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和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享乐型休闲、对新奇事物的体验型休闲成为众多中国中产阶层个体追求的目标。Z1的休闲中，“吃饭”和“洗脚”是两项重要的内容：“我一般去得多的，比如说每周，几个朋友去爬山。爬山之后就去吃饭，吃饭之后就去洗脚。”G3更是对“吃”情有独钟：“我比较喜欢吃，以前一个人的时候，一发工资，心情高兴了，就带着钱出去吃，什么没吃过就吃什么，出去在天河城逛，累了，就在澳门一条街吃，那里差不多的东西我都吃过了。像什么比萨、香格里拉等等，我都很喜欢吃，每次可能要吃掉50～100元。结婚以后，还是爱吃，虽然与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但与老公也会经常单独出去吃饭，什么时间觉得想出去了，就会出去吃，所以可能我们比别人花在吃上的钱都要多……”
享乐消费因此是中产阶层休闲的一个重要内容。除此之外，一些原本与消费无关的简单的户外运动，在中产阶层身上也变得昂贵起来。比如Z11，她的健身方式是打羽毛球，但“打球去球馆。周末去羽毛球场打一打，一小时35元。朋友一块去。”
如此一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当中消费的影响自然加重，休闲的区域化特征也随之逐步形成，并呈现延续和扩展的趋势。如电话调查的结果所示，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区域日趋集中，旅游地、健身场馆、网络、娱乐消费场所等逐渐成为中产阶层固定化的休闲活动区域，为休闲行动的制度化提供了基础的稳定性：“这些区域化方式引导着一个社区或社会的成员在其日常活动中遵循的时空路径，反过来，这些时空路径也形塑了这些区域化方式。”稍加留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区域大多是一些随着时间与空间商品化的加剧而诞生的消费型“人造环境”，而非公益活动、自然消闲等情境。关涉中产阶层休闲制度再生产的这种区域特征，无疑令我们更深切地意识到中国中产阶层休闲系统中“消费”的举足轻重地位。
工作与休闲
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群体来说，工作既是他们创造财富的手段，又可以说是制约他们休闲生活的最大障碍。工作与休闲的矛盾自古存在，但在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体现得似乎尤为明显。
1工作的桎梏
在许多被访对象眼中，休闲似乎还是个奢侈的词汇，与报刊里高昂自得的中产形象相比，这些被访者辛辛苦苦勉力打拼的身影黯淡得令人难以置信。在部分中产阶层成员的“话语”当中，“休闲”甚至处于一种几近阙如的状态。当问及对方的闲暇生活状况时，接受我们访谈的对象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工作忙，没时间。”我们的访谈对象S8说：“好多朋友邀我们去玩，可哪有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为当事人服务，礼拜六、礼拜天要为小孩服务，是很可悲的。我接触外地来上海的，好多商人，很少有星期六星期天去玩的，只有当地的工薪阶层、白领玩的多，他们玩不是因为生活没压力，而是因为要放松，再放松。”W5说自己“很少出去玩”，因为“虽然没有人来管我们，而且我们也有假期，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工作还是在那里，不可能因为你休假就可以不做。事情总是还在那里。”W7同样常常为了工作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我是自己愿意来加班的，平时客户来来往往，接待他们时没有时间写东西，结的案子做一些后续工作，只有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平时也没有闲暇，工作之后回家就被孩子缠着，一天下来就得有个人陪他玩，讲故事啊，这啊那啊的……我几乎没有闲暇时间，非常少。有的话，最多的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带孩子出去玩。”
G7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现在赚钱倒是不少，就是没有自由。我们的加班比较多，有时有了任务，就天天都加，晚上要到十点钟，虽然公司会给加班费，但感觉很累，想出去但没有时间。”S2深有同感：“平时很忙。企业中的压力大。单位里面是每天的压力比较大，每天的任务是饱满的，实实在在的，必须完成的，加班也多……休闲对我来讲不是很大的一块。我对休闲好像没有太大的要求。”G2也说：“对呀，现在大家都在忙着生活，忙着自己的事业，没有多少时间还专门想到要出去。”可见，工作的压力不仅束缚了部分中产阶层的休闲时间，甚至也桎梏了他们的休闲意识。
在中产阶层当中，年轻人的奋斗意识更加强烈，28岁的G1自己经营着一家公司，他认为“现在这年头，闲人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在全心全力地“打拼”：“现在出去的很少，因为我现在是创业阶段，一切都很辛苦，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现在谈休闲还是很奢侈的。只能等事业搞出点名堂才能真正放下心来出去玩，现在就是出去了，心里也总是有点放不下，因为你得百分之百的投入。都是这样，刚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苦一些。现在大家都在忙，现在这年头，闲人没有好日子过了，不管什么地方，都要去打拼。”
有些职业看似清闲，可那些中产阶层个体并没有无忧无虑地享受，其最大原因仍在于工作的影响。上海一中学的女校长S1感觉自己“工作的强度蛮大的，压力也蛮大的。以前我在很远的地方上班，每天的脚步真的是很匆忙的，看电视，看香港、日本的电视，他们走路很忙的，后来发现自己也是这样，真的是很忙的。”学校的假期虽多，可对她来说却并不意味着空闲：“休息的时间啊？像我们教师还有寒暑假，双休有两天的时间，放假也蛮正常的。但我们休息的时间是不正常的，因为双休日我肯定有一天时间是要到学校来的。要处理一些事情啊，或者什么的，总归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做，总要过来看一看。学校也蛮多人在的，像英语学校在开，也有很多学生在学校里，星期六在的。还有些各种检查总归是很多的，平时也做不完，总归双休日要过来看看的。像暑假什么，反正我自己现在也没什么概念的了，真的我觉得我好像两年的暑假都没有过，都一直在学校的，因为这两年都在装修，学校都在装修，那么我肯定要来的。尽管有总务主任，但总是有些事情，因为像几百万的事情，你总归还要拍板，要决策的。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休闲的，我刚刚讲到双休日的事，还有一天在家里，在家里总归还有些家里的事情，平时管孩子已经管得很少了，家务也基本上不做，到了双休日，稍微要管一管的。”N9同样“闲”时不闲：“虽然我们不用坐班，可在家呆着也还是忙着看书写东西。真羡慕那些工人，回到家就能无忧无虑地看电视了。我要是连着几天看电视，没好好看书，就会有种犯罪感。” 这种近似宗教意识的自我苛责流露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职业精神内涵。
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5）
考察被访者的情况可知，闲暇生活易受工作束缚的多属依靠文化资本实现自身地位提升的“新中产阶层”群体，他们受制于严格的现代管理组织的成分较大，相比而言，那些拥有独立产业的私营业主阶层在休闲时间的选择上往往更加自由。江苏某车友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在谈及俱乐部活动的参与情况时，不无感慨地说：“每次活动参加的也大都是那些人（指私营业主），热情很高。对，几乎每次都来。要不然哪有时间啊，像我们。”
2权威性资源与休闲
工作与休闲的关系部分依赖于中产阶层个体占有的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相比，权威性资源的表现似乎更加隐秘一些，那些资源占有者会因此增加强烈的满足感，并以此作为区分的条件；而稀缺者却往往只从“竞争激烈”、“工作忙”的角度为此寻找解释。S2就有亲身体会：“休闲啊，怎么说呢？我觉得真的当了头以后，他就有时间了。我今年就要好一点，以前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加班。现在因为我这边人也多了，可以把任务分掉一点。”那位为自驾游西藏特意换新车的N7先生对自己能够自由参加休闲充满自豪，并以此区分于那些有钱但无闲的高级白领：“我们（经常参加自驾游活动的）这拨人要么自己当老板的，要不在单位里也是中高层，怎么说呢，就是有一定的地位吧，能自由支配时间，要玩就玩，把工作安排给下面人就行了，要不然像我们开车去新疆，去西藏，一去就是20天，哪能说走就走？那些打工的，比如珠江路那些高级白领，可能收入高得很，有的大概比我们还有钱吧，他们就不行，好不容易凑两三天假，还要老板同意。”S3就属于N7先生描述的这种白领：“我最喜欢的是旅游，但旅游最麻烦的是占时间，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管是男女，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假期有问题，去远的地方，起码四天到五天，休息一下还要三天，小公司问题就比较大，大公司可能还好一点。我在上班前旅游比较多的，到了这个公司后就很少了。”
如前所述，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有制类型、单位性质等对于配置性资源的影响非常大，也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休闲状况。S2的潇洒休闲就部分建筑在“公费”的基础上：“像去年的国庆，我是最后两天找同学开车到江西去玩的。基本上都是公费，吃喝拉撒全是公家报销，车也是公家车。” 前面提到的B8现在是香港一家高档时尚杂志的国内分社主编，以前她就职的是国家报社，所以感到休闲生活改变很大：“时间不够。这种工作就是没完没了，你永远有事儿干……以前我是财经记者，而且是国内体制，自由度很大，只要安排好，我就每个礼拜会去打两次高尔夫，天天要打羽毛球。在国内，你要说休闲，我觉得这是个管理的问题。”
由此可见，享受的配置性资源不同，对休闲本质的理解自然也不一样。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中产阶层休闲结构的构筑，影响到中产阶层个体的地位认同。从中，我们也更深刻地领会到吉登斯关于权力的论述：“权力关系通常是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根植于被那些遵循它们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模式之中，尤其是根植于例行化行为之中。”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279页。
3认知能力与休闲
在某些中产阶层个体眼中，休闲似乎还只是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他们无视休闲的稀缺状况，甚至主动向往以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换取其他资源。S13就说：“我选择（工作）的时候一般考虑薪水、福利待遇等，忙不忙事先也不知道的，而且我也不太嫌弃忙的。薪水和福利待遇觉得满意的话，多忙一点也是可以的，反而是有空的时候觉得不自在。这两天快不工作了嘛，很空，觉得不自在。在家呆着，两天、三天行的，到第四天肯定不行的。”在她的言语背后，仍潜藏着那种“如今闲人没有好日子过了”的共识，它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中产阶层初步兴起阶段所面临的现实。
但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个体开始逐步萌发出注重休闲的生活意识。上述B8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说：“我觉得（休闲）就是个态度问题……他真的有钱以后，钱确实是没有用，你想啊，钱到了一定水平后，人的精力、身体也到了一定水平了，生活的需求就那么点儿，那些钱怎么办呢？”访谈对象S7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十分痴迷，但“现在的工作、休闲态度与以前有点变化，现在常常发现想做的与实际能做到的还是有距离的，所以现在感到计划要定得现实一点，比如相对能做多少，就少做一点，做得认真一点，要留下一点时间enjoy the life 。今年忙得到书店都不要去了。自己有种ambition ，想做啊做啊。自己要想不做的话，我想也是可以的。这可能就是种职业病，很多人做business，赚钱要多，其实多得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丝毫不影响他，可他还是要多。发现这个问题感到很有意思。”
中产阶层参与休闲实践更多地建立在理性化思维的基础上，因此闲暇生活的质量与个体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认知能力的基础是包含着规则和策略的实践意识，具体包括4项因素：
（1）行动者凭借自己的社会定位所拥有的获得知识的方式；
（2）组织并表达知识的类型；
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6）
（3）与被视为“知识”的信念主张的有效性相关的情况；
（4）与可资利用的知识的传递方式有关的因素。 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170页。
通过“传播革命”，“知识分子可获得的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如今日益可以从远方的人，从地理、文化和历史上遥远的群体，甚至从死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