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层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的不争事实，而它未来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看好。而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是，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肖文涛，同前引书。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诸多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促进着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
（1）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地减少，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增加比率则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据统计，自1979～2004年的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服务业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高于94％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21809万人，净增16919万人，几乎是同期第二产业净增从业人员的两倍。 江小涓、裴长勇主编《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5页。尽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中蓝领工人的数量会大量增长，但显然由于管理的需要和技术的进一步运用，白领管理者的数量也会有明显的增长。
（2）据专家估计，我国“十五”末期市场化的程度将达到65％～70％，2010年将达到80％以上，顾海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8月13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提高进一步促进阶层的分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将造就更多的中产阶层。
（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为普通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提供了可能，也使其中的佼佼者和农村中原先的乡镇企业家和包工头有可能在城市中谋生，并成为中产阶层的一部分。据统计，到2003年为止，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率已经从1993年的28％达到2003年的405％，新华社2004年10月30日电，参见//newsxinhuanet/newscenter/ 200410/30/content_2157326htm。并且现在仍然在以每年不低于1％（东部沿海地区则达到2％）的速度增长。
（4）在2004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将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正式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其实，尽管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宪法只是一年前的事情，但此前国家推行的发展私有个体经济的政策，已经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且这一政策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02年的最新统计表明，上海的私营企业数已达1883万户，占全市的比重达到50％，户均注册资本1169万元，总资本2000亿元。而这样的令人注目的数字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上海半数企业是私营》，《新华日报》2002年5月8日C2版。而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国家推行的房屋改革政策也在事实上使私有生活资料财产的拥有合法化。在房价为全国之最的北京和上海，仅一个房改就使那些拥有地段较好地区房屋的几十万市民成为“百万富翁”。
变化之三：文化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和精神基础。在有关中产阶层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都提及了文化表征对中产阶层的重要性，事实上，英文中“Class”这个词本身就既具有阶级、阶层的含义，也具有文化上的品味和格调的含义。福塞尔：《格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前言”第1～2页。布迪厄更是提出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1984； p65能够想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和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时代，工农兵文艺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统性，不可能赋予中产阶层（即使在经济收入上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任何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另外，如米尔斯所说：“大众教育也是新兴中产阶层职业兴起的一个主要社会条件，因为这些职业需要教育系统提供的技能。”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266 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大学就学率2003年已经超过15％，现在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不过，单纯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层。从表0…3中我们能够看到，白威廉的研究证实，自1930～1978年间，中国民众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加（除了1960年代后因“文革”的开始造成下降），但他们的职业等级和收入则逐代降低。这一现象的改变发生在1980年之后，自那以后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已经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这一经济回报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为中产阶层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产阶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参见陆学艺，同前引书，第29～30页。表0…3按代际划分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 代际IIIIIIIVV年满20岁的年代1930～19391940～19491950～19591960～19661967～19781972～1978年的平均年龄5950403124平均值指数1教育年限100931351411352职业级别100939689753收入10088735743个案数（职业）84162222233294* William L Parish；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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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1）
在有关中产阶层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我们紧接着的讨论将会发现，不但在这两者之外，中产阶层还另有作为，而他们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和消费上的前卫姿态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层获得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层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地说，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在19世纪那个广袤的国土上，用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说法，既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专制危险。加之美国的联邦性质、美国的乡镇制度以及美国司法权的独特结构，使得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不但得以形成，而且能够维持下去。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ume Ⅰ（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pp288～299因此，美国的老中产阶层没有经历过欧洲同行的政治磨砺。而就美国的新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政治后卫姿态或政治上的冷漠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用米尔斯的话来说，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 C Wright Mills； op cit； p333经济社会状况的稳定使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美国的经济机构无疑比政治机构对生活更为重要，政治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同欧洲和美国相比，东亚的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一般说来，东亚“四小龙”政治的表现是矛盾的。在东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了积极的甚至是强力的角色，这使得中产阶层既有与国家或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也有依赖国家或政府通过强力实现的社会稳定发展自己的需求。在这方面，韩国中产阶层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韩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的关头，中产阶层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层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 Hagen Ko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 in HisnHuang Michael Hsiao （ed）； op cit； pp55～75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也明显表现出了政治后卫的倾向，但我们接着就会分析，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
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后卫态度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就那些通过市场改革甚至寻租方式而获得财产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的政治后卫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或党和国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联系决定的。在我们前述古德曼有关山西的研究中，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307％） 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15页。。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这部分中产阶层（主要是老式中产阶层企业主）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产阶层的另一部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新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同样是后卫的。不过，形成这部分中产阶层后卫政治态度或追求社会稳定的原因和上述老式中产阶层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并且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教养以及体面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他们对社会稳定的追求、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从其自身即所谓“自稳定性”方面来说，他们满意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并且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可以通过继续的奋斗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境况，实现新的社会流动或跃迁；从外部社会环境来说，他们的地位是通过工作—收入的模式获得的，并因此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在表0…4中，我们能够发现，与新中产阶层有关的职业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同时，由于中产阶层的一部分，如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直接从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造和传播工作，决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肯定比较容易为整个社会所认同。这样一些特点必然决定了中产阶层一方面反对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却不会拒绝社会变革，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就取决于中产阶层能够以何种速度迅速地成长起来。
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2）
表0…4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声望得分排序因篇幅有限，此处只取了前30名职业的职业声望排序，原文共刊登了81种职业的声望排序（参见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83～84页）。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