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化重镇和出版事业中心，20年代各种短期文学刊物、小型民办书店、民办出版社如雨后春笋，造成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随着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他们依靠稿费、翻译费、版税和编辑费的收入来保证生活。陈明远：《文化人与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63～64、54页。沈端先（夏衍）自日本留学归来后，1927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译书成为其公开职业，译稿费每千字2元，每天译2000字，每月可有收入120元。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第129～130页。鲁迅从1927年10月～1936年10月在上海生活的9年间，据陈明远考证，平均每月收入700多元（约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属于当时典型的自由职业文化人，同时也是五四至抗战前夕中国文化界中间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明远，同前引书，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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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结构（2）
如果对中产阶层职业收入和职业地位作具体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新中产阶层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地位结构分层。直接表现为中产阶层不同行业和不同级别在收入序列上的差异以及自上而下递减的收入规律。抗战前四行二局一般职员月收入（含各项津贴）在100元以上，中小银行中级职员在50～60元之间；30年代上海报社主笔月薪200～400元，编辑主任100～200元，编辑40～100元；新式商业系统的高级月薪100～200元，普通职员20～40元或10～30元不等；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6～747页。相较于不同行业的收入差异，行业内部的分层更为显著，上下层的差距有数倍甚至十几、二十几倍之多。以政府公务员为例：1928年市长的月收入为675元，局长、秘书长和参事同样薪水丰厚，月收入为450元。其余45％的雇员每月挣60～250元，45％的低工资者每月收入20～50元，还有极少数人每月基本工资为20元。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比为1∶225。《上海特别市土地局年刊（1928年）》，第411页。转引自〔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89页。在外资企业服务的职员收入可观，差距更为悬殊。销售部主任可月进千元，高级职员在200～400元，中级职员100元，普通职员50元，练习生10～20元，高低相差50～100倍。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6页。 文化人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按稿酬标准及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4等。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1～2元，每月个人生活费及书刊费约20～30元，结婚成家后每月生活费需60元左右；小有名气的作家稿酬为千字2～3元，生活费120元；二等作家已成名，稿酬为千字3～5元，生活费至少160元，月收入有200元左右，进入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一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400元甚至更多。陈明远，同前引书，第102页。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按照职业地位和职业收入作一个初步的划分，那么新中产阶层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市政府的市长、局长、秘书长、参事，企业、公司、银行及商业系统中的厂长、总工程师、经理等高级职员，大学校长、教授，报社主笔，著名作家、律师等应属于上层，其职务或地位在同行中为最高级别，月收入至少在200元以上，其中一些人处于向社会最上层的精英阶层过渡的位置。中层包括市政府中的科长、一等科员、二等科员，企业、公司、银行的中级职员，工程师，大学讲师，中小学校长，部分中学教师，编辑主任，小有名气的作家等等，其职务和收入都处于行业的中等地位，月收入一般在80～200元左右。下层基本上由处于行业末端的几个级别组成：市政府中的三等科员、办事员、雇员，企业、公司及银行的普通职员，商业系统的普通店职员，小学教师，打字员，练习生，文学青年等等，月收入大约从20～80元不等，其人数构成中产阶层的多数。同处职业地位序列等级的上述群体，由于行业间收入的差异，在收入上有超出或不到各等级划分标准的情况时，应根据职业性质和职务地位作出相应的界定。
根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工人生活的统计调查，1928～1929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50元，最低为8元，一般为158元；女工月工资最高为24元，最低为7元，一般为125元；此外加上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4～5人的工人家庭，通常有两人同时做工，一般每月工资收入为28～32元。同上引书，第75页。30年代国内学者以月薪34元为低收入档次的标准，可见，中产阶层下层中的普通店职员、练习生、私小教员的收入与一般工人家庭工资收入水平相似，而且要维持四口之家的基本生活支出，非得有一人以上家庭成员就业不可，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7页。因而处于较清贫的境地，其余部分则基本属于平均生活水准上下。如果仅就工资而言，中产阶层的部分下层人士并无多少经济上的优势，其区别主要在于职业本身劳动性质的差别以及所受文化教育程度的不同。此外，由于新兴职业实行的多等级、小级差的工资制度及科层制特点，新中产阶层的下层较工人有着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而逐年晋升事实的存在，使得下层中产阶层能在一定程度上忍受低薪的待遇并且不失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总体来说，与广大产业工人相比，只要是能够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生活水准的中产阶层，不满和怨言就相对要少许多，也更能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公务员、大中学教师、中级职员、工程师、编辑等月收入达到100元以上者，可以住两三间房子，还能雇佣女佣，其职业和收入往往优于一般大众，并因此确立了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他们中的许多人喜欢穿西装、吃西餐、进咖啡馆、看电影、举办新式婚礼，追求生活的时尚与品位。当时西装在沪上极为流行，成为银行职员、大百货公司店员、教师、文化人等各行各业人的常用着装，据称“海上人士穿西装的，约占十分之四五”。据郑逸梅《西装商榷》记载，见高福进《“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8页。由于服饰是上海社会的重要名片，即使在一些行业的工人中，如邮工，“穿西装的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甚至信差苦力“穿西装的也未始没有”。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66～467页。正如鲁迅所说：“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鲁迅：《上海的少女》，《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563页。 吃西餐、进咖啡馆等餐饮习惯，从早期沪上的西人、买办、有钱的上层人士，到后来为中产阶层所接受，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由西方引入的时尚生活而逐渐流行开来的。据1946年统计，上海登记注册的咖啡馆为186家，如加上餐馆、旅社、娱乐场所、宵夜店等处设立的咖啡间，估计不下500间。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283页。价格在2角至7角5分之间，租界里的娱乐场所更贵。徐迟等：《上海众生相》，上海：新中国报社出版1941年7月1日，第79页。而被称为“大餐”的西餐，以英式、美式为主，还有法式、德式、意大利式、俄罗斯式等，高福进，同前引书，第42页。其中又有档次之分。高档的西餐馆最低消费30元，物美价廉的俄式西餐（又称“罗宋大餐”）1元2角，质量已相当好了。蒋为民主编《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97～98页。吃西餐、喝咖啡相较穿西装而言，更具有文化符号消费的特点以及阶级区隔的作用。一方面西餐和咖啡的价格限制了大部分劳工阶级的消费，另一方面，吃西餐、喝咖啡的复杂讲究以及西餐馆里的西文菜单，也自然地将消费者作了分层。到西餐馆和咖啡馆里来的除了西方人、买办、企业家和有钱人外，以公司企业职员、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要消费力量。但这并不表明西式餐饮已成为中产阶层的主要饮食方式，而只是作为一种引领时尚、界定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的消费符号和印记，使原本普通不过的西人餐饮方式在中国被改造成了一种具有休闲意味和生活情调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于是，“许多大学生们，他们是不进小馆子的，就是口袋里只剩得几毛车费了，也必要送到西餐馆才放得下心。”忻平，同前引书，第366页。同样，对在外商公司、洋行做事的职员以及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来说，看美国影片往往是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作为赶时髦的谈资；而放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也较为讲究，如规定职员必须穿着整齐，容貌整洁，忠于职守，会用英文，甚至不能吃带味的东西，不能喝酒等等。汪朝光：《早期上海的电影业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上海：《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期，第34页。至于婚礼，更是成为推陈出新引领时尚的具有符号意义的仪式。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的一批新式知识青年就提倡西式婚俗，包括用证婚人的新式婚礼，由牧师主持的教堂婚礼也在知识阶层中流行。唐振常，同前引书，第736页。到30年代，集团婚礼作为一种新式婚礼出现。据1936年上海市年鉴记载，1935年4月3日，由市政府主持在市府大礼堂举行了首届集团婚礼，共有57对新人参加。男性中商人21人，白领职员、公务员、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有36人，工人与农民则无一人。当日美国派拉蒙、米高梅、福斯等电影公司均派人拍摄新闻片，有万余人在现场观看了婚礼，盛况空前。同年共举办了五届集团婚礼，参加者达399对。《上海市年鉴》1936年（上），B，第139、136～137页。及至40年代和抗战胜利之后，集团婚礼仍在进行。忻平，同前引书，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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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结构（3）
由于新兴职业所具有的现代性、知识性、专门性以及可能获得的优厚待遇，使中产阶层既成为现代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又成为社会大众羡慕的职业群体，其生活方式也自然引领着社会风尚与习俗的流变。确切地说，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建构，是以现代化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西方化为其发展导向的，但同时它又是一种新与旧、中与西的拼接，在文化类型上兼跨中西的一种过渡形态。唐振常，同前引书，第728～729页。作为市民生活的实际参与者和社会舆论的主体力量，中产阶层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对上海社会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并在形塑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理和群体意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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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1）
上海新中产阶层实际上是一个由多种职业构成的层次多、分布广的异质性群体，其内在的职业结构和地位分层显示，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应从整体性和异质性两方面作完整的把握。新中产阶层内在的分殊和异质性，直接影响着群体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及政治倾向、政治态度的一致，妨碍了它作为社会稳定器功能的发挥和作为社会再生产源泉的作用。就20世纪前期上海的中产阶层而言，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由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群体特征、生活方式等因素综合而成的 “现代人”特性的影响。鉴于职员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在职业构成与职业特征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对两个阶层的群体特征分别进行论述。
职员阶层
现代化及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劳动分工，促成了各种新兴职业的出现，新式职业的兴起刺激了职员队伍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个正在转型中的群体，内部既有相当一批旧式职业从业人员，又有成批接受近代学校教育的青年。到20年代以后，在一些新式领域，职员的专业技能一般都需要训练和教育，通过考核才能被证明，并按其学历被纳入不同的职业和职别。一般说来，学历高低与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大致成正比。其中金融业职员的文化水平为最高，其高级职员多为大学毕业生及留学生，一般职员大多为中等学校毕业生。外企职员则要掌握所在机构的母国语言，民族经济机关职员则以初中毕业为普通，初中以上也不少。大型商场职员也要求受过现代教育，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