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消费中，这种社会区隔正在不断深入，其分化的结果将会使得社会分化不仅潜藏于财富、权力、地位等社会资源中，也外显为由消费行为、消费观念所致的生活方式上。阶层的界线不仅会越来越明显，而且会越来越外露，这种阶层分化的外部界线正是由消费对社会生活的建构——分化与整合所形成的。第五，当代城市中产阶层消费分化所导致的区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水平、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的原因所促成的，而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将更多地显示出消费观念、消费文化、生产方式方面的区隔逻辑。
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消费效应（2）
如果说以前财富、权力、声望成为阶层分界的标志还多少只是隐约可见的话，那么经由消费的阶层分化与整合所形成的社会区隔则很可能成为清晰可见的界标，而且最终由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社会区隔将会更为彻底，阶级阶层差别的隔膜可能会越来越深，而这种从童年就已经开始的阶级区隔（为子女寻找好学校）会把不同阶层的人隔开得更为完全、彻底。正是在此意义上，未来社会可能将会是一种由消费及主要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分与合所形成的“区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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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诉求：前卫镜像的背后（1）
如果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中产阶层之间多少还有一些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相同。在社会分层的两个维度上，中产阶层处于互相冲突的位置。在经济方面，他们与无产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工薪人员，他们与生产的关系相同；而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层的这种地位总是尴尬的、暧昧的，让人不置可否。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中产阶层是最为敏感的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它又往往是最为脆弱的群体，这一切都成为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对社会地位的焦虑之源。通过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的管窥，我们可以发现，中产阶层对地位的敏感以及由此而致的焦虑在当代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活动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么，这种主要基于地位诉求之上的符号消费会给中产阶层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相比，其处境有何独特之处呢？为了能够得出对这些问题的前瞻性回答，我们有必要将其置于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中。
在谈及美国的新中产阶层——白领时，米尔斯曾形象地描述了那些白领雇员们的“地位恐慌”，指出地位对他们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根据一个方面的情况虽然不足以划定一个阶层，白领雇员成功地赢得的社会尊敬却是他们重要的阶层特征之一。”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0页。伦斯基认为：“在中间阶级的成员为了控制权力、特权以及传统上属于精英阶层的其他资源而进行的努力中，可明显看出对权力和特权的第四类反作用”，中产阶层“有着一种自然的愿望，要获得对一些资源的控制，以使他们摆脱这一依赖。这不仅有希望为将来获得更大的保障，同时也保证了在当前具有更大的权力和特权。” 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页。因此，可以认为对地位、权力的追求是中产阶层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对地位的热衷与他们的社会处境有关，正如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对德国早期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的分析一样，“与民众相比，他们可谓精英。但在那些宫廷贵族的眼中，他们仍属于下等人。”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79页。而芭芭拉·艾伦里奇在《坠落的恐惧——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一书中也是基于同样的看法，并且认为中产阶层的内心生活就是缘此而生发出来的。Ehrenreich； Barbara ，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Pantheon Books；1989； p15因此，埃利亚斯认为：“没有比这一段话更能说明中等阶层意识的特征了。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敞开。和每个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一样，市民阶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不敢设想摧毁阻碍他们向上的围墙，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的那堵墙也会在这场风暴中一起倒下。” 诺贝特·埃利亚斯，同前引书，第79页。综观已有的诸多研究；中产阶层的根本特征大多都是围绕地位——矛盾的阶级位置——而展开的，但这种看法充其量只能算是西方文化背景下中产阶层的社会表现的反映。
当我们把中产阶层置于历史发展与文化差异的宏观比较时，可以发现这种对地位的诉求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却具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与可能性，中产阶层对于地位的追求以及在地位诉求下的生活与处境显现出一种两重性。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的韩国中产阶层无论如何都能称为是中产阶层的东方典型。韩国中产阶层对地位的过度关注与追求不仅有其历史文化渊源，而且在现代化背景中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莱特在其名为《追求地位：韩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形成》一书中，多次表达 “理解韩国当代中产阶层及其发展的关键是了解韩国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驱动力”。 Lett； opcit；p41由于韩国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儒教传统，韩国中产阶层效仿的是上等阶级的“品味”，因而这场阶级区隔游戏的规则是由上等阶级制定的，也就是说，中产阶层参与的是由他人制定规则的“阶级游戏”。这样，就不难理解韩国中产阶层总是表现出上层阶级的特征，“所谓的中产阶层表现出了贵族精英们习惯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按布迪厄的说法，这个阶层表现出统治阶级的特征；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出工业化社会上层家庭的特征。……把这些上层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追求地位的特征”。Lett； opcit； p224由于中产阶层的资本数量和类型总是远远比不上上层阶级，所以这将是一场难以看到结局的竞争。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韩国中产阶层必须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本，而在阶级“品味”的竞争中他们又必须消耗大量的资本。在这样一个没有赢家而且难以看到尽头的阶级竞争中，中产阶层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为辛苦和疲惫的，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好的退路和选择。这就是中产阶层在“阶级区隔游戏”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中产阶层的中庸性注定他们难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一点不论是从早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还是在米尔斯稍带悲观的观点都不存在太大争议。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层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上面，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经济政治精英，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无休止的诱惑与吸引，常常会激起他们的雄心与抱负；而在他们下面，是他们刚刚脱离、再也不想回归的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对于他们可能还是尚未远去的记忆或者不堪回首的伤痛。因此，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中产阶层都是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就其对于中产阶层存在的必要性而言，地位追求至少满足了这一阶层的社会需求。其一，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层社会流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提供了中产阶层表现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种阶级区分的过程中，中产阶层寻求一种自我实现与群体认同的社会空间，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有了中产阶层参与的印记。正是这样，所以“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层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阶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 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也就是说，地位追求释放了中产阶层社会表现的能量。其二，地位追求将形成中产阶层的“品味”或者“格调”，这可能成为他们阶层认同的方式与标志。这种品味或者格调是中产阶层热衷于时尚的结果，而社会时尚本身就具有双重作用，“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 同上引书，第88页。在地位追求的过程中，中产阶层一方面求同于人（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又树异于人（社会下层），这种两重性心理机制使得在求得阶层内部的一致性时也突显了与不同阶层的差异性，这是异质性很强甚至也缺少共同利益的中产阶层阶层认同的主要方式。因此，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层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社会诉求中的现实理性选择，同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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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诉求：前卫镜像的背后（2）
追求地位是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竞争过程，但这一过程却要以付出与消耗现有资本为代价。这对于资本还相对有限的中产阶层来说，有时可能会是一个勉为其难甚至力不从心的事，因此这种地位追求便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一，在这种没有休止的地位竞争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消耗可能会使本身就不稳定的中产阶层失去保障，从而更加脆弱甚至陷入生活困境。美国中产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体验到了这种无奈与脆弱。由于经济发展受阻，中产阶层收入减少，中产阶层正过着越来越危险的生活。不断增加的脆弱性使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申请破产。Sullivan，A Teresa，The Fragile Middle Clas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pp198～218这固然与美国许多中产阶层家庭的超前消费等背景有关，但这也是中产阶层地位追求可能带来的结果。其二，比脆弱性增加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可能愈演愈烈的地位竞争中出现的人格异化，导致一种变调的异己生活。这一点米尔斯在对美国新中产阶层——白领的描述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他指出：“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牺牲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去挣‘活下去’的钱。异化意味着厌烦，意味着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品格在生产上的挫折。” “他们必须严肃和始终如一地对待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中这样做。” 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1页。如此一来，所有的追求可能将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尔斯对于新中产阶层生活和未来所发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层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 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中产阶层的消费热情、对社会时尚的热衷固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背景，但对地位的敏感却是中产阶层的“天性”——这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正是这种“天性”导引着他们积极同时又无奈地投身于阶级区隔的竞争之中。
对于中国目前正在兴起与发展的新中产阶层而言，面临的处境与韩国中产阶层更为相似，尽管我们目前尚难以准确断言中产阶层的前途，但从新中产阶层对于其自身的职业、身份、教育等地位的标志因素的重视以及在消费中的重点投入来看，中产阶层未来的发展不会不受这种“地位驱动”式消费的影响，不管这一消费诉求的内在逻辑如何，无疑这不是完全主动与自由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的“去阶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去贵族化，去中产阶层化，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在消费上的平民化或者大众化。这样，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实际上并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在形成初期所追求的上层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将会是完全自主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意愿的。与西方国家中产阶层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层基本是与中国（当然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表现）的“消费社会”“媒介时代”同步的。如此一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本身充满矛盾与悖论的时代。他们可能不会被上层文化所导引，但却不能避免消费社会无孔不入的广告、媒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