，“上帝保佑！我们的兵力充足，火药很多，大炮已经擦好。或许能打退普加乔夫的进攻。坏蛋得逞，上帝不准！”
“这个普加乔夫是个什么人？”上尉夫人问。
伊凡·伊格纳季奇这才发觉自己说走了嘴，立刻不吭声了。但是，为时已晚。华西里莎·叶戈洛夫娜强迫他和盘托出，向他发誓决不告诉任何人。
华西里莎·叶戈洛夫娜恪守誓言，没有向任何人走漏一点风声，只除了神父太太一个人而外，这也是不得已，因为神父太太的牛在草原上放牧，得小心叛匪劫走。
不久，大家就纷纷议论普加乔夫了。传闻五花八门。司令派遣军曹前往各村各塞去打探。过了两天，军曹回来报告，说是他看到离本要塞六十俄里的草原上有无数篝火，问巴什基尔人，说是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正在开过来。此外，他提供不出确切的情报，因为他不敢再往前走了。
要塞内的哥萨克中间，看得出发生了异常的骚动。他们聚集街头巷尾，窃窃私议，一看到骑兵和驻防军就立即散开。叛匪派了密探打入他们中间。有个皈依正教的卡尔美克人名叫尤莱的来见司令，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机密。尤莱告发，那个军曹的情报是假的。那狡猾的哥萨克回要塞以后，对他的同伙说，他曾到过暴徒那里，见到了他们的头头，那头头让他吻了自己的手，跟他谈了好久。司令马上把军曹关起来，让尤莱顶替他的位子。哥萨克们听到这个消息，公然表示不满。他们大声口吐怨言，而奉命执行司令指示的伊凡·伊格纳季奇亲耳听到他们说道：“看你有好下场！驻防军耗子！”司令想当天就提审犯人，但军曹从禁闭室逃跑了，显然他的伙伴帮助了他。
新的情况使司令更加不安了。捉了一个持有造反告示的巴什基尔人。司令想趁此机会再次召集军官开会，因而又想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华西里莎·叶戈洛夫娜支使开去。伊凡·库兹米奇是个过分直心眼的人，脑子拐不过弯来，他除了上次使用过的办法以外，想不出别的花招。
“你听我说，华西里莎·叶戈洛夫娜！”他干咳两声，开口说道，“盖拉西姆神父据说从城里收到了……”
“别瞎扯！伊凡·库兹米奇！”上尉太太打断他的话说，“你当然又是想召开会议，又想把我使开，好让你们讨论叶米里扬·普加乔夫的事情。可这次要骗我，办不到！”
伊凡·库兹米奇目瞪口呆。
“嗯，老妈妈！”他说，“既然你已经全知道了，那么，你留下来也得。我们当着你的面讨论也无妨。”
“好！这才象话。老爷子！”她回答，“要耍滑头，你可不是那号人。好了！去叫军官们吧！”
我们又聚集了。伊凡·库兹米奇当着夫人的面向我们朗读了普加乔夫的告示。这告示是由一个文理不通的哥萨克执笔写的。匪首宣称他要立即进攻我们要塞，号召哥萨克和士兵加入他们一伙，劝告长官不要抵抗，否则格杀勿论。告示行文粗俗，但很有气魄，因此，对于老百姓的头脑一定会产生可怕的影响。
“真是个骗子！”司令夫人说，“他竟胆敢指示我们！要我们开门欢迎他，把军旗放在他脚下！嘿，这狗养的！他难道不知道我们从军四十年了？多谢上帝！我们什么事情都见过了。难道真有屈从叛贼的司令官吗？”
“当然不会有，”伊凡·库兹米奇回答，“不过听说，那强盗已经攻占了好些要塞了。”
“看起来，他倒是人多势众。”希瓦卜林说。
“让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有什么真正的力量。”司令说，“华西里莎·叶戈洛夫娜！把仓库的钥匙给我。伊凡·伊格纳季奇！把那个巴什基尔人押上来，吩咐尤莱拿根皮鞭来。”
“且慢！伊凡·库兹米奇！”司令夫人说，站起来，“让我把玛莎送到别的地方去。不然，一听到喊叫，她会吓坏了。老实说，我也讨厌拷打。你们干你们的事吧！”
逼供讯在古代司法中成了惯例，已经根深蒂固了，以至禁用刑讯的圣旨长期不发生作用。大家都认为，罪犯的口供理应是犯罪最有力的证辞——这种想法不但毫无根据，甚至反而跟健全的司法观念完全抵触，因为，如果被告否认他有罪，这不能证明他无罪；那么，如果被告承认他有罪，同样也更不能证明他有罪。直到目前我还偶尔听到一些老法官对野蛮习惯的取消表示遗憾。即算到了现在，对刑讯的必要性，无论是法官还是犯人，也都毫不怀疑。因此，司令的命令没有使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惊讶和激动。伊凡·伊格纳季奇去带那个锁在仓库里的巴什基尔人去了（仓库的钥匙归上尉夫人保管），过了几分钟，犯人已被带进前堂。上尉命令把他带进来。
巴什基尔人跨过门槛，费了一把劲（因为他带了脚镣），他摘下高高的帽子，在门边站住。我看他一眼，不禁打了个寒噤。一辈子我也不会忘记这个人了。他大约七十来岁，没有鼻子，没有耳朵，脑袋剃得精光，没有胡须，零星长了几根灰毛。他个儿矮小，精瘦，驼背，但两只小眼睛活象两团火。
“嘿嘿！”司令说，根据他吓人的特征认出了他便是1741年暴动受刑者中间的一个，“看来你是一只老狼，从前落进过我们的陷阱。看起来，你造反不止一次了，难怪你的狗头刨得这么光。来！挨近一点，从实招来，是谁派你来的？”
巴什基尔老人不吭声，抬眼望着司令，好象根本听不懂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做声？”伊凡·库兹米奇接着说，“兴许你别尔米斯①不懂俄国话吗？尤莱！用你们的话问他，是谁派他到要塞里来的？”
尤莱用鞑靼话翻译了伊凡·库兹米奇的问题。但巴什基尔人用同样的表情看着他，没有回答一个字。
“雅克西②！”司令说，“在我这儿不怕你不招。弟兄们！剥掉他鬼样的条纹袍子，抽他的脊梁。尤莱，使劲揍！”
①鞑靼话：完全。
②鞑靼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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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老兵动手给他剥衣。那苦人儿的脸上现出惶恐的表情。他四面观望，象是一只被顽童们捉住的小野兽。一个老兵抓住他两只手把他驮起来，尤莱就挥动皮鞭抽打他的光背脊。这时，巴什基尔人呻吟起来，求饶的声音微弱，摇摇头，张开嘴，嘴里没有舌头，只有短短的一截舌根在里头打战。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的时代，而现在我又活到了亚历山大皇帝施行仁政的圣朝，我不能不为文明的进步和人类友爱的原则的传布而惊讶。年青人！如果我这本笔记落到了你们的手里，那么，请记住，最好最牢靠的改革渊源于移风易俗而无需任何暴力震动。
大家都吃了一惊。“喂！”司令说，“看来，从他口里是挤不出什么名堂了。尤莱！把这个巴什基尔人押回仓库里去吧！
军官先生们！咱们还得来讨论讨论。”
我们便开始讨论当前的形势。华西里莎·叶戈洛夫娜突然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样子慌慌张张。
“你怎么啦？”惶惑的司令问她。
“先生们，糟了！”华西里莎·叶戈洛夫娜回答，“下湖炮台今日上午失守了。盖拉西姆神父家的长工从那里来。他亲眼看见要塞是怎样攻破的。要塞司令和全体军官通通被绞死。
全体士兵成了俘虏。眼看强盗就要到这儿来了。”
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我大吃一惊。下湖炮台司令是个文静谦和的年轻人，我认识他。两个月前他携带年轻的妻子离开奥伦堡路过此地，到过伊凡·库兹米奇家里。下湖炮台距离我们的要塞约二十五俄里。我们随时可能遭到普加乔夫的袭击。一想到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的命运，我不禁心悸胆寒。
“伊凡·库兹米奇！请听我说一句话，”我对司令说，“誓死保卫要塞本是我们的天职，这点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妇女们的安全。请把她们护送到奥伦堡去，如果道路还畅通的话。要不然就送到叛匪一时打不到的比较远、比较安全的要塞里去。”
伊凡·库兹米奇转向他老伴对她说：
“你听我说，老妈妈！说真的，是不是先把你们送远一点，等到我们把叛匪收拾了，你们再回来，好吗？”
“唉，废话！”司令夫人说，“哪里有炮弹飞不到的要塞呢？白山炮台有哪点靠不住？谢天谢地！咱们在这儿已经住了二十二年了。巴什基尔人和吉尔吉斯人都见过了。兴许也能躲过普加乔夫！”
“也好，老妈妈！”伊凡·库兹米奇说，“你相信咱们的要塞靠得住，那你就留下来也成。不过，我们拿了玛莎怎么办？如果叛匪我们对付得了，或者救兵赶到，那当然好。唉！要是叛匪攻破了要塞呢？”
“嗯！那时……”华西里莎·叶戈洛夫娜语塞了，样子非常惶恐。
“不！华西里莎·叶戈洛夫娜！”司令接下去说，他看出，他的话可能平生
第一回起了作用，“玛莎留在这儿不行。得把她送到奥伦堡她教母那里去。那里有足够的兵力和大炮，城墙又是石头造的。我也劝你跟她一道去。你虽则是个老太太了，倘若要塞被攻破，我看你也够呛的！”
“好了！”司令夫人说，“就这么办吧！把玛莎送去。可我，你做梦也别想我去。不去就是不去！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何苦跟你分手，何苦到外乡去找一座孤零零的坟墓！我跟你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要死也一同去死。”
“也在理。”司令说，“好！别耽误了。马上去打点玛莎上路，明日一黑早就出发。我派人护送，虽然人手已经不够了。
可玛莎在哪儿呢？”
“在阿库琳娜·潘菲洛夫娜家里，”司令夫人回答，“一听到下湖炮台沦陷的消息，她就感到心里堵得慌。我担心她会病倒。我主上帝呀！我们居然落到这步田地了！”
华西里莎·叶戈洛夫娜赶忙去打点女儿起程的事。我们在司令那儿继续讨论。但我已不再介入，也听不进去了。玛利亚·伊凡诺夫娜晚餐时出来了，一脸惨白，两眼哭红。我们默默地吃饭，比平日更快地吃完。跟司令一家人道别以后，我们便回家去。但我故意忘记带佩剑，以便回转身去取。我料到玛利亚·伊凡诺夫娜会一个人在那儿。不出所料，她正好在门边迎接我，把佩剑交给我手里。
“别了，彼得·安德列伊奇！”她眼泪汪汪对我说，“他们要送我到奥伦堡去。祝您健康和幸福。或许上帝开恩，会让我们再见面的。万一不能……”说到这儿，她失声痛哭起来。我拥抱了她。“别了，亲爱的！”我说，“别了！我的亲人，我的心上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请你相信，我最后的思虑和最后的祈祷都必定落到你身上！”玛莎痛哭，贴紧我胸膛。
我热烈地亲吻她，然后急忙冲出房间。
第七章猛攻
大哥呀，我的大哥！
俺吃粮弟兄们的大哥！
当兵打仗三十又三年，
俺吃粮弟兄们的大哥！
唉！他既没有挣得一房家私，
也没有讨得快活日子过，
又没有赢得高等的官爵，
更没有捞得美名儿半个。
只落得，两根高矗的柱头，
只落得，一根打横的槭木，
只落得，一圈上吊的丝套索。
——民歌
那天晚上我没睡，衣服也没脱。我打算天一亮就去要塞大门口，因为玛利亚·伊凡诺夫娜要打从那儿经过。我想跟她作最后一次道别。我感到内心起了很大的变化：跟不久前的灰心丧气相比，这时的心境已经不那么难受了。心存不甚分明然而又热切甜蜜的希望，巴不得危险临头而心焦，满腔充塞着崇高的荣誉感——这一切跟离愁别恨融合成一体了。一夜不知不觉已经过去。我正要出门，这时房门打开，一名军士走进房向我报告：我们的那些哥萨克昨晚擅自撤离了要塞，把尤莱也劫持而去，而此刻，在要塞附近有一批来历不明的骑马的人在巡行。我马上想到玛利亚·伊凡诺夫娜走不成了，这使我心惊肉跳。我匆匆给了军士几句指示，立即跑到司令那儿。
已经天亮了。我沿街飞跑，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我停住。
“上哪儿去？”伊凡·伊格纳季奇追上我说，“伊凡·库兹米奇在城墙上，派我来叫你。普加乔夫来了。”
“玛利亚·伊凡诺夫娜走了吗？”我忧心忡忡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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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