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大众是否有智慧，股票市场实为优良范例。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小聪明，而是指那种对重大事件的洞察力。股市中包罗万象，有各色人等，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上一些重要证券市场中至少都有数万股民。由于众多投资者的多样性，由于这一离散团体的组成五花八门、看法各异，因而在进行决断时这一团体就会运用多种直觉。此外，大众团体比较有知识，信息掌握得也比较充分。当然并非所有投资者都是火箭专家，然而，他们并非都是傻瓜。他们有足够的钱进行投资，单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会依某种自然规律进行判断，作出决定。最后要说明的是，这一群股市大众完全达到了动机标准的要求，因为它在进行决断时动用的是自己的钱。这是一群狐狸，并非一群刺猬。
结果就是股票市场成了深谋远虑的老家伙。有时在最紧张的时刻，它会惊慌失措、举止疯狂，有时它还会进行非法交易，形成一大堆泡沫。个体投资者或一小帮投资者可能失去理智，但是从长线来看，整个股市基本上是理性的。正如莫洛辛所说：“我们必须小心从事，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不理智，就推断说整个股市都失去了理智。”
事实上，正是投资者怀有的极度恐惧与贪婪才造成股市的繁荣，越走越高。但是，在改变生活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总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投资狂热，比如19世纪人们对铁路的投资热，到20世纪衰退时期对科技的疯狂追逐。回首当年，即使在2000年的非理性时期，股市作为一个整体，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理性。当时科技股与网络股虚高不下，而一些过气产品的股价则被杀低到可笑的程度。对于个股而言，我认为大众并非最佳的评价者。
然而，如果我们抹去战争硝烟，挥开统计数字的迷雾，就会发现股票市场具有一个灵敏的大鼻子，它的直觉可谓惊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情况悲观，坏消息不断时，有些股市老狐狸就会这样说：“股市反响不错”，或者是：“股市反响不佳。”最经典个案就是20世纪40年代，当那场20世纪最严重的危机发生时，世界主要股市对轴心国兴亡的反应。
我认为股票市场具有独立、多样和离散的特点，它所作出的判断是以金钱利害为动机的，其最后决定是建立在集体决定的基础上的，所以，它绝不是什么乌合之众，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体。这当然不是说股市总是聪明非凡，从不出错，也不是说在短线上它从不判断失误。我是说，股市一般而言是决断正确的，我们应对其决断认真关注。对这一论点的最好测试，看它是否可以当做财富保值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一个充满惊慌与恐惧的时代。在下一章里，我要论述一下当时世界是怎样被恐惧笼罩，不安情绪是如何使股市陷入低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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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伦敦股市与战争（1）
正如丘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1940年，是我们漫长的英吉利及不列颠历史中最为壮怀激烈的一年。”这是英国所经历的最危险时期。虽然英国所遭受的最大惨败主要发生在1942年上半年，但是1940年，英国却在独自苦撑，面对入侵，孤单单地以一国之力抵挡着轴心国的全部进攻压力。它是否还能继续存在都成了一个问号。但英国人民的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大英帝国可以存续千年之久，人们仍然会这样说：‘现在才是英国历史上最棒的时期。’英联邦的巍峨金堡是坚不可摧的。”
回顾历史，卢卡奇以更精准的眼光写出了《大决战》一书。在书中，他生动地阐述了纳粹与英国之间的最关键一刻，双方战争的最重要一点，就是1940年5月10日~7月31日。这是德国和英国生死存亡的决胜点。希特勒知道他必须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建立空中优势，并将这种优势延伸到英国南部海岸线，从而确保入侵计划的成功。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这成了一种个人之间的决斗，是两个杰出男人之间的搏杀，一个是丘吉尔，另一个是希特勒。到最后，是希特勒先眨了一下眼睛。我们看一看《金融时报》所登载的1929~1945年长线趋势图（见图4–1），就可以看出伦敦股市是多么奇妙，它对整个战局完全了如指掌。1940年春末，它急转直下，因为此时德军闪电战摧毁了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盟军。荷兰、比利时和丹麦数日之内就举旗投降，德军装甲部队和斯图卡轰炸机击溃并解除了法军的武装。英国远征军是由英军精英旅团所组成，这时几乎陷入绝境，只差一点就要被包围歼灭了。谁也没想到奇迹会发生：英军从敦刻尔克成功撤退，使远征军免于灭亡。
6月，当英国军队自法国退回国内时，英国远征力量又拼凑到了一块，整个英国开始为反击入侵作准备，股市再次跌到1942年大萧条黑暗时期所创的最低值，用术语来说就是划出了一条粗大完美的双底线。接下来，随着不列颠之战在夏日夜空响起隆隆炮声，德军开始大规模集结作入侵准备，股市却稳定下来。到了1945年八九月，股价随着空战进行略有回升，根本不管这时皇家空军处境多么艰难。也许这是英国投资者受到了丘吉尔演说的鼓舞，也许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英国反正不会失败，肯定不会被征服，结果，股价就在震荡中攀升。
那个夏天和秋天出现的英国牛市，当然不能算是合情合理。许多伦敦和美国的股评大师都深感失望，但是市场明白道理何在。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1940年夏天，在被占领的欧洲，有许多人带着充分的理由相信德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希特勒要永远统治欧洲，所以，他们以此信念为根据进行炒股。
请再看一看图4–1，就是伦敦股市的走势图，我们会非常有兴趣地看到股价在1941年秋，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又上涨了，但是，不久又随着盟军在1942年年初的失败与损失而大跌。毋庸讳言，1942年也是令人肝肠寸断的一年，但是也正是那一年，美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争，英国再没有亡国的担心了。问题是到底有多长时间，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赢得最后的胜利。市场这时表现出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反击轴心国的斗争在全球展开，而战争本身也打开了大英帝国的巨大裂痕。而且还要指出，赢得这场斗争的代价是如此高昂，到了战争末期，英国已经变得一贫如洗，实际上已经破产。
第四章 伦敦股市与战争（2）
黑暗时刻的掌权者
1939~1940年沉闷的冬天刚过，还有那“假装的战争”结束之后，德军于1940年春全力发起进攻，攻破所谓“低地国家”和法国的防线，以令全世界震惊的速度摧枯拉朽，横扫千军。温斯顿·丘吉尔于1940年5月10日当选英国首相，同日英镑创下了新低。这个好勇斗狠、有点儿浪漫气质，同时还有点先知先觉的英国人，打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就一直警告人们，纳粹德国有多么危险。多少年来，他坐在英国下议院，仿佛就是英格兰的良心，犹如议长头上挂着的那只大钟，滴答滴答地告诉人们他们在浪费着多么宝贵的分分秒秒。奥登捕捉到了当时忧愤沉郁的气氛：
在幽幽黑夜的噩梦之中，
欧洲所有的狗都在喑喑而鸣，
所有的残存之国都屏息而待，
看那恶犬的仇怨会销断谁魂。
然而，丘吉尔所警告的大难临头，说德国人一心复仇，所以英国必须重新武装，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英国人对荣耀的热爱，对爱国主义的激赏，早已消失在佛兰德斯那潮湿的、血淋淋的战壕中。有时候，丘吉尔在表达自己的忧虑和担心时，会遭到众人的诘难。早在20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就举行过专场辩论会题为：“决心已定：我们再不会为国王与国家而战。”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赞美帝国征服的国歌是丘吉尔最喜欢唱的，现在却无法再感动其他人的心灵：
年轻人，是女王的士兵，
他们也曾年轻，他们也曾看到年轻人，
为英格兰的荣誉而战，年轻人，
是她那普照世界的荣光让我们欢喜歌唱！
深受经济困扰的领袖
这时候，丘吉尔已经因能言善辩而闻名，但是他那刻毒的舌头和妙语连珠也得罪了许多人，有一回，当他参加晚宴时，与美丽而思想开放的阿斯特夫人激辩政治问题，气得那位夫人这样对他说：“丘吉尔，如果我是你的妻子，我就要在你的咖啡里下砒霜。”他回答说：“阿斯特，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宁可喝了它。”他的机智就是这样的尖酸刻薄。还有一次，在晚宴上，身材肥胖的工党议员贝茜·布拉多克与丘吉尔碰面，丘吉尔不喜欢她，她也曾多次向丘吉尔发难，这时她大声叫道：“温斯顿，你看你又喝醉了，你一喝醉就显得更讨厌了。”丘吉尔打量着她，回答道：“而我必须这样说，布拉多克夫人，那就是您长得真丑，明天我会酒醒的，而您却还是长得丑。”
还有一次是跟安奈林·贝文发生的事。贝文是工党领袖，同时也是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某天，他在下议院议员专用的男卫生间里，这时丘吉尔进来了，离他很远。贝文问道：“我们俩今天是不是有点冷战状态啊，温斯顿？”“不，”丘吉尔回答道，“这只是因为你们不管看见什么东西，都一心要把它收归国有。”
贝文接受不了丘吉尔式的幽默。他曾这样说过：“他是青春期类型的……活泼好动、爱摆样子的思想家。他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十七八岁大男孩的价值观，只不过他用自己的成熟口才将它们表现得好像是成年人的判断。”另一位工党对手克莱门特·阿特利（丘吉尔曾形容其为“披着羊皮的羊”，还有“一个谦虚的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谦虚”）曾这样说过：“温斯顿身上有50％的基因是天才，50％的基因是大傻瓜。”
第四章 伦敦股市与战争（3）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期，为了维持生计，丘吉尔不得不到美国和加拿大去演说挣钱。他讨厌那种没完没了的招待会，有时连一口鸡尾酒都喝不下去了。有一次在加拿大发生了一件事，忙完了一天之后，他跟一帮人漫无边际地聊天，其中有一位趾高气扬、口若悬河的主教。这时，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侍者朝他们走来，端着一盘雪莉酒。丘吉尔拿起了一杯，然后她把另一杯递给主教，主教顿时惊得瞪大眼睛，愤怒地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年轻的女士，我宁可去通奸，也不会喝一杯酒精饮料。”一听此言，据说丘吉尔马上就朝那个女孩招手：“请回来，小姐，我刚才不知道我还可以选择呢。”当然了，他是开玩笑的，不过这个故事马上就流传开来。
不管机智也罢，幽默也罢，丘吉尔此时深受严重财务危机的困扰，这一点威廉·曼彻斯特在他写的传记《最后的雄狮》一书中有过详尽论述，丘吉尔的生活方式奢华讲究，从不在意金钱，到了1938年，他的演讲费和稿费已经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尽管他曾经当过英国财政大臣，然而在股市的丛林中，他完全是个小毛头。1937年年末，他被股市复苏所蒙骗，将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投入美国股市。在前往美国演讲的旅途中，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极为天真可笑的信：
最近，我的经济情况有点不好。在我来此之前，哈里·哥文勋爵问我是否可以在机会来到时，不用打招呼就用我的账户买股票。我回答说，我永远可以找到2 000~3 000英镑。我的意思是这是我们的投资极限，可以全部拿去炒股。他显然把这些当成了我要投机去赚取更多利润的底线。于是，他购进了我限额10倍以上的股票……所以你看，我们几周之内多少收回了一点损失，也算一小笔财产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松了一口气，把一件烦心事丢到了我的脑后，也丢到了你们的脑后。
到了1938年3月，随着纽约股市暴跌，丘吉尔不但赔个精光，而且还欠了维高达证券公司18 000英镑，在当时那是一笔天文数字。情急之下，丘吉尔差一点儿辞去国会职务，不过最终他还是改了主意，想变卖自己在查特威尔镇那幢心爱的房子，还有80英亩的土地，希望能换到25 000英镑。英国一家恶名昭著的小报恶意地把这事捅了出来，宣称丘吉尔总是批评政府，没有能力平衡预算，现在他自己连家里的预算都平衡不了，眼看就要破产了。
最终，丘吉尔的天赋使他免于破产。正如W·H·奥登描写的那样，他是“富婆的牧师”。不过他的健康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佳，已经每况愈下。几位有钱的朋友向他贷款，以他的财产作为抵押，查特威尔的房子得救了。他的新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