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第70部分-吉米小说网

　　6新贫阶级兴起
　　社会底层收入最低的一群，每年可支配所得入不敷出，必须动用过去累积的储蓄。他们没有什么改变未来的能力和契机。2001年收入最低一级的家庭储蓄率是负的16％。中产阶层最害怕贫穷，但也慢慢地变穷。从“主计处”所得收入者十分位的统计中，第五级到第八级的中间所得者，过去25年来，所得占全台湾所得大饼的比例都微幅缩水2％。也因此，连收入稳定的军公教人员也很清楚，现有的福利制度一定不可能维持到未来。连最有钱的一群精英，那些适应力量强、最懂得如何竞争的赢家，在新贫的气氛笼罩下，也担心会被淘汰，跌出赢者圈。从收入最高者到中产阶层，都对新来的“贫穷”感到很不舒服。对自己未来的收入不乐观、对未来的生活环境不看好，是台湾“新贫”阶级的共同隐忧。也有人提醒，不应该只将“所得”和“财富”当成幸福的唯一指标。虽然过去多数台湾人眼里的价值只有“钱”，因此不择手段追逐财富，牺牲其他的价值。但当逐渐成为主流的新贫阶级，慢慢变成中产阶层的同义词时，这也会是未来2～3年大家最关心、也最担心的趋势。陈雅慧，同前引文；2003年2月21日。
　　

“教育普及”与“权力重新分配”（1）
　　“教育普及”与“权力重新分配”　对社会阶层间的影响力
　　根据相关统计，1952年，台湾地区的文盲高达总人口的42％，而1995年，文盲比率已降至6％。这样的转变应归功于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自1968年起，台湾当局即要求所有7～15岁的孩童都必须入学，至少接受九年国民教育。此一政策不但奠定教育普及的基础，同时也促成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该统计同时也指出：1950年，学龄儿童的就学率尚不及80％，然而到了1975年，就学率已超过90％了。同时，高中高职毕业生的升学率，也由1940～1960年间的40％左右上升至1986年的85％；而学龄人口（6～21岁）的在学率则由1965年的68％提高至1986年的79％。教育使人知识提升，经济发展则创造新兴部门和职位，两者并行不悖，互为因果。“###终身学习网”：《迈向学习社会白皮书》，台北，2002。
　　　　台湾现代化的阶段与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现代化的工程，是从1949年的农经改革开始的。第一阶段的政策实施主要有三：1949年的“三七五减租”、1951年的公地放领、及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其后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对发展台湾工业进行有系统的建设。以迄至1974年鉴于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应对能源危机的发生，1976年开始施行六年经建计划，并从1980年开始实施十年经建计划，且自1982年同时推行“科技发展方案”，展开以信息工业为主的科技化主导策略。陈瑞贵：《国际论坛——全球化下多元文化性的可能》，台北：南华大学学术期刊出版，1998年11月。
　　　　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
　　就结构功能论而言，任一社会部门的变迁必会带动其他部门的改变，使社会再趋于整合。从现代化的概念而言，变迁的过程会是全面的、整体的。从经济公平的角度而言，经济发展的硕果应普遍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即社会大众的福利应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台湾现代化的过程基本上不出此一理论架构。在人口组合、都市化、职业流动及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质量上表现出相同的趋向。
　　就人口组合而言，1951年以后的30年间，台湾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明显下降。1951年出生率高达4987％，死亡率为1157％，到1985年降为出生率1803％，死亡率481％，同期自然增加率由4168％降到1291％。死亡率的降低相对使台湾人口结构老化，高龄化人口比例增加。65岁以上人口同期由1951年的245％增至505％。同期预期寿命亦大幅延长，男性由5338岁而为7082岁，女性由5633岁而为7581岁，分别增加174岁、1948岁。出生率与死亡率的降低，老年人口的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在人口转变理论上显示的意义是：家庭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夭折率降低，营养摄取来源充分，医疗条件良好，家庭及社会劳动力的需求转变和家庭社会价值的转变。这种趋势始终呈现稳定的发展状况，至1997年出生率为1507％，死亡率为559％，人口增加率为987％。65岁以上人口占805％，平均寿命男性是7191岁，女性是7779岁。
　　就职业流动而言，1951年农业人口占5669％，工业占1632％。这种情形在1980年以后出现明显转变。1970～1981年间台湾农业人口由3514％降为1884％，工业人口呈现小幅上升由2991％而为4239％，服务业由3495％增为3887％，呈快速成长现象。同样现象表现在同一时期（1961～1983年）的就业人口数的转变：1961～1983年间就业总人数由3525万人增为707万人，呈递增的趋势，其平均成长率在第一阶段（1961～1971年）为315％，而第二阶段（1972～1983年）为310％。农业的就业人数则呈递减的趋势，第一阶段其平均成长率为…056％，呈小幅递减，而第二阶段则以每年…248％加速减少。工业及服务业的就业人数皆以较就业总人数为高的成长率增加。在第一阶段工业就业人数的平均成长率为683％，较服务业之542％高出141％。至第二阶段工则以548％较服务业之438％高出11％，但其差距有缩小现象。
　　综上所述，在1961～1989年总就业所增加的人数及农业部门所移出的就业人数，皆由工业和服务业两部门所吸收，尤其上述第二阶段（1972～1983年）服务业吸收的人数相对增加。此种现象显示出1960年代以后台湾的就业结构走向工业结构，而且自1980年代后半期以来，服务业人口快速增加，及至1995年首次超过50％，正说明台湾正快速形成后工业社会。陈瑞贵，同前引书。
　　在就业人口的性别比重上，女性由1951年183％提高到1978年的297％，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人数比率亦有明显的转变：1978～1978年女性在一级产业（农业）由4781％降为1241％，二级产业（工业）由1863％增为4198％，三级产业由3356％增为4474％。若以职业类别而言，同期最大的增加率是监督及佐理人员由701％增加至1867％。其次为生产作业员由1888％增为3673％。妇女的大幅就业及监督与佐理人员所占比率的提高显示：台湾女性地位趋于平等，两性价值观改变，社会流动频仍，成就标准取向增强，女性教育水准提高及其在社会与家庭角色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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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普及”与“权力重新分配”（2）
就教育普及而言，1951年小学以下教育程度占9027％，1985年为492％，1993年则为3817％，而同期大专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33％、899％及1313％。高等教育的在学率则由1976年的1570％升至1985年2315％，1997年则达5106％。每万人口中研究人数则由1981年的86％人成长至1996年的334％人，增加4倍。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准的提高显示出文盲率的降低和高学历化社会的形成，这有助于政策的推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高科技的引入、生活素质的改良、公共事务的民众参与和产业的升级。尤其现阶段台湾大专学生人数所占人口比率虽低于美、日，但仍高于英、法，实有助于未来加速后工业化社会的形成。谢雨生，同前引文，第154～195页。
　　就都市化而言，1952年台湾10万以上人口的都市只有8个，1980年达17个，高雄市及台北市已成为百万人以上的都会区，此外台湾在1960年只有53％集中在都市，1982年有75％，至1985年为786％。台湾都市化更产生郊区化的现象，工业化及经济发展产生都市社区和郊区住宅化的现象。都市化和多中心化社区的形成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区生活的享受，但也产生公共卫生和人际疏离等社会问题。同上引文。
　　就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质与量而言：穿衣方面，1952年平均每人衣着支出为67美元，1979年为3785美元。居住方面，1952年每人生活用电平均每月23度，1985年为47度。用电普及率由1952年的290％增至1978年的976％。平均每人居住坪数1965年为21（69m2），1979年为65坪（2145m2），至1985年为61坪（183m2）。交通方面，1971年机车为826万辆，但1980年代以后快速成长，1981年为4593万辆，至1996年达9284万辆。汽车的拥有量1951年每千人1辆，但1988年每千人为105辆，1997年更达244辆。休闲娱乐方面，订阅书报杂志份数1952年为374份，1979年为1413份，1985年为2073份。1952年电视机尚未问世，1985年每百户有931户拥有彩色电视，同年每月平均休闲时间为2149小时。1980年台湾地区出国人数每千人次为485人次，1987年则达1058人次，至1997年更达61620人次。此等比率正在加速提高中。
　　从以上各项产业经济和社会结构指标可见，台湾过去半个世纪在力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民的生活素质和基本需求的满足情况均产生相同趋势的提升。吴乃德：《台湾阶级流动的差异及原因——槟榔和拖鞋西装和皮鞋》，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权力逐渐由经济权力所决定
　　台北都会区消费社会的扩张期出现在1980年代的后期，消费能力伴随经济发展的成长，投入较前期更为昂贵的消费场域，最具指针意义的是在境外旅游及家用汽车方面。资料显示，台湾汽车、旅游人口及旅游业最为快速的成长出现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这里，台湾当局保护政策的转变，开放观光特别是对中国大陆，减低汽车进口税，外币开放交易等，不仅意味着经济也是消费社会的国际化，也显示出政府的主导性力量。陈光兴与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　Movements共同主编《台湾消费社会形成的初步思考》，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2001。
　　80年代末期的解严与解除报禁，另类媒体大量出现；同时，上述主导性的民间消费力量多多少少也决定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走向与形式。在消费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机构就是KTV运动的快速形成，以跨阶级、性别、年龄、族群的姿态，特别是在都会区快速扩散。台北市在1987～1990年期间出现了770家KTV，到了夜晚，整个城市几乎被　KTV所覆盖，KTV所呈现的不只是简单的消费空间弥补所谓集体消费的不足，它同时广泛地为群众运动与聚集所使用，政治人物也必须补习熟练歌曲来接近民众，对诸多歌王歌后而言，KTV成为他／她们自我培养另类自尊（selfempowerment）的重要场域。庄淳雅、魏棻卿、林美姿，同前引文，2002年10月号。
　　90年代中期是台湾消费社会形成进入深化期的阶段，也遭遇到所谓国际化与全球化时代的冲击。在此时期，信息经济结构快速搭建，表现在卫星有线电视的快速扩张，所谓三台垄断彻底打破；网际网络及大哥大在90年代后期快速狂飙，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
　　因此，在此时期对于媒体新科技的掌握以及能否接合到其运作逻辑中，成为社会权力的核心问题。在此消费社会深化时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主导台湾社会的力量已由国家掌控的政治逻辑向经济发展主义逻辑过渡，从大量资本家进入国家体制可见政商共治的政经体制，这是否意味着在下一个阶段社会权力将完全由经济权力所决定，仍然有待观察。总体来说，台湾地区消费社会的形成不是突如其来、更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部门的延续与扩张，在其逐步扩大的变动过程中与政府、民间、媒体、资本、市场等既存历史空间相互形塑，在动态过程中决定了它的内容与形式。庄淳雅、魏棻卿、林美姿，同前引文，2002年10月号。
　　

影响中产阶层的大众文化与传播（1）
自1970年代起，台湾的经济即快速成长。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家庭支出在娱乐文化部分在70年代中期至1980年是至今最为快速的时段，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最具代表意义的是“7…11”形式的便利超市开始在台北都会的出现。资料显示，台湾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是汽车、旅游人口及旅游业最为快速成长的时期；90年代中期是台湾消费社会形成进入深化期的阶段，台湾民众的消费行为过程已无形中形成了点、线、面地毯式的变动。换言之，由1970～2004年间，民众消费形态不仅是在社会阶�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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