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们大概都是在花强北逛逛，大家经济上、观念上也都差不多。如果两个人的收入差很多，那可能会出去几次后，就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差异太大就不行，同样的钱，两个人对钱理解就不一样。两个人花钱的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才会一起去逛街。”也就是说，某些中产阶层在选择社交圈时不但特别注意性格和兴趣上的默契，他们也很注重而且不得不（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注重对方的社会地位，一般不与比自己知识水平和经济收入差的人密切交往。
在访谈中还发现，受访的中产阶层与社会上层有一定的交往，但这种交往比较多地停留在应酬的层面。他们的多数真正的朋友，也就是最亲密的社交圈，往往跟他们是一个阶层的。武汉的访谈对象W10在谈到最知心的朋友时指出：“这些朋友主要是一些可以谈精神性的、政治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的人。这样的朋友主要是大学的同学。”上海的访谈对象S7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他说，上海有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会，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把通知发给他们。去年他去过一次，吃顿饭，每个人交250块钱。香港同学去得很多，有五六十个，都在上海做生意。开始有大陆的学生去，后来就越来越少，他自己去过一次就不去了。他之所以不去参加聚会，根据他的观点是因为圈子不同，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学校里的事叙叙旧就行了，老叙就没意思了。主要是行业不同，他们收入比较高，经常在上海图书馆附近的网球场打网球，都要自己付费，有时请大家打高尔夫球。他们在这种场合交流信息，像西方的商人阶层一样。我们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所以后来就不大去了。”
中产阶层常常知道培养优秀社交圈的重要性。他们希望通过继续深造等方式提高自身社交圈的质量。有许多受访者都指出他们要通过读MBA、EMBA的方式，一方面提高自身的学历，另一方面是获得社会资源的一种好的方法。在北大读EMBA的访谈对象B11是这样评价他所在的学习平台的：“它是个非常好的平台，确实非常好的平台，并且整个这个团体，我认为是中国的精英团体，至少除了我以外。确实我能从那个团体里体会到很多东西。至少，我能琢磨出点东西来，能开阔眼界，拓展你的视野。你看问题的角度啊，你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啊，都会有一些你平时悟不出来的东西。”
中产阶层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这就决定了其社会资本构成的复杂性，其社会资本很少以首属群体交往所形成的资源为主。在访谈中，很少有受访的中产阶层提及家庭或家族的资源对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社会关系往往是大学同学、客户、经过多种关系认识的朋友。社会资本结构的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与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某些实地研究就有所不同。刘林平对深圳市平江村实地研究指出，当地以汽车运输业为主的居民（属于蓝领阶层）是以家庭和家庭网络为首要与重要社会资本的。以个体的核心小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借助于家庭亲族网络的力量而求生存与发展，是平江人的基本生存之道。即使要拓展家庭亲族的社会资本，也通常是通过同乡（包括小学和中学同学）和邻居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平江的社会资本基本上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的来源比较单一。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316～328页。由上述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中产与非中产在这个问题上的阶层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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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3）
从社交活动的场所来看，中国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更多倾向于在茶馆、酒吧、咖啡馆、酒店、饭店以及体育场馆等职业行为的“后台”开展社交活动。尽管中产阶层中的不少人也会在家中或朋友家中进行人际交往，但其比例不如非中产高（具体数据见表4…14）。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社交更倾向于在娱乐和休闲的场所而不是家庭。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米尔斯对于中产阶层生活的描述：“随着家庭作为心理生活中心地位的下降，以及工作时间的缩短，闲暇与娱乐生活却逐步把家庭的职能接替了过去。”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273页。
表4…14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社交场所的对比单位：％社交场所收入中产非中产消费中产非中产职业中产非中产学历中产非中产茶馆、酒吧、咖啡馆5033503742334327酒店、饭店4529553242323730体育场馆14913121310138会议场馆32522231朋友家或自己家中4049414843484054工作地点171771719131812网上77565894
不仅如此，对于社交场所的品位，中产阶层也有自己独特的爱好。懂得在品位上把自己与别人区隔开来。上海的访谈对象S4就指出：“酒吧分两种，一种是比较吵闹的，一种是安静的。我喜欢去的都是些有现场乐队的酒吧，喜欢去听他们演唱。安静的酒吧会放些柔和的音乐，这个比较适合学生或谈朋友什么的，这个我一般去的比较少。”在访谈中，许多中产阶层都对本城市的著名茶馆和酒吧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中产阶层对社交场所的态度。地点的选择廓清了中产阶层社会交往的空间边界，并为其社交圈的纯净性提供了保证。也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其结构复杂的社会资本才能得到良好的运作。
调查显示：从网络交往来看，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态度几乎没有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本书还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另外，在会议场馆和工作地点的社会交往，两者也没有明显的差别。很显然，无论是中产还是非中产，他们并没有把社交看作是自己职业角色在“前台”的一项重要活动，而将其定位于“后台”的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数调查对象对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效益不够重视。
从身份认同与社交场所的角度来看，认为自己是社会下层的调查对象在茶馆、酒店、体育场馆等休闲娱乐场所进行社交的比例最低，在工作地点也很少社交，他们在家中社交的比例与中层相近。在自认为是中层的人群中，从中下层到中上层，在茶馆、酒店的社交比例依次增加（具体数据见表4…15）。由此可见，主观与客观两种指标的分析结果还是大抵吻合的。
表4…15身份认同与社交场所的交叉分析单位：％茶馆酒店体育场馆家中工作地点1下层2424645122中下层37291248173中中层38381243154中上层45401048175上层3850131338
一般认为，社交方式可以划定不同阶级阶层的边界。由表4…16的数据可以反复说明，中产阶层较之非中产，更乐意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但有三种情况例外，其一是家庭所在社区的活动；其二是业余爱好者的聚会；其三是网友聚会。分析个中原因，与下文所述的中产阶层的社交目的有一定的关联。在所有中产中，学历中产更重视同学聚会；职业中产则更重视与同事在一起的各种社交活动；而消费中产似乎更喜欢独处，他们不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的比例是所有中产类型中最高，甚至比非消费中产还要高，对网友聚会更是不屑一顾。
表4…16 中产与非中产的社交方式单位：％收入中产非中产消费中产非中产职业中产非中产学历中产非中产家庭所在社区的活动1415101513111217工作单位举行的集体活动3932403443243627同学聚会5946614852556137下班后的同事聚会5645504958384844业余爱好者的聚会1918241817201621网友聚会23032323以上都不参加613119712617与同事的聚会，无论是正式的（单位举行的正式活动）还是非正式的（下班后的私下沟通），都直接与自身的职业、威望和地位相关。因为，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就是单位。与同学聚会，看似缺乏功利目的，实则也能给人带来很多重要的资源，达到社会交换的目的，同样可以影响到个体的事业、名望和社会地位。特别注重地位（按米尔斯的话说，这甚至是一种地位恐慌症）和名望的中产阶层当然非常注意这些活动，希望积极参与。相反，社区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单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中产阶层看来：社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其功能非常有限。网络的虚拟交往更无法直接影响人的事业、名望和地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这些社交活动孰重孰轻，简直一目了然。在深度访谈中，这种情况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有许多中产阶层根本不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大楼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几乎从不与社区工作者发生任何关系，他们根本不知道社区组织过什么社交活动。在他们眼中，邻居在了解信息、促进事业进步等方面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与邻居或社区成员相交过密，会同时剥夺双方的私人空间，而且浪费时间。北京的访谈对象B3在谈到自己与邻居的交往时说：“平时早出晚归，不会与邻居交流，怕影响人家的生活。分析其中原因，有需求才有交往，自己都忙不过来，自然不会去过问别人的事。现在也没有什么事要邻居帮忙，邻居的事自己也帮不上忙，邻里互助的情况早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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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4）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还发现，从下层到上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的调查对象，就越倾向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而且差别非常明显。认为自己是上层的调查对象没有人不参加社交活动。从下层到中上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的调查对象，越热衷于与同事和同学进行聚会（具体数据见表4…17）。而
表4…17身份认同与社交方式的交叉分析单位：％ 同学聚会同事聚会都不参加1下层3439262中下层4943113中中层544984中上层645255上层38250自认为社会上层的调查对象，对同事聚会、同学聚会的热情就不如社会中层那么高。看来，他们更多地会参加一些俱乐部或者高级社团组织的社会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中产阶层并不热心参与社区的交际活动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国家还缺乏成熟的中产阶层社区，中产阶层与社区其他成员的关系以区隔为主，沟通为辅；二是社区的软硬件建设还相对比较落后，没有让中产阶层参与的活动平台。其实，社区的交往并不见得如当前中产阶层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缺乏实用价值的交往。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在中产阶层社区所进行的社交往往也是中产阶层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来源。
在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很少有中产阶层谈论非政治社团的活动或俱乐部的活动。很显然，积极参与社团的社交活动这一社交方式还没有广泛地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交往方式。虽然从西方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通常是某个社团或俱乐部的会员， 这种社交方式甚至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由盛而衰的情况，具体情形可参阅罗伯特·D 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文。但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而言，目前这种社会活动方式还远不具有普遍意义，尽管今后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可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在圈内有较强的影响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的多少与个体并非无关。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个体的人格特征创造的。”保罗·F怀特利：《社会资本的起源》，李惠斌、杨雪冬主编，同前引书，第53页。因此，本次研究也试图大致讨论一下个人在圈子内的影响力是否与社会资本的多少有所关联。
在调查中发现，相比于相应的非中产，无论哪一类中产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在所在社交圈中有更大的影响。数据的交叉分析显示，收入中产相对于其他中产在这个问题上更为自信；而职业中产与非职业中产在这个方面的差别相对来说是最小的（具体数据见表4…18）。这一结果与上文的相关性分析也是吻合的。在访谈中，这个问题同样有所体现。多数中产认为自己是所在社交圈各种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对自己在圈内的影响力和社交能力十分自信。
表4…18中产与非中产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比较单位：％很强比 较 强一般不强说 不 清总计收入中产4738747753371000非中产40279523119391000消费中产7532547563631000非中产4230951895361000职业中产523334718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