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母国语言，民族经济机关职员则以初中毕业为普通，初中以上也不少。大型商场职员也要求受过现代教育，只有旧式店员所受学校教育特别少，如衣料零售业的职员中，初中毕业仅占1％～2％。忻平，同前引书，第127～128页；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16、713、705页。 以“服务社会”为行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选才时，要经过笔试、口试、体格检查等三个环节。因应考者为大学或中学毕业生，程度参差不齐，故考试科目以基本之学课为限。但银行事业包罗万象，与各业均发生关系，故各种人才均有需要，考题亦不限于一隅。考试主旨是对人才设法深求其思想是否纯正，见解是否准确，并设法测量其理解能力和基本智识程度。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795～796页。 民国18年（1929年）银行将实习学校改为银行传习所，以培养专门银行人才为宗旨，在教材选择、教员聘任、录取学生上都极其严格，取精重质。是年8月举行第一次考试，资格以高中毕业、大学预科毕业或高等专门学校肄业二年以上者为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同上引书，第806页。 一些大的民族企业，新职员的录用，也用招考的制度。投考的资格，练习生须为初中毕业。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14页。而二三十年代各华资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要职几乎都由归国留学生担任，如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徐新六、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钱兴之、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均为留日、留美或留英的归国留学生，他们构成了华资银行界的中坚力量。何益中：《归国留学生与上海华资银行业的进步》，上海：《史林》2000年第3期，第93页。 安克强通过对29位上海市政府主要领导官员资料的分析，发现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学历高，均在高等学府或军事院校接受过高等教育。1929～1930年，市政府24％的职员为大学毕业生，25％是中学毕业生，11％是小学学历，7％来自教师进修学院，还有4％是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安克强，同前引书，第88～89页。
由此可见，就个体层面所受的教育及组织层面的科层制结构而言，职员阶层是上海社会最具现代性的群体。学校以其社会组织及社会化场所的功能，使教育成为促使一个人具有现代性的、非常强有力的直接和独立的因素。英克尔斯在对发展中六国进行的从传统到现代人的研究中发现，在决定个人现代性的水平上，教育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直接的和独立的因素。教育等级每升高一层，现代人的比例就有实质性的增加。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及社会化场所，学生们在那不仅学到知识与技能，而且学到了新的态度与价值，发展了新的行动倾向。见前引书，第197～201、205页。 而科层制作为一种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技术化、理性化、规则化、非人格化的有效组织形式。这使得职员阶层作为现代城市人群，首先表现出较强的现代意识和职业道德。由于大多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易于接受新事物和现代价值准则，具有现代人的法理、良知与判断是非的标准，因而表现出较高的自律、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社会品性。忻平，同前引书，第128页。 这既是上海社会在转型中思想信仰和职业选择多元化特征的反映，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对新的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他们遵守行业规范：“仪容整洁、态度和蔼、职业道德、服从上级、遵守规则、不管闲事、办事敏捷、讲究效率。”对待职业有极大的责任心与创造性，能自觉地将职业谋生上升到为社会服务的高度，其职业的宗旨是：为己谋生，为人群服务。职业教育的训练要点是责任心、工作效能、互助、廉洁、乐业兴趣、创造精神。因此，敬业、乐业、创业精神往往成为企业的表率与凝集力，同上引书，第128页；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1页。并推动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职员职业效能、道德规范和敬业精神的培养，又与外在的制度化环境密切相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以提供方便、周到、高效的服务作为立行之本，提高银行的社会信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一方面确立了“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的行训，要求员工不仅应有银行理论知识及实务培训，还要“有大公无私之精神”、“热烈之服务精神”、“以光大行务为职志”、“重大我，轻小我”；另一方面制定了具体、严格的《服务规则十条》，甚至连员工谈话、行走、仪表、态度等日常举止都要详加规范，以此保证员工具备良好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能竭诚、高效、尽责地服务于社会和客户。每年根据考核结果，将行员分为三等若干级，分别进行奖惩、迁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同前引书，第798～802、809～817页；参见陈文彬《社会信用与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发展——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中心》，上海：《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第55～56页。上海市环球货品商业同业公会关于会员公司职工服务规则系由永安、先施、大新、新新、丽华、中国国货、中华、丽安、泰昌洋货木器及华新等十家共同议定，全业遵守。其中对工作、给假、纪律、奖惩、损害赔偿等都有详细规定。同样，小百货商业同业公会曾颁布《会员商店职员服务规则》，计十章六十一条，作为全行业的“店规”，要求零售商店的店员共同遵守。上海百货公司等编著《上海近代百货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264～265页。
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2）
与上述特征相矛盾的是，职员阶层又表现出典型的保守心态和依附人格。由于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渠道的有效性受到了不同资本分配差异的制约，文化资本既与经济资本存在着转化关系，同时又具有自身的再生产机制，因而使得层际之间和层际之内具有了相对封闭的特征。对于资本拥有量较多的人，其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现代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增加了谋取职业的要求和难度，这使得层际之间的流动对多数人来说并不容易发生，如果有也多是不同资本之间转化的结果，即使在层际内部，因各层次之间的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低到高的宝塔形分布也决定了升迁的难度。虽然职员阶层一般在人际关系中注重规则与契约，有着理性化的处事方式和态度，但由于身处被雇佣的地位，职业地位的获得必须通过刻苦努力、勤勉工作和等待时机，加之职业具有稳定性，薪水高于普通劳动者，因此，他们对此多为看重，求得安定是其普遍的心态，并由此形成了顺从、忍耐、非独立、非进取的依附品格，难以真正实现其追求的独立人格。职员人格的形成既与科层制相关，又受上海后发生型现代化的条件制约。科层制一方面促成了现代组织管理的理性化和效能化，另一方面却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工具理性所造就的合理“铁笼”里处于被物化的境地。连连，同前引书，第34页。在米尔斯看来，与19世纪的农场主和商人——作为自己主人的一些坚忍不拔的个体相比，20世纪的白领职业者从来就没有过作为农场主那样的独立性，更谈不上商人式的发财机会。他们总属于一些别的什么人，如公司、政府或军队；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提高自身的地位。由于现代理性的出发点已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社会的制度化结构，因此，“这些机构通过其科层式的计划和像数学那样精确的预测，不仅夺走了抓在它们手心里的小人物的自由，而且也夺走了他们手中的理性。百货商店、工业公司、合理化的办事机构和政府部门中的等级核算制度所展示出来的是灰色的工作方式和程式化的、有一定许可范围的自主性。而在科层制对自由和理性的侵入当中，自由职业者则是把社会裹束在一起的那些巨大的权威链条上一群可替换的部件。”C赖特·米尔斯，同前引书，第11页。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上海表现得同样典型。30年代洪深曾谈到，许多大饭店里的职员奉命唯谨，一切唯老板与顾客之命是听，被训练得已没有任何是非观念。忻平，同前引书，第129页。这种科层制对人的自由和理性的侵入在上海后发生型现代化社会里其表征更为突出。一方面职员阶层中的生活方式与形象足以使之成为现代人的典范，但另一方面某种卑微人格却更突显了半殖民地都市现代人群的致命缺陷同上引书，第129页。——“既有比上不足的自卑，也有比下有余的自满，在尊卑、贫富、权势和良心之间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维持和拓展生存空间。”###：《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160页。 30年代进行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调查显示：在外商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员，薪金虽然一般比旧式商店要高些，但企业内的高级职员大都用洋人，其薪水要比中国职员的薪水高出四五倍，多至十余倍，日常享用为中国职员所望尘莫及，而公事上又对中国职员颐指气使，实足显出“洋大人”的威风。中国职员一方面感到洋行员的生活比华商机关要好些，因而死心塌地地为其做事，另一方面高级职员多用外国人，这使中国职员永久处于被指挥的地位。这些由外国人设立的训练洋行员的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其特点：一是懂外语，但不能掌握职业上的技术；二是虽懂外语，但不会利用这一工具去学习，对国际贸易、金融、产业等等，都没有什么了解；三是虽对外国人有些愤怒，但民族革命意识并不很高；四是因为职业地位相对稳固，因而进取心较少。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09～710页。这种典型的满足于助手和仆从角色的心态，使得现代社会要求的独立人格意识与不惜委曲求全保全职业的生存态度之间产生了深深的人格裂痕，进而造成现代社会健全人格所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在职员阶层中的严重缺损。
由于上海中产阶层的产生是在一个后发生型的国家里，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与距离，与西方国家相比显得尤其大。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虽然内心常常倾向于被雇佣的工人，但其学识、教养、技能、地位又明显高于工人，当劳资双方发生纠纷而涉及其利益时，感情的天平又往往偏向资方。忻平，同前引书，第128～129页。这其中既是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所造就的阶级区隔的作用，同时更是职业生存环境压力及个体的无自主性状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工人和职员的来源不同，前者多来自贫农家庭，后者多出于地主、富农家庭，同时也因为两者之间所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加之在产业落后的中国，职员与资本家之间所保持的封建关系更浓厚些，以致经济上的统治者，容易故意把工人与职员划分开来，以便驾驭职员去统治工人，也足以加深工人与职员两者之间的距离。例如在一些企业，故意将工人与职员区分开来，禁止职员与工人来往、谈话、交际。因此，一般工人不是仇视职员便是对职员客气。仇视是因为职员处处帮助厂长、经理来剥削他们；客气则是因为职员是社会上好似高人一等的人物。至于职员，也有人把工人看得比自己低下，而不管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时还不及工人。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00～701页。可见，在一个后发生型的现代化社会里，中产阶层承载着比西方中产阶层更多的重负和压力，科层制的控制、外来势力的压迫、封建性的依附等等足以使他严守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行为价值取向，小心翼翼地避开各种是非纠纷的旋涡，从而保住他工作中最重要的动力也是最后的希望所在——职业地位的升迁和职业报酬的提高。
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3）
知识阶层
庞大的具有现代专业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日益增多的现代文化机构密切相关，截至抗战前，上海已有1214所大中小学校，几十所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几十家广播电台，几十家电影公司，上百家出版机构与医院，上千家报纸杂志社、通讯社等。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为城市的现代文化设施与日益扩大的社会文化需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