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存在了。
不仅对待八路军如此，就是对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也同样采取明哲保身的做法。1941年5月，日军集结6个师团又2个旅团的兵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战火对阎来说近在咫尺，阎锡山本应积极配合作战，或从敌后侧击日军。可是，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避而不战，晋绥军第43军军长赵世铃刚交战，即率部逃往浮山塔儿山，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损失7万余的兵力（阵亡万，被俘万）。
阎锡山这种静坐观战的做法，主观上是为了保存其实力，但是，客观上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不仅对整个抗战不利，就是对晋绥军也是不利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避战待机（2）
因为，日方并没有因阎锡山的避战而放弃对阎的军事攻击，就在中条山战役结束半年后，日军于1942年2月中旬集中五六万人，由乡宁至孝义，大举向晋西围攻。于是，阎锡山又被迫进行所谓的“晋西大保卫战”。4月8日，他在克难坡洪炉台前举行“民族革命根据地大保卫战集体宣誓大会”，誓词如下：
今天是革命时代，我们负担革命任务，为民族求生存，为人类谋幸福，我们应尽绝大的努力，应抱绝大的牺牲，以完成此光明神圣的革命任务。中国文化是仁与义，处常重仁，处变重义，今天我们是为革命大义而牺牲，为民族生存人类幸福而奋斗。今天就全国说，一隅尚存，即有抗战之所；就我们说，失掉晋西，即无革命之地，我们应集中力量，破釜沉舟的为革命大义而奋斗。地球的历史甚长，人类的生存期较短；人类的生存期甚长，个人的生存期较短。唯革命的精神，可与人类相辉映，可与地球相始终。我们以革命的牺牲精神，完成革命的种子，岂止今天的成功确有把握，将来的发展更属无量。我必以革命大义领导组、政、军、教全体同志，誓以革命牺牲的决心，求得革命的成功，愿共勉之。
宣誓后，阎锡山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提出打死一个日本兵赏洋100元，并且派遣铁军委员到各部队中督战，规定凡不经铁军委员会同意，部队主官不得发布退却命令。
由于阎锡山的鼓动，以及日军的轻敌，阎军在孝义县宋家庄、汾阳华灵庙等战斗中给日军以较大打击。仅宋家庄一战，阎骑兵与敌激战两昼夜，将千余敌军击溃。5月中旬，暂编第37师向汾城之侯村、盘道、南西城、高庄等据点夜袭，攻占上述据点。6月8日，敌以数倍于我的兵力进攻第37师第8连驻守的滑岭庙阵地，在危急关头，连长彭永祥遂自告奋勇与排长、士兵30人组成“活炸弹”队，向敌逆袭。据该师师长史泽波回忆：“在前进中，有一组6人，被敌人发觉，扫射来一排子机枪子弹，6个人都负了重伤，不能前进。其余24人飞步冲入敌阵，白刃相接，胶着一处，这时彭连长高呼：‘活炸弹拉火！’随着呼声，壮士们身上带的手榴弹一齐炸开，轰然一声，震撼山谷，敌我同归于尽。” 战后，二战区为纪念24壮士，将滑岭庙改名为华灵庙。6月10日，日军1000余人由河津、稷山围攻稷山之黄花峪，第83军以一个营的兵力，打退了敌人6次冲锋，激战至次日晨，歼敌300余人，守军伤亡150余人。
这是，阎锡山继1939年“冬季攻势”之后，被迫对日军进行的唯一一次规模作战。
6月中旬，阎锡山为了征收夏粮，派汉奸白太冲侦察汾阳日军动静后， 就令骑兵第1师第1团团长何琨生率部进驻平遥净化村，随后又派骑第2师第2团团长韩春生率部进驻介体县中街村。这两个村子虽属两县（今都划归汾阳县）所管，但相距仅10余里，可相互策应。
不几日，阎锡山为抢征夏粮，又派骑兵第4师师长陈济德率部前往净化村及其附近，“突击粮食”，并召温怀光至克难坡，军长职务由骑兵第1师师长赵瑞临时代理。赵瑞得知，日军也向汾阳、介休、平遥等地增兵，深恐陈师等部遭日军包围，负指挥失当之咎，便直接通知陈师等星夜撤回孝义。阎锡山闻讯后对赵瑞擅自移动兵力极为不满，急令温怀光驰回孝义。温即令赵派何琨率部再往净化；令骑第2、4师各派营以上兵力，分驻中街、王智等村；并令各部连夜在村外构筑外壕和防御工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避战待机（3）
7月初，温怀光又派赵瑞率两个营前往净化指挥“突粮”。阎军的接连增兵，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也开始向净化周围据点增兵。赵瑞乃分别电报温怀光、赵承绶、阎锡山：“净化地区随时有被日军歼灭的危险，不宜驻兵，请裁夺！”岂知阎锡山令温怀光回复赵瑞：“‘突粮’第一，生命第二，没有命令，不得擅自移动！”而且，阎锡山令温怀光于12日续派新任骑兵第4师师长杨诚、副师长何炳和骑兵第1师副师长段炳昌等到达净化。
7月13日拂晓，日军对中街、净化突然发动进攻。汾阳、张兰之敌约3000人，在十几辆坦克的掩护下，将中街村四面包围。同时，另一路日军将净化至孝义间的交通截断。这样，中街、净化两地的阎军自顾不暇，自然无法相互策应。
中街村的阎部坚守阵地，沉着应战，至下午村西北角的外壕被敌打开一个豁口，冲进一股敌人，双方展开巷战。敌人竟施放催泪性的毒瓦斯，守军突围出村，日军占领该村。
日军占中街之后，于当日黄昏向净化发动猛攻。杨诚、段炳昌见势不妙，“自告奋勇”出村同日军交涉。不料日军将其二人扣留，并逼他们带路，骗开寨门（村外壕内设有寨门），将赵瑞以下官兵全部解除武装，押往太原。后经苏体仁从中斡旋，将被俘阎军改编为“山西剿*”，赵瑞、杨诚分别任第1、2师师长。
加强“同志会”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为了加强辖区统治，巩固日益动摇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加强“同志会”组织，使其逐渐成为第二战区统一领导组、政、军、经的政治组织，具有总裁一切的权力。
1940年2月，阎锡山对“同志会”执行部实行改组，以李江为总书记，席尚谦为副总书记。“同志会”干部训练所也由李江兼主任，加紧训练大批干部，将原来为期一年的训练缩短为3个月。并且规定“同志会”区县分会的干部，必须由干训所毕业，方可分派工作。
阎锡山由秋林返回晋西，移驻克难坡后，特别注意加强“同志会”的组织，赵戴文以精建会名义，组织“明德学社”，每日下午在“实干堂”前，为各级干部讲《大学》、文天祥的“正气歌”等，鼓励其安心抗战。同时，选择优秀者在阎锡山面前集体宣誓，发展为“同志会先锋队”（简称“同先”），并在执行部设立“同先指导委员会”，由李江任主任，张豪若等实际负责。
阎锡山还积极发展“基干”，要么亲自在高、中级干部中指定，要么令高干介绍，只有少数是由“同先”中选拔的。参加“基干”手续更为严格，不仅要在阎锡山面前宣誓，而且还规定遵守“五要”，及甲种、乙种纪律， 以便将“基干”牢牢控制在手中。
不仅如此，阎锡山把以前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的安抚赈济团、政治突击团、精建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加以甄别、配备、调整，一律改为“同志会”区、县分会。并且在各区、县分会中，又派专任组织特派员。这样在山西省军政、经济、教育各部门中，普遍而系统地建立了“同志会”的分会、支部、特分会、特支部。
9月，阎锡山再次改组“同志会”执行部，由原精建会办公室主任斐琛任执行部总书记，原执行部第二组组长李培德调为副总书记，由杨怀丰任精建会办公室主任。并将执行部由秋林南薰沟移克难坡办公。不久，阎锡山又设立组织领导研究组，以张世明为组长兼执行部副总书记，以组织组长白志沂兼执行部副总书记，李江专门责任指导“同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避战待机（4）
1941年，阎锡山将“同干”改称“基干”。后因统治集团内部军、文两派争夺“同志会”的领导权，阎锡山将执行部总书记制改为高干驻会制，取消正副总书记，设驻会高干7人，由赵承绶、王靖国、梁化之、薄右丞、孟际丰、杨澄源、裴琛为第一届驻会高干。3个月一轮，第一轮推赵承绶、王靖国、梁化之3人为常委。王、梁二人避嫌不出席，赵遂独任其事。执行部的下属机构，也相应改变：秘书处主任李培德；组织委员会主任张翼；军政委员会主任白志沂；行政委员会主任严廷飏；理论委员会主任刘杰；宣传委员会主任张一善；训练委员会主任杜任之；计划委员会主任孙慧西；干部管理委员会主任杨贻达；革命生活社主编张养田（注：以上各会均由驻会高干领导）；干部委员会主任杨怀丰；基干通讯室由高瑞岚负责；敌工委员会由杨贞吉负责；铁军组织由王靖国负责。上述各会均由阎锡山直接领导，事务方面的问题，则由驻会高干代为解决。
1942年7…10月间，阎锡山将“同志会”执行部各委员会合并或取消，在驻会高干领导下设如下小组：秘书处，主任李培德、副主任何得福；组织组，组长白志沂、副组长李正庸；军事进步保证组，组长张世明；行政进步保证组，组长薄右丞、副组长严廷飏，委员续汝楫、杨怀丰；干部管理组，组长杨贻达、副组长郭任民。
此外，阎锡山还将干部委员会主任委员采取轮流制，每3个月由干部委员选举一次，并设驻会委员二人与主任委员组成领导小组，变直接领导为驻会高干代阎领导。这样既保持了其对“同志会”的控制，又可避免直接干预“同志会”具体事务之嫌。轮流制从1942年11月至1944年1月实行了3轮。1944年2月，轮流及驻会制取消，杨怀丰又重任主任委员。
阎锡山在发展“同志会”的同时，于1942年11月及1943年11月，通过“同志会”对晋西各县人民进行普训，普训内容主要为“会长传略”及阎手编的普训课本。
1943年2月16日，即“同志会”成立5周年纪念日召开“基干同志第一次全体会议”。“同志会”成立5年未正式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因而，阎锡山宣布：“会员是同志会的股东，‘基干’同志是股东的代表，在同志会会员代表大会未能召开之前，‘基干’同志全体会议，可以代表会员代表大会行使职权。” 所以，这次“基干”全会代行会员代表大会职权。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基干同志的组织和纪律；会长阎锡山副会长赵戴文为终身制；高级干部及干部委员，经过基干全会选举，对基干全会负责，其候选人由会长提出，选出后再由会长核定；以洪炉歌暂代“会歌”，以地球上加锄头和枪支为“会徽”，会的颜色尚绿。其中高干及干部委员，均由阎锡山提出与核定，使其直接控制“同志会”合法化。
会议还决定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基干工作委员会”（简称“基工会”），选举严廷飏为主任委员，焦光三、朱世昌、高辛农、郭铭新、王增醴、李正庸为委员，并由阎锡山指定杨贻达、杨怀丰、刘杰、邓励豪为兼任委员，该委员会，在组织方面由阎锡山直接领导，行政方面由驻会高干领导。
从此，每年2月17日召开“基干同志会全体会议”。从1943年至1949年共召开37次。“基干”同志发展到正式“基干”约700人、后补“基干”约200人，共计900余人。 。。
三、避战待机（5）
1945年2月16日，“同志会”在吉县召开“基干同志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阎锡山一反常态，一改过去完全由他指名决定办法，而要在基干全会实行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民族革命同志会执行部责任会议各责任高干；各区统委会的负责高干；民族革命同志会工作委员会，干部委员会等负责人。阎锡山希望将梁化之选到同志会工作委员会，出乎意料的是选举结果却将梁选为开展高干，而将李江选为组织高干，负同志会工委会之责。阎锡山觉得没有得到自己的预想结果，便叫来李江、王靖国等大声训斥道：“我以为等我死了以后，你们造反，不料我活着，你们就反了！我教你们组织起来革我的命，我阎某不是妇人……，”继之声泪俱下。王靖国等恐惧万分，当即跪下相求道：“我们有甚不到处，会长教训好了，如此言重，实甚惶恐”。经再三解释，阎才渐消怒气。
事已至此，只好由基干全会秘书处另行布置选举，仍由阎锡山提出候选人名单，交各小组讨论。其候选名单如下：
民族革命同志会执行部责任会议：首席高干，杨爱源；责任高干，孙楚、王怀明；行政高干，李江；兵农高干，薄右丞；军事�