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毒”，“使《格调》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格调’”；《新周刊》：“这是一本极好玩的书”；《文汇报》：“正如人们曾经谈论‘媚俗’、‘品味’一样，今年以来在京城又开始流行一个词语——格调。”《格调》向人们展示了怎样的关于生活品味的路径呢？“等级是什么？它不仅是你的职业，不仅是你居住的地方，不仅是你的餐桌举止，也不仅是你有多少钱或者你能挣多少钱。等级是一系列细微事物的组合，你很难说清楚。”《格调》作者从美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与文化消闲等各方面对不同阶层的不同行为方式做出了描述，因为对社会等级的“高度敏感”，中产阶层是一个十分讲究虚荣的阶层。同上引书，第23、286页。距《格调》中文版不过一年，大陆很快有了它的翻版——《阶层：中国人的格调与阶层品味分析》，由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7月推出。作者将品味作为阶层划分的一种标志，认为人们对等级的不同划分反映了所在的阶层：下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的；接近上层的人则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身份等级不可缺少的标准；生活在中层的人们一方面认为金钱对于等级差别非常重要，同时又认为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同等重要。陈少珙：《阶层：中国人的格调与阶层品味分析》，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第3～11页。从《格调》的畅销到跟风者的大量出现，我们知道，“品味” 在某种程度上正成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一种时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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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与品味：一个时髦的话题（1）
中产阶级在西方国家的大量出现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与国家机构职能的转变到来的。定期领取足够数额薪水的雇员队伍日渐庞大，这些薪水保证了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中间的地位，从而促使这些新兴群体迅速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阶级。Vidich； Arthur J， ed； The New Middle Classes： LifeStyles； Status Claim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95中产阶级继工人阶级之后成为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概念的狂欢：一种文化现象
“中产”的概念虽在20世纪初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但它在大陆的最新流行却迟至20世纪晚期，它是在“白领”、“小资”之后又一个迅速为人们所接受的群体名词。
“白领”：“白领”在大陆的走红与1987年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中文版的印行无疑又有着一定的关系。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许多新兴行业的兴起造就了社会变迁时期新群体的出现，“白领”为这些群体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身份坐标，尽管它与米尔斯的原意并非一致。在米尔斯那里，“白领”阶层的涵盖范围很广，白领职业者在现代美国社会中的分布几乎从上到下，无处不在，其中大部分人都属于中下收入等级。学校教师、商店内外的推销人员以及各式各样的办公人员构成美国白领阶层中三个最大的职业团体。而在中国大陆，随着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白领”一词被赋予那些在这类企业从事各类行政、管理与技术工作的人们。这些工作要求较高的外语水平，因此也就要求较高的教育程度。这类工作的高报酬既为他们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地位，也使他们拥有了较高的职业声望。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白领”迅速成为中国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名词。与此同时，这一高收入群体所拥有的高消费能力更是吸引了商家的目光，他们瞄准“白领”群体，将其推为大陆新兴的富裕阶层及生活形态的领军人物。在这一点上，媒体与商家进行了充分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白领”为对象的“白领杂志”陆续出现；“报刊如《申江服务导报》便设有以‘白领心事’为题的专栏。近年广州的高消费品（尤其是住宅楼盘）广告，亦纷纷以白领身份、形象及生活方式加以招徕。”媒体上后来又流行的对所谓“金领”的关注，基本上只不过是名词上的转换而已。吕大乐：《白领：新兴的中产阶级》，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小资”：“白领”之后便是“小资”在大陆的重新走红。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小资情调一直在现代文学中有所反映；只不过到了1949年之后，作品中具有这一情调的人往往是作为一种缺乏革命性的角色出现而受到革命者的帮助教育，有的人最终战胜了“小资”所特有的软弱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如林道静；有的人则站到了反动派的一边成为革命的敌人，如余永泽。“小资”因而被罩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受到人们的纷纷回避。在灰溜溜了多年之后，“小资”忽然之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许多报刊、书籍都以小资为描述对象，“情调”成为小资们彼此确认的绝对暗号。反观1993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面还没有“小资”的条目，只有“小资产阶级”一条，它是这样解释的：“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包括中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1271页。这个解释沿袭了以往从生产资料的角度进行的阶级分类方式，剥离了阶层的其他社会特征，从中看不出任何当下小资所拥有的品味特征，更是与文化、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无甚瓜葛。《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5月7～14日合刊总第142期以10页的篇幅，对“小资”进行了描述与剖析，在这个以“小资的自摸与十三不靠”的专辑里，集结了对小资的定义、小资的生活经验以及小资的文化认同的某种调侃。文章认为，由于小资们精神、品味先行而金钱、物质匮乏，因此，在讲究个性、品味与生活方式的这批人里，时时会有一种错位的尴尬。如那些“没人敢说”自己不爱听音乐的小资们聚在一起欣赏的，常常是电影的配乐及爵士等，而且热门的话题是音乐家们的逸闻趣事；读书亦如是，《挪威的森林》、杜拉斯、卡尔维诺以及史努比漫画都是小资的必读书目。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小资们所崇拜的东西，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几乎没有一样来自本土。
书店里，以小资群体为目标的书籍触目皆是，直接以小资为名的书也层出不穷。如《亲爱小资》、《小资女人》、《小资部落》、《天堂里的小资们》、《小资的风花雪月》、《打开小资的玫瑰门》、《小资的私人幸福手册》……而你若在网上搜索一下“小资＋书”，就会有上六位数的项目供你选择。费瑟斯通认为：“新型小资产阶级者是一个伪装者，渴望自己比本来状况要更好，因而一味地对生活投资。他拥有很少的经济或文化资本，所以他需要得到它们。因此，新型小资产者采取向生活学习的策略，他有意识地在品味、风格、生活方式等场域中教育自己。”他们“认同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在向广大观众传播知识分子理念的过程中，他们扮演起了媒介人的角色。”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第132、133页。这一切似乎都决定了“小资”的出现只是为了给“中产”做一个绝好的铺垫。
中产与品味：一个时髦的话题（2）
“中产”：作为一种有代表意义的新兴阶层，“中产”引起较为广泛的社会注意，不能不归功于有着大众传媒之便的公共媒介。自称“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的《新周刊》于2001年11月的第118期上，以“忽然中产”作为封面专题，开始了它的“中产”之旅，之后，又分别在多期刊物上对新阶层做了报道与渲染。仅《新周刊》杂志的封面就有许多与此相关，如2002年1月第122期的“阶层之谜”、第126期“向知道分子致敬”、第137期“2002生活方式创意榜”、第140期“和新生活一起兜风去”、第144期“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诞生”等等。此时的中产已远远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了。它是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财经理念，“中产就像是一个社会精英的风向标——人人都愿意、也可以按自身的标准来把自己圈定为其中一员……它不是单纯的中产阶层，而是饱含着趣味、文化、身份等种种的认同感，一个一夜暴富的人连中产都算不上，因为他不知道卡尔维诺，不听罗大佑，甚至连《大话西游》都不曾看过，你说可怜不可怜？”广州：《新周刊》2001年11月1日总第118期。不独《新周刊》一家如此，其他一些杂志也已将与“中产”这一群体生活有关的内容纳入自己反映的重要范畴，如以“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为口号的《三联生活周刊》。检索《三联生活周刊》从2001～2004年的杂志封面，我们就可看到许多与中产有关的话题：“居住改变生活”（2001年第1期）；“I 恨宜家”（2001年第13期）；“中产阶级与汽车”（2002年第27期）；“中国首次富人调查”（2002年第40期）；“国产MBA”（2002年第44期）；“波波族与新文化运动”（2002年第47期）；“中产阶级的名牌青春期”（2003年第12期）；“买车，我们出发”（2003年第21期）；“人车之争，中产阶级在捍卫什么”（2004年第34期）；“6万：中产阶级的门槛？”（2005年第3期）等等。另外如《中国青年报》、《外滩画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均对“中产”这一新兴人群以各不相同的命名做过各式报道。更有人为中产者给出了明确的物质描摹：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轿车，住房通常是150平方米以上，有三个房间、两个卫生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带有餐厅的厨房；许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家庭设备已成为生活的必备——空调、洗碗机、洗衣机和干燥机、电烤箱、自动咖啡壶、面包烤炉、大屏幕彩色电视、遥控高保真音乐中心、家庭影院、家用电脑和宽带网、数码相机、玻璃纤维钓鱼竿……一个中产者家庭和一个中等收入者家庭还不完全相同，后者必须把收入的39％拿去购买食品。可是一个中产者的主妇，只把收入的20％用来购买食品就足够了，而且吃得更讲究……凌志军：《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高扬的消费主义
与其说“中产”是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层面上作为一个新兴阶层而受到媒体与商家的注意，不如说它是在消费层面上作为一个时髦的主体符号而引起了两方面的兴趣。长期以来物质的困乏使得外在的禁锢松懈以后，人们对财富、地位的渴望与诉求喷薄而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那么虚无缥缈，透过物质上实实在在的消费终于落到了实处。对他们而言，物质上的炫耀性消费，最容易满足他们对自身地位优越感的获得，“一个人要使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为了使自己在他们的观察之下能够保持一种自我满足的心情，必须把自己的金钱力量显露得明明白白，使人在顷刻之间就能一览无余。”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66页。中国中产的兴起正逢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时期，这为注重以消费为起点确立自身社会地位的中产阶层提供了一个一展身手的舞台。其实这并非哪一个国家中产阶层成长过程中的独有现象，稍微了解一下世界各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历程，我们就可明了，时尚消费总是与中产阶层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因而桑巴特认为，正是中产阶层对宫廷生活的效仿、对奢侈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推动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产生、繁荣与发展。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而这种对奢侈品的需要，又往往以追求品味与生活方式的面目出现。英、法、俄、美、日、韩等国的中产阶层无不如是。比如英国中产阶层早在18世纪的发展初期就很注重形象的塑造，社会对性别尤其是男性形象的预期更多的是通过他们对物品的消费来具体规定的。Kidd； Alan； and Nicholls； David； ed Gender； Civic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到了20世纪后期，消费已经成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则是英国各方的一个共识。同时市场又通过对既定男性气质的质疑而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