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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与平叛（2）
3月13日，双方在棉湖、鲤湖一带交火激战。
此前一天——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在北京行馆内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不朽遗嘱，与世长辞，终年59岁。
当噩耗传到激战的棉湖前线时，东征三军不禁放声大哭。据说，蒋介石当时即在阵地上跪北遥拜，痛苦万分。东征西路军在前线###追悼孙中山先生，由总指挥蒋介石主持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宣读祭文，戎马倥偬之间，蒋介石含泪提出尊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不失时机地举起了孙中山这面大旗。
孙中山去世的消息激起敌我双方的斗志，棉湖之战越打越惨烈。何应钦的教导1团只有12个连，很快陷于10倍敌人的包围之中，苦撑到13日中午，教导2团、粤军第7旅以及部分海陆丰农民自卫军赶来增援，教导2团从鲤湖突袭敌人后背，于次日晨将林虎主力消灭。战斗中，黄埔教导两个团2000人加上随军行动的黄埔学生500人，共阵亡600人，仅教导1团即阵亡300人，后来据查，大多是共产党人。
棉湖战役被蒋介石视为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战役之一。此役是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以来第一次出征之战的胜负关键，直接关系到他能否成为国民党最高军事主持人。他说：“此役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灭，广东革命策源地亦不可保。”战役实际指挥官何应钦也忘不了这一场靠官兵苦战给他带来一生荣誉的战斗。在何晚年，每逢3月13日，他都要邀健在的当年战斗参与者聚会，纪念这场难忘的战斗。
东征右路军乘胜继续追击，19日占领五华，次日占领兴宁，23日占领梅县，洪兆麟、林虎残部逃向福建边境，陈炯明则死死地躲在惠州城。
4月13日，按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蒋介石出任党军司令官。那时人们已习惯把黄埔军校学生军称为党军，这是一支国民党自己的军队。按命令，原党军两个教导团扩编为党军第1旅。
虽说黄埔军校军党军编制不大，只有一个旅，但战斗力特强，在当时广州地区的各部军队中有口皆碑，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基本依靠力量。
东征军本来准备继续战斗直捣陈炯明的老巢惠州，但由于东征军内部发生了变化，不得不停止进攻惠州的军事行动。
身为东征联军总司令的杨希闵和东征联军中路军司令刘震寰本是起家于云南、广西的旧军阀，他们之所以参加孙中山的革命阵营，并非是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其真实动机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实力低于其他军阀，一再受到排挤，为了改变处境，他们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指挥粤军许崇智部驱赶陈炯明时，暂时投靠孙中山的革命阵营。
刘震寰是桂系军阀中最先加入国民革命阵营的人，由于他善于伪装，故为孙中山所看重，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当选为5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之一。在1924年7月11日的国民党军委会改组中，又成为军事委员会9人委员之一。出于政治野心，此人对广州政府和孙中山一直心怀不满。1925年2月，他趁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之际溜到昆明，与云南军阀头目唐继尧密谋，计划唐继尧率兵占领广西，刘震寰在广州响应，一举挤垮革命政府。2月25日，唐继尧指挥滇军占领南宁，摆出进攻广州的架势。
杨希闵本是滇军军阀，因其伪装得巧妙，也得到重用，在国民党“一大”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军委委员。此人利用自己军队盘踞广州城的便利，将广州的财政收入全部纳入他的控制。广州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为解决政府所需经费和黄埔军校的费用，有时甚至不得不跑到躺在鸦片床上的杨希闵前低声下气地交涉，达到近乎恳求的程度。在杨希闵看来，孙中山靠几支不成气候的建国军不可能推翻北洋政府，不可能北代成功，因此，他看上的只是富庶之区广东省军务督办之职。他暗中跟北京的段祺瑞联络，并已得到承诺，只要打垮广州革命政府，他就是新督办。
东征期间，杨希闵和刘震寰两人暗中勾结陈炯明，按兵不动，几乎致东征右路军于死地。东征右路军攻下兴宁后，缴获了他们与陈炯明、林虎暗通款曲、交换军事情报的密电。坐镇广州的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也获得了刘震寰与唐继尧密商、杨希闵通过港英当局与北京段祺瑞来往的情报。 。 想看书来
东征与平叛（3）
当胡汉民静观杨、刘二人进一步的动作时， 1925年4月28日，杨希闵密令建国滇军曾万钟师和4个独立旅从东征前线撤回广州，刘震寰也率建国桂军从东江撤回广州，双方在广州城内部署兵力。接着杨希闵赶到香港与北洋政府代表商谈，刘震寰也赶到南宁与唐继尧筹划。不几天，段祺瑞、陈炯明、陈廉伯、杨希闵、刘震寰五方代表在香港开会，准备公开叛乱。
在此背景下，5月18日至25日在广州城内，国民党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这是随孙中山北上的汪精卫、戴季陶、宋子文等人回到广州后，国民党中央为纪念孙中山而召开的专门会议。会议决定无条件接受孙中山的遗嘱，坚决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一任务特殊的会议上，在杨希闵、刘震寰阴谋叛敌的前夕，原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戴季陶却跳出来，趁纪念孙中山之机，在如何认识孙中山的伟大历史功勋和如何认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问题上，提出要建立“纯正三民主义”。
戴季陶的“纯正三民主义”没有被深入讨论，因为大家都认为眼下不是寻经论道的时候，如何对付旨在推翻革命政府的即将爆发的叛乱问题已迫在眉睫！
正当反对广州革命政府的一切敌对势力正积极准备叛乱时，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中国人民在中共直接领导下抗议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房屠杀中国人民事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史称“五卅运动”。这次运动规模很大，席卷全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抗议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几乎使整个中国都沸腾起来了……
然而，在刘、杨准备叛乱的事情败露后，在“五卅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滚滚向前发展的时候，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与汪精卫等人，以东征处于紧要关头、不得内部残杀为名，主张向杨、刘妥协，他们派出邹鲁作为代表前往香港劝说杨、刘二人回广州共商大计，只要杨、刘悔改则既往不咎，甚至表示，如果需要，可以改组大本营，以满足二人的政治要求。但杨、刘二人根本不理睬这一套，反而狂妄地让邹鲁回广州转告胡汉民：“你要打的话，我们让你先打三天不还手。”
廖仲恺和中共方面主张对杨、刘坚决镇压。
5月13日，廖仲恺星夜赶到汕头东征右路军总部，急召蒋介石、周恩来、何应钦、许崇智等人会商###杨希闵、刘震寰部的计划。
蒋介石、周恩来极力支持平叛。
5月19日，党军在梅县东校场誓师。5月20日，蒋介石指挥党军主力向广州挺进。
5月23日，杨希闵、刘震寰从香港回到广州，得知黄埔教导团回师广州的消息，急忙集中兵力，在广州东郊地区布防。
6月3日，广州革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命令杨、刘二人服从政府，交出防地，交出所占财政。杨、刘二人拒不从命。革命政府于6月5日免去杨、刘二人所任职务，勒令其听候查办。
杨希闵、刘震寰见事已至此，索性公开叛变，指挥叛军攻占省长公署、粤军总部、公安局和有关机关。杨希闵还以“建国滇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公告，声称为了防止共产党作乱和广东赤化，所以拒绝接受政府命令。
蒋介石得知叛乱暴发，立即指挥主力部队向广州龙眼洞、瘦狗岑一带叛军发动进攻；与此同时，驻扎在北江的建国湘军谭延辏Р亢椭炫嗟虏烤梁郝纺舷轮比」阒荩蛔ぴ诮鞯脑辆罴蒙畈肯蚨硕ス阒荩恢榻喜康睦罡Ａ植烤偷胤椿髋丫Ｆ蕉ㄅ崖业亩氛谥泄驳暮耪傧拢玫搅斯と恕⑴┟瘛⑹忻瘛⒋笾醒闹С郑饭と司傩邪展ぃ率古丫耸渲卸稀�6月11日晚，各路联军向近5万余众的叛军发起总攻。次日，叛军被全部消灭，杨希闵、刘震寰二人逃往沙田租界，后转往香港。
6月13日，蒋介石率师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广州卫戌司令，全权负责整治因叛乱引起的社会混乱，但他没想到比社会###更为严重的一场政治内乱正等着他！
早在广州革命政府忙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时，1925年6、7月间，披着国民党左派外衣的戴季陶从广州跑到上海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发表后，人们才知道，原来他所谓的“纯正三民主义”，不过是打着解释三民主义的旗号，放弃孙中山自己解释的新三民主义，照搬旧三民主义，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孙中山提出的以革命方式贯彻三民主义的方针，反对孙中山生前决定的以国共合作的方式完成国民革命的主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东征与平叛（4）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是“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从而把三民主义纳入封建思想体系，篡改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同时借称孙中山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基础”来贬低马克思主义，他称马克思只是社会病理学家，不是社会生理学家，唯物史观过度单纯。
关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戴季陶认为进行国民革命的民族斗争，就可不讲工农阶级的利益，不需要阶级斗争，只需要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简而言之，戴季陶就是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放弃阶级斗争，向反动势力投降。
关于建立一个所谓纯粹国民党的问题，戴季陶指出，任何团体都有“排拒性”和“独占性”，所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应该退出去。他要把国民党从各革命阶级联盟倒退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组织。
总之，当初曾同意国共合作、素有国民党理论家之称的戴季陶此时摇身一变，把国民党右派的理论、观点整理成了理论体系，时人称之为“戴季陶主义”，成了不折不扣的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
戴季陶曾为孙中山起草过一些报告和文章，发表过不少主张反清反侵略的文章，还主编过一些革命党的报刊。此人在党内历任要职，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是中执会三人常委之一、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孙中山领导下的最高三人小组成员，主管党务、宣传和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地位仅居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之后。戴季陶和孙中山关系较好，长期作为孙中山的幕僚，为孙中山出谋划策。他和蒋介石有着特殊关系，“二次革命”失败前后，两人成为好友。蒋介石几次赌气离开护法北伐前线，拒绝出任大本营要职和黄埔军校校长职务，都是戴季陶在孙中山面前疏通，并劝说蒋介石以大局为重，导致蒋介石虽一而再，再而三地离职却得以不断高升。在社会上，更是流传着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为戴季陶和日本女人所生的传闻，称小纬国出生后，由于戴季陶惧内而将他送给一起在日本共事过的蒋介石。正是因为戴季陶在国民党内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和影响，所以对于戴季陶发表的那两本小册子，国民党右派们纷纷喝彩拍手叫好，他们推波助浪，很快在上海、广州两地刮起了一股“戴季陶主义”的旋风。对于刚刚平息了杨希闵、刘震寰武装叛乱的革命者来说，这股旋风似乎是国民党内在政治、思想上的“文”的叛乱。于是在上海、广州两地，赞成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中共和国民党人士立即对“戴季陶主义”进行反击，针锋相对地掀起了批判的浪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蔡和森发表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瞿秋白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恽代英发表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文章，口诛笔伐国民党右派的叛逆行径。正因为戴季陶的行为引起了内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下训令：“规定党员非先经党部议决，不能发表关于违反本党之主义与政策的根本原则的言论。”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市国民党党部都向国民党中央提案，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查禁戴季陶的两本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